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风：诗歌、儒雅君子和书店的洒脱与庄重

“一家最初由一群贫穷的文化人以自己的稿费、版税、薪水作为投资的书店，经过十年的苦心经营，到抗战前夕，俨然成为同历史悠悠资金雄厚的‘商务’、‘中华’鼎足而三的大书店，聚集了一批有学问有骨气的知识分子，树立了严肃、认真出好书的‘开明风’，在广大的青年和知识界产生影响和作用，为中国进步文化出版事业作出了贡献”（吴觉农《相交八十年，童心永不泯》）。这就是开明书店。从一家兄弟书店（章锡琛、章锡珊）办到“鼎足而三”的三大书局之一，以及发行全国教科书的托拉斯六大书店之一（与“商务”、“中华”、“大东”、“世界”、“正中”齐肩），它靠了什么呢？这就要说说“开明风”。

开明书店有一铜牌，上铸全体同仁姓名，并有叶圣陶题诗：“开明夙有风，思不出其位。朴实而无华，求进弗欲锐。惟愿文教敷，遑顾心力瘁。……堂堂开明人，俯仰两无愧。”开明书店还有店歌，就是“开明”内部组织明社的社歌，也是叶圣陶填词，曰：“开明风，开明风，好处在稳重，所惜太从容，处常绰有余，应变有时穷。我们要互助，合作，加强阵容，敏捷，活泼，增进事功。开明风，开明风，我们要创造新的开明风。”

诗、歌，加上叶圣陶、夏丐尊、章锡琛、杜海生、范洗人、王伯祥、丰子恺等等这些儒雅君子，你可以想见是什么“开明风”了。“我们的目的是争取青年中学生，因为他们是社会中坚”（朱光潜）。“开明同仁的作风，有四句话似可做代表：是‘有所爱’，爱真理，即爱一切公认为正当的道理。反过来是‘有所恨’，因为无恨则爱不坚。恨的是反真理。再则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合乎真理的才做，反乎真理的就不做”，这“虽无标语，但确实以此态度做人，以此态度做出版编书”（叶圣陶）。“开明”嘛，“开字是门里两只手，两只手把两扇门向外推。明字是窗子外面一个月亮。因此开明，便是推开天窗说亮话，大家推诚相见，没有不可以商量的”（王伯祥）。“我们所得的薪金，不够早晚两次乘电车，带了家里预备好的饭匣子用开水冲泡来充饥”，干什么？“为国家，为民族，为文化，也为了自己”（周予同）……好了，这还用得着再啰唣什么是“开明风”吗？

出书不只是文化积累和传播，也是树人的教育大业。出书严肃认真较真格的，比如那有名的“文章病院”的开设；店风朴实稳重，毫无哗众取宠之心，连带同仁们的生活做派也都是“开明派文人”的君子风。要说不足，不是说“太从容”和“应变有时穷”吗？那就是“只能处常，不能应变”，这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年代，“开明”和生活书店比，自然也就甘拜下风了。茅盾有过一个公道的看法：“得风气之感应，‘商务’是迟钝了，‘生活’是敏感了，开明则介乎中间，它稳健而不落伍，亦不肯不顾一切，冲锋陷阵。其实呢，在目前这样的时代，开明的稳扎稳打是很适宜的”（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会发言）。也是“开明”所办《中学生》曾向鲁迅提问：“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如何引导青年认识时代呢？鲁迅答：“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在不自由的语境下，虽然“开明”从来不敢表示正面有反抗（章锡琛《开明书店的新生》），保留一块净土未必不无意义，反之，“如果大家都赤膊上阵，结果都被国民党封上了大门，许多本来可以做的事，也做不成了”（叶至善《赋别寄哀思》记茅盾语）。就是“开明”幕后台柱胡愈之，不是后来也为贸然失去“商务”的《东方杂志》这块阵地而悔恨吗？

“开明风”虽然思不出其位，一派君子风，却不苟且，它是为革命“打边鼓”的，它出版瞿秋白遗作《海上述林》，出版被查禁的《子夜》和《母亲》。国民党出版总管潘公展约见叶圣陶，指责《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热衷谈政治，训诫“少谈政治为妙”，叶圣陶、傅彬然等不为所动。出郭沫若的《离骚今译》，图书检察官指着书中“党人之偷乐”的句子，流着汗发虚地问：“这是不是比喻本党呢？”章锡琛回敬道：“是不是战国就有了贵党呢？”不要以为君子只能坐而言不敢起而行，“开明”是有骨骼的。(www.xing528.com)

下关惨案后，叶圣陶疾书《文汇报》：马叙伦等代表上海人民赴宁请愿，阿拉也是上海人民，“他们就是代表我们的”。国民党文网密布，查禁书刊，“开明”领衔请愿“体恤商艰”，而国民党对他们也不敢轻慢，为什么？“开明”在人们心目中有地位，专制者不能不有所顾忌。

“开明人”和它出版的书一样，正正经经，认认真真，找不到一点瑕疵。上海沦陷，夏丐尊被日本宪兵司令部捕去，临行，夏叮咛家人：“我去了，告诉老板一声。”老实巴交的夏丐尊，他断断想不到，老板，不就是抗日宣传的上级么？于是，“开明”的章老板因一句“老板”的昵称也随之锒铛入狱，饱受苦楚。

夏丐尊抗战胜利后贫病交加，在“胜利，到底是啥人胜利？”的哀声中死去，而那位孜孜以求于出版事业的章锡琛老板，50年代却成为“右派分子”，挨批挨斗，丰子恺含泪说：“老板做了一生事业，想不到落得如此下场！太不公平了，这世道！”（丰一吟《我记忆中的章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