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书店史稿》中，是这样谈到《译文》月刊的：“1934年9月16日在上海创刊的大型文艺翻译杂志，黄源主编（实由鲁迅主持）。每卷6期，在生活书店共出13期，于1935年9月16日停刊1936年3月16日改由上海杂志公司复刊出版。”为什么办了一年就停刊？这里面就牵扯“内部矛盾”了。
《申报·自由谈》的黎烈文被迫辞职后，从《文学》刊“翻译专号”大受欢迎而得启发，鲁迅、茅盾等拟办《译文》专出翻译作品，鲁迅怕黎烈文辞职后消沉，便正式由郑振铎向生活书店提出让该店承担出版，经理徐伯听欣然接受，《译文》便发刊。《译文》说好是鲁迅主编但不署名的，由黄源出面，及邹韬奋返国，徐伯昕去休养，原来与生活书店联系为“译文社”出版丛书的事耽搁下来。这在书店是考虑资金周转，鲁迅、黄源便去与巴金、吴朗西的文化生活出版社联系，事情说妥，大家吃了饭，不料傅东华多了一句嘴，回来告诉了生活书店，书店以为黄源吃里爬外，就有了“换马”的意见。
生活书店也请鲁迅吃饭，席间毕云程发话：“希望《译文》仍由鲁迅编辑，而不是黄源。”鲁迅闻话，沉下脸，筷子一放，说：“这是吃讲茶的做法！”站起来即拂袖而去。鲁迅与生活书店不欢而散，原因即在“吃讲茶”这种上海滩习见的为逼令对方就范而在茶馆请茶的做法。岂知鲁迅是个不吃硬也不吃软的人，他不能容忍无缘无故排斥一个积极苦干的文学青年，且又背着当事人突然摊牌的做法。为了这事，鲁迅又迁怒于同席的郑振铎是“下石”，也不满“生活书店貌作左倾，一面压迫我辈”（《鲁迅书信集》）。第二天，鲁迅在茅盾、黄源、黎烈文面前，撕碎与生活书店签约的合同，说不让黄源编辑即不惜停刊，而“生活”也不妥协，《译文》遂告停刊。(www.xing528.com)
出版家与文化人联手做文化事业，难免磕磕碰碰，需要双方有些气度，从大局出发，如果中途有所变更，从单方面考虑问题，又用了“吃讲茶”之类的手段，就办不成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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