鲁迅力挽狂澜，助力野草书屋

振兴中华，“首在立人”。从鲁迅留学日本时提出这个命题开始，他一生致力于思想启蒙与文化建设。“立人”的途径，对鲁迅来说，除了前半生的教育活动，绝大部分是著译与编辑。

鲁迅著译的出版，按关系的亲疏，依次是北新书局（一度曾称青光书局）、未名社、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奇怪的是所谓大书局，比如“中华”、“世界”等等，与鲁迅都没有干系。鲁迅早年翻译的《北极探险记》，曾投商务印书馆，竟遭到编辑的一顿臭骂，“说是译法荒谬”，连那书稿也丢进纸篓里了。后来他们才陆续出版鲁迅的小说《怀旧》、翻译小说《工人绥惠略夫》等。由这个蹊跷的现象，可以看出鲁迅当年并不在“主流文化”之中。“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安在？”（《摩罗诗力说》）对于鲁迅这位寂寞孤独的荷戟者来说，来得亲切的还是“五四”中涌出的学生办起的书局了。

新潮社李小峰办“北新”，既得鲁迅鼎力相助，也得鲁迅的时常盘桓，它出版过许多鲁迅的著译，后来虽因版权双方产生龃龉，鲁迅对这个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作用、几度为军阀查封的书局，大体还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不过再也经不起风浪的李小峰进入“守成”的局面后，与鲁迅在精神上是疏远了，进而他唯恐与现实政治相接触，出书不超出大、中学校参考书及儿童用书的范围，“北新”失去风光就在所不免了。鲁迅叹为“大大的失策”，以为“如果他坚持早先立场，倒是一个为了文化服务、令人敬佩的书店”（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另一个未名社，鲁迅曾说他的书稿，是“除未名社是旧学生，情不可却外，我决不将创作给予别人”，而一定要给“并非势力之交”的“北新”，未名社鲁迅寄予的关怀其实是不下于“北新”的，不过后来都让鲁迅失望了。

上海过去一直是中国的出版中心，所以鲁迅定居上海后，与许多书局打过交道：“合众”、“同文”、“兴中”、“联华”、“文生社”、“群众图书公司”、“湖风”、“大江”、“神州国光社”、“生活”、“良友”、“开明”等等，此外还有鲁迅自己开办的书屋。

鲁迅自己办店，原来在广州就有一家北新书屋。那时鲁迅任教中山大学，“以为广州的文坛太寂寞了，想‘挑拨’一下，从外面运些家伙来”，这“家伙”就是“批判的武器”—书籍，其中多是“北新”出版的，所以这个小书店就叫“北新书屋”，坐落在广州芳草街44号楼上，在1927年3月25日开张，那正是历史大剧变的前夜。不久，形势恶化，鲁迅经营书屋恐怕也非其所长，他自己也要离开广州，就把书屋盘给一家共和书局了。到了上海，“我自寓沪以来，久为一班无聊文人造谣资料，忽而开书店，忽而月收版税万余元，忽而得中央党部文学奖金，忽而收苏俄卢布，忽而往莫斯科，忽而被捕”，以至“老母饮泣，挚友惊心”(《鲁迅书信集》），不过有一点不能算“造谣”，就是开书店，只不过这个书店又叫做“书屋”。说来今天很难相信：居然有这样的“傻子”，开书屋不指望赚钱，而是甘心倒贴钱，为什么？抵制文化专制主义！还是“首在立人”的宗旨！这就是“三味书屋”。(www.xing528.com)

创造社的成仿吾讥讽鲁迅“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可是天下哪有这样的“闲人”，异想天开，从拮据的生活费中拿出“一千资本”开书屋？三味书屋没有门市部，没有编辑部，没有工作人员，有什么？有鲁迅！编辑、翻译、校对、装帧设计、跑印刷厂、接洽代售……就是他一人，还有许广平的从旁协助，如是而已。鲁迅“开书店”，“闲暇”何在？

《三味书屋印行文艺书籍》的广告也是鲁迅亲自创意—“敝书屋因为对于现在出版界的堕落和滑头，有些不满足，所以仗了三个有闲，一千资本，来认真介绍诚实的译作，有益的画本，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宁可折本关门，决不偷工减料。……编辑并无名人挂名，校印却请老手动手。因为敝书屋是讲实在，不讲耍玩意儿的”。坦诚、无华，是鲁迅的做派。这三味书屋，出版“诚实的译作”，有《铁流》、《毁灭》，两本书一下来，资本已经亏损，可怜鲁迅“两书皆自校自印，但仍为商店所欺，绩不债务”，鲁迅怎么能玩得转上海滩的生意人呢？后来存书折半价打发光了。“有益的画本”，这有《士敏土之图》、《引玉集》、《凯绥·阿勒惠支版画选集》、《死魂灵百图》。

“三闲”倒闭了，鲁迅不甘心，又帮助“北新”的员工费慎祥开办野草书屋，鲁迅为其贷款、看稿、做广告，实际上就是“野草”的后台，有篇广告也是鲁迅所撰：“投机的风气使出版界消失了有几分真为文艺尽力的人。三味书屋曾经想来抵抗这颓运，而出了三本书，也就倒灶了。我们只是几个能力未足的青年，可是要再来试一试，看看中国的出版界是否永远是这么没出息。”

“野草”也是一家“皮包公司”，一切事宜都在费慎祥的住处进行，由于资金乏，“野草”出的书几乎都是由鲁迅来垫付印刷费用，这有《萧伯纳在上海》（鲁迅还事前申明：书不赚钱，他就不要编辑费。这书是鲁迅与瞿秋白编的。如果亏损了呢？他还可以垫付）。后来“野草”易名联华书局、同文书局、兴中书局，总算是从“书屋”扩大到“书局”了，这也是因为鲁迅的著译在“文化围剿”中一再被查禁，“野草”一看就会联想鲁迅的同名散文集，“野草”出版物鲁迅作序也在碍眼之列，所以变出不同名目的书局，继续与统治者周旋。鲁迅晚年的著译也大多由这个书局出版，为了这个阵地的维持，“只要印得书，在读者中间得到传播，即算是对敌人示威的目的达到了。故由费慎祥出的书，从未结算过版税，甚或自己贴出纸张、印刷费亦所甘愿”（许广平《鲁迅回忆录》）。鲁迅就是这样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