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编写这本书，到处寻觅《中国现代出版史料》，这部仅见的出版史资料辑录，是出版故事最多的大型资料书。不料几家名声赫赫的大学，甚至在经济发展名列前茅的江南某省的省图书馆，都见不到这套书（包括《中国近代出版史料》）的踪影。经济发展与文化积累看似并不相悖，事实正发生着严重的相悖。也许让人惆怅之余不免再大呼一声：可以少出些拼命搭车的“泰坦尼克”，匀些纸张出来印些有价值的旧版书吧！
张静庐是老出版家，学徒出身，当过记者、编辑，先在“泰东”，后来自办“光华”、“现代”、“联合”等现代文学史上不可不提的书局和书店，再后来，创办了中国首家期刊杂志的出版公司—上海杂志公司。抗战后期，重庆大小20余家老书局合并组成联营书店，张先生任总经理。应该说，老书局的故事，他是满腹满肠的，可惜他只留下一本薄薄的《在出版界二十年》。
从做“棋盘街巡阅使”开始，张静庐徘徊于上海河南路一带大小书店的橱窗前，以志趣所在，就如同高长虹一本小册子的书名：《走到出版界》。他是命定投身出版业的人，当时也有适宜的机遇与环境。25元钱也可以成为开办一家书局的资本，这就是“光华书局”，后来出版了许多创造社同仁的作品。(www.xing528.com)
老书局要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发展，精明是必不可少的，当唯一一家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期刊《译文》在三家书店选择时，鲁迅说：“没有政治背景的纯粹新书店，只要谁不想占谁的便宜，‘精明’是无妨的。”（《鲁迅书信集》）于是交给上海杂志公司。“精明”有时不妨表现为大智若愚。上海杂志公司开办之初，以“贩卖为主要业务”，“虽说是贩卖，以很少的资金，很狭窄的门市，没有号召能力的一家新开的小书店，要在有历史，有地位，有雄厚资金的一群新书店中间生长起来，真是毫无把握。何况又有人替你布满着天罗地网在你的四面八方！那么当然需要有种新计划，这计划要配合着很少的资金，周转偶感不灵，就会立刻倒塌下来的”。公司的“新计划”就是“快、齐、廉”三点宗旨。经营期刊讲求时效，不得不“快”，“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因之常常不惜亏本”，如公司以九折出售新书，而《良友》在“出版后三天之内决不批发给同业的，除非是到他门市上零卖”。为了“快”，不惜以定价四角一本向他买来，立刻在公司柜上卖给读者，仍旧九折收款。“齐”，“一本刊物的出版，无论如何专门性，总有它的读者，为读者考虑，就得顾不得损失与否，卖得了或卖不了”“廉”，更是为读者考虑，那也没有什么法宝，只是“用着两天生意一天做的办法”，其实就是“薄利多卖”（《在出版界二十年》）。上海杂志公司的经营策略很快见效，于是扩大经营，实行代定、代办、代理发行业务，如果读者订尸改变了主意呢？“改定退定，绝对自由”。这是今日任何一家书店或邮局都做不到的了。而公司还有“半价优待订户”的实惠呢，这不明显要亏吗？你猜怎么？公司用“掩耳盗铃自骗自的方法，将这本刊物假定销数是六千份，就以六千份作为造本预算。另外再由公司代定部附印四千份，这四千份呢，不要编稿费，不要排工资，光是纸张和印刷，当然成本低廉多了。”
精明是商人的不二法则，正如张静庐自述：“‘钱’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总目标”，但他又说：“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较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上面。以出版为手段而达到赚钱的目的，和以出版为手段而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相当报酬者，其演出的方式相同，而其出发的动机完全两样。”（《在出版界二十年》）正如张静庐所说：“我们—一切的出版商人—都应该从这上面去体会，去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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