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夏衍称为“中华民族的脊梁”的胡愈之，是中国新闻出版界的泰斗之一。与他有关系的老书局、老报馆，比如生活书店、开明书店、“商务”、文化供应社、《南洋商报》、《南侨日报》以及新闻团体的哈瓦斯社、青年记者协会、国际新闻社等等，他都是重要的人物，尤其是“生活”，人称他是“生活书店的总设计师”，也是因为这些渊源，新中国的第一任出版署长就由他来担任。
搞出版及新闻的“老总”，必须有“人望”。叶圣陶历述胡愈之之长处有四：一自学精神，二组织能力，三博爱精神，四友爱情谊，而具备这种长处的胡愈之，又是诞生在中国“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胡愈之的长处之一，是他的自学精神。他从学徒和练习生做起，最终成为国际问题专家、政治家、世界语学者等“一代师表”。长处之二是组织能力，叶圣陶说：愈之兄创建过许多团体，计划过许多杂志和书刊，他能鼓动朋友们跟他一起干，他善于发现朋友们的长处，并且能使朋友们继续干下去。等到团体和杂志书刊初具规模，他往往让朋友们干下去，自己又开始新的建设。他有这样非凡的组织能力，所以建树事业之多，能比得上他的似乎少见（《四个长处》）。另外两个长处便是“博爱”和“友爱”，其实就是无私的品性，这可以从他没有留下“专门著作”这一条见出。对“名山事业”而言，“他的‘著作’藏在所铺的摊子中，藏在他的设想中，藏在他的已实现和没有实现的规划中”（陈原《张元济与胡愈之》）。因而韬奋介绍胡愈之，说：“他对本店的重大贡献不仅是编审，在实际上是包括了我们的整个事业，但是他总是淡泊为怀，不自居功”，“他的特性是视友如己，热血心肠”（《韬奋文集》）。
更可贵的是，他晚年身居高位，依然保持着这种长处。在“文革”当中，胡愈之与杨东莼、周世钊联名上书毛泽东，毛派人（汪东兴、纪登奎）接见，三人用了两个半天痛切进言，胡提出发扬民主不是所谓的“大民主”，广开言路并非“四大自由”。当然，忠言逆耳，毫无结果，“并且得到相反的反应”（楚图南《与人照肝胆，见义轻风浪》）。十年之后，痛定思痛，胡愈之呼吁“群言堂”，建议创办一个大型刊物《群言堂》，后来问世的《群言》就是如此而来。他还最早放言打破出版业的“国营”垄断，以为“当前一切工作重点要转移到四化，要发扬民主，宣传法制，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全国人民需要大量的精神食粮，仅凭国营的出版、印刷、发行事业，还不能满足需要”。因此建议创立“群言堂产销合作社”，编辑、出版、印刷、发行当前最迫切需要而又为国营出版机关所不能供应的书刊及其他印刷品，这种合作社如蒙批准成立，“将是一种新颖的集体经济（类似南斯拉夫的工业自治体）”，他断言：“这一类型的集体经济，如试验成功，可推广到其它企业。它是对国营经济的补充，并且可以很快提高生产率。”（《建立“群言堂产销合作社”的初步设想》,1979年）(www.xing528.com)
这些建议极具前瞻性，虽被束之高阁，但从这点可以看出，他绝非一个尸位素餐的出版界老前辈，他一定刻骨铭心地缅怀着当年的生活书店、开明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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