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商务：背后的敬重和怀想

张元济解放后填写履历表，在“社会关系”一项中不避腥膻，居然写了“安徽人胡适，初见其文字，勇于提倡白话文，居亲丧不为习俗所诱，余颇重其为人。在上海居同里弄，衡宇相望，时相过从。后入京任北京大学校长书信不断，解放后将去美，曾勗以研究学术，异以回国仍可有所匡助。自出国后遂隔绝矣。故交零落。”（宋曼瑛《新旧交替时期两位学人的探讨—从张元济、胡适往来信札谈起》）

一段文字，扼要而真挚，跃然纸上的是对胡适的推重和怀想，这使人想起这样一个话题：胡适与“商务”。

胡适原来应“商务”高梦旦之请，接任其编译所长，不过“胡适来信虚晃了一枪，却不理解（或不屑做）这项工作，荐了王云五入主‘商务’”（陈原《书和人和我》）。这话就说得有点失公允了。刚过“而立之年”的胡适得“商务”三巨头之一的高梦旦相让，岂不晓得轻重。而一向主张“大家少说点空话，多读点好书”的胡适，既感念“差不多一百年前清朝的大学者王念孙和他的儿子王引之两个人合办了一种不朽的杂志叫做《读书杂志》……用不老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校注那许多的古书来嘉惠我们，那一幅‘白发校书图’还不够我们成年人惭愧感奋吗？”（《发起〈读书杂志〉的缘起》）那么，标帜“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胡适，岂不识中国出版界老大的“商务”发挥的作用？用叶圣陶的话：“可以说，凡是在解放前进过学校的人，没有不曾受到‘商务’的影响的，没有不曾读过‘商务’的书刊的”（《我和商务印书馆》）。所以，胡适不就商务之请，不是不理解，也非不屑做，而是以才性不适，换作王云五的。这又比如胡适后来为“商务”办《努力》周报，倒是“商务”的张元济、王云五、高梦旦、陈叔通等虽表赞成又不免相劝：还是专心著书、教书育人为好，办报直是下策。

胡适办报刊，是有感“今日政治方面需要一个独立正直的舆论机关”，在“五四”落入低潮之后，他环顾思想界，“一边是复古的混沌思想，一边是颂扬拳匪的混沌思想，都有彻底批评的必要”，于是与“商务”结缘，这种关系，“并不是资本家对待‘脑筋苦力’的关系，办杂志也不是‘挣红利’的好法子”（“商务”破例为《努力》代售并代理订阅），所以他反对放纵“笔锋的情感”，在《努力》遇到困难时，有的《努力》同仁不顾事实而批评“商务”“板起资本家的面孔说：‘给你三块钱至五块钱一千字’”的抱怨，以为“君子立论，宜存心忠厚；凡不知其真实动机而其事有可取者，还应该嘉许其行为，而不当学理学家诛心的苛刻论调”（《胡适书信集·上》）。这是胡适的风度。(www.xing528.com)

学者与出版家，胡适与张元济就是最好的一个范例。有人说：“二十世纪的上半叶是中国新旧交替的时期，特别在思想、学术以及文化和教育的这几个范围内，冲击和递变的力量都极为巨大，张元济和胡适在这个独特的时期里，对社会思潮的变化和转向，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胡适是‘五四’以来学术思想界追寻新突破的关键性人物，而张元济是在近代文化教育史上占了枢纽地位的出版社的哺育者和主持人。”（宋曼瑛《新旧交替时期两位学人的探讨》）胡适主张文化开放、自由、宽容，偏重西方文化，而张元济于国故博大精深。其实则一：兼容并包，开明进步，于是两人乃能为故交。文化之外，两人又崇尚思想自由，以超然的无党无派姿态立言。胡适致张元济一信表述衷肠：“我也很想缄默，但有时终觉有点忍不住，终觉得社会给了我一个说话的地位，若不说点公道话，未免对不住社会。况且我有一种信仰：‘天下无白白地糟蹋的努力’，种豆种瓜终有相当的收获。不种而获，则为不可能的事。自由是争出来的，‘邦有道’也在人为，故我们似宜量力作点争人格的事业。老虎乱扑人，不甚可怕；所苦者，十年来为烂纸堆的生活所诱，已深入迷阵，不易挣脱，心挂两头，既想争自由，又舍不得钻故纸，真是憾事。”（《胡适来往书信选》）这虽是两难，胡、张难能可贵，不失人格。这具体的例子便有两人往返讨论张元济为“商务”编书《中华民族的人格》，张先生作正言说论：“我们良心上觉得应该做的，照着去做，这便是仁。为什么又会有求生害仁的人呢？为的是见了富贵去营求它，处在贫贱去避免它，遇着威武去服从它，看得自己的身体越重，人们本来的良心就不免渐渐地消亡，贪赃枉法也不妨，犯上作乱也不妨，甚至于通敌卖国也可以掩住自己的良心做起来。只要抢得到富贵，免得掉贫贱，倘然再有些外来的威胁加在他身上，那更什么都可以不管了”（《编写〈中华民族的人格〉的本意》），这都是“天下无白白地糟蹋的努力”而有所警示。胡适“素来好管闲事”，张元济以民族气节与风骨示人，后来他“对绑票风气的操心，对纱布价格被操纵的义愤，对无辜被捕学生的援助”，也都赢得了胡适的敬仰，在致《大公报》书信中，胡适盛赞“张先生是71岁的老翁，他对于国事还这样热心，真可使我们年轻人惭愧，也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最好的公民模范”。为什么？因为“我们若要国家的清明，贪污绝迹，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我们个个公民，都得挺身出来管管闲事。如果人人都能像张菊生先生那样爱打抱不平，爱说正话，国家的政事就有望了”（《胡适书信集》）。两人的行为、立言都鲜明地显出其人格。

胡、张身处各异的环境，都认为中国的昌明，激进的政治运动不如缓慢的文化改革，所谓“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这就是兴办学校，办报办刊，开办书局，广印书籍以开民智，“他们的愿望虽然可能是最根本、最彻底的改革中国的方法，但在风雨满楼、危机日深的时代，却难免被人批评为不明确和不够实际，太低调，也太保守”（宋曼瑛），这是那一代文化人的宿命。

胡适死前，说起“商务”，感慨《四部丛刊》用报纸印，现在有好多页都快碎了，这是王云五先生看重生意经的缘故，张菊生先生是绝不肯用报纸印的。到今天，老“商务”的书恐怕“都快碎了”，那种文化精神不知碎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