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旧时扫黄风气：书局赚取月规钱的秘密

“文化即有意识无意识的回忆录”。这话很精确，这“社会回忆录”中自然不能小瞧新闻出版对于社会的影响。从近代中国“条约口岸体系”建立，上海便令人刮目相看，旧语云：“北洋时期是前台北京，后台天津，若民国时期，便是南京前台，上海后台”，“十里洋场”上海对全国的文化辐射力，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中国近代以来的急骤变化，若说湘军晓将胡林翼一俟看到江面上突突急进的洋轮而情急下大口吐血，若说中兴重臣李鸿章亟叹此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那还是物质层面的惊惧，一旦“西学东渐”怎敌一个“渐”字了得，狂潮汹涌，这恐怕不但大学士的倭仁，不但钦差的林则徐，识与不识，在文化层面领受西潮之下的人们，这才警觉了“变局”的不期而遇。上海，于是就是这东西杂糅的“窗口”和“样板田”，示范于整个中国。这也有文化的正负两种效应。余秋雨《文化苦旅》写上海人，纵论徐光启以迄后来沪外地区人们非常复杂的厌恶上海人的心理，总结上海人的文化心理人格，其中标举“上海文明”的“心理品性”，那就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以及“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这种在时代变迁、社会重构下形成的新型社会人格，很明显是与传统社会人格相悖的，若给以价值评判或道德评判，好与不好，悉在其中，如既宽容趋新的文化观念，又伴随浮躁时髦的“海派”做派，精明求实的市场观念又伴随“门槛精”的小市民风度，独立人格与参与意识亦伴随二元社会带来的琐屑、怯弱。鲁迅一生的最后近十年是定居在上海的，然而鲁迅对海上习气以及周遭氛围的厌恶，常常是压抑不住而流动显影在笔端的：“洋场恶少”、“张资平式的文贩”、“流氓世界”、“惯于用商人眼光看人”、“小市民”与“商人气”、“上海文风”、“冷箭”与“工头”等，这中间就要说到上海的出版，也可以对照上述“上海文明”的五光十色。

自清朝中叶始，海上便为东方“花都”，狎妓成为时尚，所谓“以谑浪笑傲之地为广通声气之地，以淫秽猥琐之处为办理正事之处”（《新闻报》1903年8月28日）。艳迹昭著的即有王韬、李伯元、吴研人、李善兰等上海著名文化人王的《淞隐漫录》、吴的《上海三十年艳迹》以至民国“鸳鸯蝴蝶派”高张艳帜，标榜《香艳》、《花部》的出版物不绝如缕。又翻刻清季淫书如《肉蒲团》、《续金瓶梅》、《隔帘花影》、《灯草和尚》、《玉妃媚史》、《绿野仙踪》、《载花船》、《呼春野史》以及《九尾龟》等成风，误导子弟，助长淫风，自然有乖“人心风俗”，政府不能坐视，有清以降迭次“扫黄”，著名的一次“严打”，便是同治七年（1868年）江苏巡抚丁日昌严禁淫词小说，两批查禁书目，洋洋268种，并且将“扫黄”与各级官员职位迁绌挂钩，要升官便得卖力地查书。但毕竟晚清局面已非“康乾”大兴“文字狱”的威风可比拟，风雨飘摇，睁眼闭眼，无暇顾及，而且“国中之国”，鞭长莫及了。(www.xing528.com)

民国以后，上海依然是“冒险家的乐园”，“大世界”、“四马路”上莺莺燕燕，有这个潜在“市场”，牟利唯是的出版商大行其道，那当然租界、华界“扫黄”还是惯常进行的，变通就是以钱代罪：巡捕房依照刑法规定“散布秽亵文字图画，妨害善良风俗者，处以数十元罚金”执行公务的，有的“包打听”就专门上书局敲诈，书局老板也乐得以钱消灾，渐渐不成文便有了“月规钱”的通例。处此环境，鱼龙杂处，宣传性知识、性育以及“新文明”的文化人就很容易被“一锅煮”，落下恶名。张竞生美的书店设有编译所，整理翻译外国性学家、心理学家的著作，后来有人摘抄其中的材料，美其名曰《半日轻狂记》等待价而沽，果然有书局的老板“慧眼”识中，急忙排印赶抢“滩头”，事为工部局警务处风化科获悉，以职责所在抄查淫书，嗅迹前去“扫黄”，不料查到最后，居然是风化科科长的美国人被书局老板“假冒”为出版人，而这本书的出版单位，亦假冒为所谓“违警书社”，这真是一个大胆的玩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