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东书局旧踪：拒绝烂污书，出版名人著作

亚东图书馆打的牌子是图书馆，却是一家出版社，老板是汪孟邹、汪原放叔侄。汪孟邹竟有这样一句名言：“与其出版一些烂污书，宁可集资开妓院。”（吉少甫《亚东图书馆的盛衰》）不要以为汪孟邹办书店伤了心，要转业开妓院，这是一句气话，也是代表有良心的老书局说的一句伤心话。

“亚东”出书是有品牌的。比如标点本旧小说，鲁迅就说过：“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一门特长的，这才做得好。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又比如“五四”思想家的诸家《文存》—《独秀文存》、《胡适文存》、《孟和文存》、《吴虞文录》等，今天还在重版嘛。

不过“亚东”当时也遇到过盗版的苦恼。辛辛苦苦搞标点，请知名学者作序，考证版本，用最新的装帧设计来出版，“四大名著”以及《儒林外史》、《镜花缘》、《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三侠五义》……除了汪原放、汪协如来标点，又动用了俞平伯，没想到市场上一见好，盗印翻版上下其手，既不付版税，又不付稿费和其他开支，加上毁灭性竞争的“一折八扣本”（打一折，再扣去八折），“亚东”还吃得消吗？(www.xing528.com)

另一个麻烦更加无奈，“亚东”的书先后遭到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的查禁。“书店是不能不陆续印行新书和杂志的，所以还是永远有陆续被扣留、查禁。甚而至于封门的危险”（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亚东”出的陈独秀、瞿秋白、蒋光赤等人的书自在查禁之列，还有牢中的郑超麟、王凡西等“托派”的书。“亚东”常以顾全感情接受受难朋友的书稿，这些生活困苦的朋友“时常要来借一点钱，可是到后来，会拿一本稿子来还账，所以收稿，有时不免要带一点感情的作用”（汪原放《亚东图书馆简史》），直到1953年2月封门歇业。

“亚东出版认真，不肯苟且，一半由于个性使然，一半也是许多朋友，如章行严、陈仲甫、胡适之诸先生督促之力”（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个性”，是有名的“徽州骆驼”精神；“朋友”，是它有幸灌溉思想大师的恩泽。汪孟邹办上海“亚东”、芜湖的科学图书社，得陈、胡有力支持，“亚东”也是陈独秀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秘书长时一手促成的。按常情，都督府里是自家人，安排个职务是易如反掌，“我到安庆去，都督府里许多朋友都劝我出来做事，有的要我去拿一个税局，有的要我去做行政方面的事”，可是陈独秀都“大不以为然，一定要我回芜湖做生意。他和文蔚商量，要帮我的忙，凑点股子，再到上海开书店”（汪原放《亚东图书馆简史》）。为什么？“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恪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倘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如何“最后之觉悟”？当然离不了开书局，办报刊，向国民传播新思想。1913年“亚东”成立，本来还“缩在弄堂里，不上马路”，是陈独秀极力主张“上马路”，又推荐其经理北大出版部的书籍，及至“五四”前夜，“亚东”的作用已非同小可了，汪孟邹给胡适的信中就提到：“近来《新潮》、《新青年》、《新教育》、《每周评论》销路均渐兴旺，可见社会心理已转移向上，亦可喜之事也，各种混账杂乱小说销路已不如往年多矣。”（《胡适来往书信选》）孙中山千愁百结中喜见新文化运动涌起，由衷感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起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于是令朱执信将“商务”居然拒为代印的《孙文学说》及将创刊的《建设》与“亚东”接洽出版，“亚东”欣然从命。“亚东”的前身科学图书社刊行了陈独秀主编的《安徽俗话报》，“亚东”还接刊章士钊反袁的月刊《甲寅》，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新诗《尝试集》，使它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与“泰东”分享了新文学出版的半壁江山，只是后来一再被不法书商盗版所坑，又为国民党“审查制度”逼为“孤哀子”，“亚东”也就花红不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