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月“商务”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由沈雁冰接手改革，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值得记录的一笔，也是老书局的革命事件：它实现了“商务”发行十余年的一家刊物与“五四”后最有实力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联手合作。“馆”办刊物与社会上的作家学者结合，几乎是近现代名牌刊物成功的不二法门。《小说月报》的革新，还标志着新文学运动从一般文化运动中获得独立，并启动中国文化中心的南移，意义非同小可。
茅盾1916年走入“商务”，不过是北大毕业的一个学生，先在英文部修改函授学生作业，从事翻译，又在国文部编书和在《学生杂志》做编辑。茅盾打杂的时候，时代已经悄悄变化了，当时“商务”不能得风气之先，对五四运动，认为不过是“政治事件”，与文化无关。可是没多久，《小说月报》不得不脱胎换骨，“林译小说”、“礼拜六”等等，已经很难保有多少买方市场了，当时茅盾担任古色古香的《四部丛刊》总校对，“身兼《小说月报》与《妇女杂志》主编的王莼农忽然找到我，说是《小说月报》明年起将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提倡新文学，拟名为‘小说新潮’栏，请我主持这一栏的实际编辑事务”（茅盾《回忆录》）。
大概是从北京“公干”返沪的张元济感到了“商务”的沉闷，要易帜更新了。于是，“馆”刊主编纷纷换人：《东方杂志》由杜亚泉变成了陶惺存，《教育杂志》是李石岑，《妇女杂志》是章锡琛，《学生杂志》是杨贤江，《小说月报》也就转到茅盾身上。当然，这不过是“和平接收”，新旧并存，不过这毕竟是第一声春雷。“这说明，十年之久的一个顽固派堡垒终于打开缺口而决定了它的最终结局，即第十二卷起的全部革新”。茅盾说：“我偶然地被选为打开缺口的人，又偶然地被选为进行全部革新的人，然而因此同顽固派结成不解的深仇。”新旧对垒的格局，终于以顽固派节节败退告终。因为不改则销路大跌，“商务”老板不能坐视血本无归，于是断然决定：请20多岁的茅盾担任《小说月报》、《妇女杂志》两个刊物的主编！茅盾只接受了前者。他大刀阔斧实施革新，直至两年之后，“因商务当局违背了上述我所提出的‘不干涉我的编辑方针’而辞职”（茅盾《回忆录》）。(www.xing528.com)
后来的《小说月报》，先后由郑振铎、叶圣陶、徐调孚等接编，都选对了人。我们说“商务”，虽说有张元济、高梦旦、王云五等这样现代企业家的见识和经营，然而它的得人又得其所用实在是“商务”一福。商务印书馆作为现代中国的一家严谨认真的出版社，“为曾经拥有茅公这样一个以全副精力‘为人作嫁’的高标准编辑、勇猛直前地将新思潮介绍给公众的普罗米修斯、为了崇高的目的并且终生为之奋斗的政治活动家而感到光荣和自豪”（陈原《茅盾：景仰和思念》）。然而同与郭沫若的自我否定（乃至可以不惜将旧著付之一炬），茅盾晚年不独悔其少作，他还深以“浪得虚名，适足为累”，他说：“我近来深悔当年为糊口计，不得不搞创作，暗中摸索，既走了弯路，也有不少错误。假便我当年有担石之储，不必日日卖文而做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庶可以无大过。”（金韵琴《茅盾谈话录》）
那么，设若茅盾没有主编《小说月报》，而是去继续做《四部丛刊》的“总校对”，那么“这一个”茅盾与“那一个”茅盾孰是孰非、孰福孰祸呢？而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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