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色木印的恐吓信与鸿门宴：《良友》临危抗压

国民党“文化围剿”，有这样一幕：

今晨良友图书公司，突来一怪客，手持铁锤击碎玻璃窗，扬长而去

这是1933年11月13日上海《大晚报》的新闻标题。“怪客”，不是精神病患者，同日上海老书局皆接到一种钢笔版蓝色印的“警告信”，上面赫然触目：对于赤色作家所作文字，如鲁迅、茅盾、蓬子、沈端先、钱杏村及其他赤色作家之作品，反动文字，以及反动剧评，苏联情况之介绍等，一律不得刊行、登载、发行，如有不遵，我们必以较对付艺华及良友公司更激烈更彻底的手段对付你们，决不宽假！这封署名“上海影界铲共同志会”的“警告信”，所说“对付艺华及良友”的“手段”，就是对“赤色电影大本营—华艺公司”以及四川北路上的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施以流氓打砸手段。至于所恐吓的“更激烈更彻底的手段”也不是虚妄的唬人瞎话，此前就有潘梓年、丁玲的被捕，黎烈文的受警告而亟请投稿人“多谈风月”，以及更激烈更彻底的暗杀杨杏佛，之后又有捣毁《中国论坛》报印刷所、袭击神州国光社总发行所、抓捕“警告信”所称“赤色作家”姚蓬子以及台静农、田汉、廖沫沙、阳翰笙、穆木天等，乃至暗杀《申报》主编史量才等。打碎你一块大玻璃算什么，不过是给你提个醒。“良友”经理余汉生接到这封盖有紫色木印的恐吓信不久，国民党上海文化特务头子潘公展又设“鸿门宴”，邀余汉生与编辑赵家璧赴其府上，这可是对“良友”的严峻考验了。潘公展已限令“良友”老板伍联德解雇出版部主任赵家璧和《良友画报》总编马国亮，此次虎穴之行，凶多吉少。后来赵家璧回忆“良友”，感念伍老板“为人正直，思想开明，对青年编辑放手信任”（《文坛故旧录》），行前伍老板交代赵家璧：“你为‘良友’工作，一切责任由公司来负担，去潘公展家时，余汉生将陪你去，你不必多说，由余代你说明”，“你是一个刚自大学毕业的青年，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我们知道得一清二楚，是一个纯洁的青年编辑，根本与任何方面没有政治关系，如果他们提到这一点，我们可以为你担保”，“你出版左翼作家的作品，因为读者群众需要，我们才让你多编这方面的书，这责任该我们负的。”有伍老板这句话垫底，余、赵虎穴从容应对。潘特意单独对余经理耳语：“赵、马二人，我们早已派人跟踪，加以监视，发现他们和共产党有密切关系。希望‘良友’不要再留他们二人继续工作了”，余经理不慌不忙，说赵、马二人可以信任，若如“良友”出版物违法，“当由‘良友’公司负责，与他们两人没有关系”，并恳望政府宽大为怀，谅解出版商的苦衷等等，让潘公展好不耐烦，也不便滥发淫威。两人返回“良友”，历述此行，伍联德大骂“那帮人怎么动到我们头上来了！辞退职工，是我们公司经理的职权，他们有什么权力提出这样无理的要求？”继又招呼赵、马两位忐忑不安的青年编辑坐在沙发上，一字一句地说：“你们照常工作，不要去理会他们！”（赵家璧《追怀“良友”创办人伍联德先生》）(www.xing528.com)

有伍、余这样硬骨头的“粤籍企业家的美德”，又依仗一大批“左联”作家为靠山，初出茅庐的两位年轻编辑才没有在政治高压和流氓手段面前低眉，只不过在潘公展的逼迫下，准备在《申报》上发一个无关痛痒的表白与中共无关的启示。那也是伍老板面授机宜：“敷衍一下，也无不可”。后来又是伍老板转请国民党粤籍高层人士出面干预，潘公展吃“软”，于是顺水推舟，草草收摊。“良友”依然矗立在上海滩上，皇皇巨著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良友文学丛书》照出不误，迄今已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经典遗著了。

“良友”始创于1925年，至抗战乃“遭敌人三次摧残”，“乃得三次复兴”，“以不屈不挠之精神，作再接再厉之奋斗”。上海、桂林、重庆以至今天香港的良友图书公司及其《良友画报》，这是一道如火如茶的风景线，恰似“良友”二十周年社庆时编排的纪念论文集《我的良友》，封面上一只强壮的大手紧握着一个火炬，猎猎的火焰正是“良友”的宗旨：“宣扬文化，造福人群”，做人民的“良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