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传记：抗战时期的出版业贡献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好传统，每当国难当头，便竭诚尽节、竭智尽忠。有的采取眼光向下，以其所学，灌输民间，使之转化为民间知识资源与民族抗争利器。燕京大学的三户书社以及通俗读物编刊社，便是如此。

1933年华北吃紧，“燕大”中国教职员抗日会忧虑时艰，以北方乡村流行大鼓书，宜以大鼓书词作抗日宣传媒介，遂成立三户书社，发行符合民众趣味的剧本，主其事者是顾颉刚、洪业、马鉴、郭绍虞、吴世昌、郑德坤等教授。所谓“三户”，取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意。他们出版的唱本《大战喜峰口》、《二十九军男儿汉》、《胡阿毛开车入黄浦》等不胫而走。虽每种只印五千册，“哪知分散到小书铺里，再由小书铺分散到各书摊上，有几种很快的销完了”，而“小书铺贪图赚钱，凡是销得快的他们都自行翻印”（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三户书社同仁为推广其出版物，又创立一销售机构，是为“金利书店”，其意亦取《易经》“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以及《左传》“磨砺以须”等抗日涵义。不过，书店既不以牟利为宗旨，难免碍于市场操作，不久即告歇业，但《塘沽协定》签订后，华北日趋微妙，政府要求舆论对“友邦”咄咄逼人之势作噤若寒蝉姿态，爱国学人不能噤口，顾颉刚致抗日会主席郑振铎信中说：“窍谓我辈今日正如鱼游釜中，未尝无片刻之安逸，然而炊烟突起之时，即为我辈毕命之日。”“三户”既然格碍于政府妥协局面，遂易名“通俗读物编刊社”继续从事出版，像能通过唱本等“深入民间，即不识字者亦能感觉当前之危机与自身之责任”（同上）。

顾颉刚办“编刊社”，“不问收获，但问耕耘”，受其感召陆续加盟的文化人还有徐炳昶、容庚、杨刚、赵纪彬等，其巅峰时期，“每星期编出小册子8本，报刊副刊六、七种，图画数张”，所出通俗故事丛书，多系中国历史上民族英雄故事。这个大教授做的普及工作深得民众好评。后来顾颉刚抗战中辗转至西北，继续办《老百姓》旬刊社，也是以鼓词等民间文化形式作抗战宣传。(www.xing528.com)

抗战后期，顾颉刚在大后方以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为基础，招股成立大中国图书公司，以出版地图为主。抗战胜利后，“我们在重庆已绘了好多地图，外蒙让出去了，台湾快回来了，东三省变为东北九省了，这些变动上海书肆都尚未出书而我们已都有了”。于是“在胜利之后，人心振奋的时候，我们印一版就销一版，甚至我们尚未再版而定货的已来，大有供不应求之慨”（《顾颉刚自传》）。但是好景不长，内战发生，出版业自然随之委顿，顾编辑的《中国历史故事小丛书》，人们岂有心情去购买阅读？《中国分县地图》、《中国通史演义》更是不及“祸灾枣梨”了。

“大中国”存活到解放后，后来归并入地图出版社等，出版方面又遇到新的难题，如一册《苏联新图志》，因其中有“帝俄东部发展图”，不合时宜，只好停版。顾颉刚后来再也没有涉足出版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