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全国已经有了许多读书俱乐部之类的组织,有的出版社也附设一个读书会。这对读者来说,都是好事。旧上海闸北宝山路三德里这个弄堂里,也有一家上海通信图书馆,是1921年几个青年文学爱好者创办的。这些小职员、小店员用“赔本贴功夫”的精神,每天下班后就去为读者义务服务。它的业务即是向全国广大读者通信借书,使读者只需花些邮费就可以读到自己愿意看的书,这些书或者无力购买或者无处索寻,“一封信来,书立即邮去,书读完寄回,一律无偿,也无担保,这样办了五年,借书人遍布全国,甚至胡适也当上了会员”。大凡这家小小图书馆里的书,都是用以传播革命进步思想的,后来国民党政府竟以借书不要钱就是实行共产的罪名把它查封了。
“三德里”大概现在已经失去原貌,它却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个见证。“通信图书馆”业务兴旺时,曾与世界语学会合租了一座A·16号的小楼,不久,创造社脱离了泰东书局和光华书局,开办《洪水》的创造社同仁不满出版社的保守,欲由作者与读者一道协力推进出版事业,便索性自办出版部,以每股5元募集股金,这就是创造社出版部,营业部也在三德里的A·11号。一家“通信”,一家“出版部”,成为毗邻,不远处,又是“商务”编译所以及东方图书馆,这倒是一道靓丽的沪上文化风景线。彼时出入的众多的“小伙计”,郭沫若、郁达夫之外,有“云南豪士慷慨悲歌的柯仲平”、“自称唯美派的叶灵凤”、目标“新流氓主义”的潘汉年以及周全平、周毓英、邱韵铎等,“通信”则是恽代英、应修人、楼适夷、谢旦如等,以地邻又兼股东,两家打得火热,那是一个青春激情、政治与文学“两小无猜”的年代。A·11号里,潘汉年与叶灵凤两位“唇红齿白”的文学青年办起《幻洲》的半月刊,上部由叶负责,名叫《象牙之塔》,下部由潘负责,名称《十字街头》,那也仿佛合了他们以后的命运,叶灵凤写小说,画琵亚兹勒式的线条画,终在“象牙之塔”内,潘汉年徘徊政治与文学的“十字街头”,终于惊鸿掠影而去,成为秘密战线上神出鬼没的地下工作者。
创造社出版部这家老书局在血雨腥风的“四一二”政变后变为江南书店,“小伙计”如周全平还开了西门书店,那时为了招徕读者,已经时兴所谓“文艺咖啡座”,西门书店门首的霓虹灯就闪烁着“西门咖啡”四个字,这也是效仿张资平的乐群书店的。“西门”后来转给他的职员、“通信”成员的谢旦如,这就是“公道书店”了,“公道”就是它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广告。
谢旦如是“湖畔诗社”的成员,出身席丰履厚的钱庄家庭,但他不捞钱,却专爱做些傻事,如“通信图书馆”的通信借书,如“新书推荐社”的优待社员(只要花5角钱订阅《出版月刊》全年,即享受所荐新书的八折优待。今天各地的读书俱乐部还做不到这点),如“书报邮售社”为各地读者的竭诚服务(甚至包括了各地陆军监狱与反省院的难友),他的“公道”、“西区”、“金星”几家书店,也是鲁迅、冯雪峰以及“左联”等出入活动的场所。说老书店,不可遗漏这些“山不在高”、“水不在深”的小书局和小书店。(www.xing528.com)
谢旦如一生淡泊自守,忠厚待人,他不仅是几家书店的“小开”,也是涉入革命机密与杀头危险的忠良之士,如瞿秋白的隐居养疾,方志敏手稿的收藏与印刷、党内文件与刊物的传递和保藏等等。然而岂能料想,这样一位有功于革命且不畏身家之祸的厚道人,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几欲精神崩溃,这就遗下一个新故事:
谢后来任上海鲁迅博物馆顾问、副馆长,60年代初受到冲击。一日,谢患病卧床,有领导前来探病,奉赠一筐市场上绝难一见的新鲜鸡蛋,及领导嘘寒问暖离去,谢端视筐中鸡蛋,是新从乡下收购来的,每只蛋上标有数字。谢凝视既久,忽惊诧万分,原来,他从筐顶蛋上的数字中拼出了1、4、5、8、6—这是索命的“一死无不了”呵!神经衰弱的谢旦如以为受了密诏,急吞安眠药,幸不死,然终怏快故去。(见《适夷散文选》)
潘汉年、谢旦如……几多老书局的人物,几多凄凄“新故事”。当年,创造社《洪水》以其封面上撒旦大发洪水的奇异画面,令十里洋场的看客为之一震,“小伙计”们大概绝难料到:旨在“破坏”的“洪水”在吞没了他们嫉视的人间罪恶后,泛滥的“洪水”还会吞没他们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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