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中国知识分子的刍荛之言

抗战胜利后不久，举国又陷入内战，文化事业难逃劫数，满目疮痍。商务印书馆也再逢扰攘，张元济老先生不禁吁叹：“商务在抗战期间，在上海，还有能力影印《稼轩词》、《宛陵集》以及出版《孤本元明杂剧》这样大部头书。在重庆，有能力出版康德、费希特等学术著作。而在内战期间，几乎没有出版过印数少的学术著作。甚至还想卖掉一些书的纸型。卖纸型，就出版社讲是最凄惨的事。”（《致顾廷龙信》）

老人终于被激怒了，1947年6月，张元济与唐文治、陈叔通、叶揆初等联名上书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抗议政府镇压反内战游行的学生。这封上书由张老先生拟稿，其中正言道：“人民犯法，有法庭在，不出于此而于法外任意处置，是政府先已违法。”这还不能解气，恰好1948年9月23日国立中央研究院举行首次院士大会开幕式，张是最年长的院士，蒋介石、何应钦以及胡适等全体院士与会，中外新闻记者也挤了个水泄不通，以张元济的声望，被众人推举致词，张老先生毫不推让，一气说了一番“刍荛之言”，令满座愕然。

张元济首述波兰正召开国际和平大会，而吾乡邦正是鱼烂之状，不禁悲从衷起，由此而回溯五十多年前的甲午之战，这是中国积贫积弱，也是由而兴起改革的标志性历史事件。那时张供职总理衙门，对光绪皇帝深寄厚望，因为他认为这个皇帝“对于中国是很有希望的人”，这有两件事可资证明：“德宗喜欢看新书，差不多天天都有条子到衙门里要书，都是我承办的”，及朝鲜“自主”后，衙门进呈公使国书草稿，“将大清国皇帝高一格写，朝鲜国国王低一格写，被德宗批驳，斤为腐败，不合对自主国的体制，这硃批是我目睹的”。可惜后来发生戊戌政变，张元济不禁再三嗟叹：“假使没有这政变，就不会有庚子的义和团”，“也许不会有辛亥的流血革命，就不会造成一个袁世凯”，“再不会有各省军阀的火拼和割据”，“并且不会引起日本的觊觎，一步一步的侵略，逼成了八年的抗战，使我们贫弱到这个田地”。

张元济给众人讲史，是以“因果相生，都是人造的而不是天定的”来强调内战不息的可怕后果，以期警醒蒋、何。“刍荛之言”可以当耳旁风，什么“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不可以坐下来商量么？”也显得太迂。但你不能不为一个垂暮老人的哀恸而感动：内战，四海困穷，蹂躏地方，“即以学校而论，教师所得的薪水，几乎不够生活，有人告诉我，胡适先生在北平，每天不能吃饱饭，晚上都是喝粥。我听见了十分难过”，“战事不到两年，已经成了这个现象，倘若再打下去，别的不用说，我恐怕不久中央研究院，也就免不了要关门”。(www.xing528.com)

“中研院”的开幕式，原来是喜庆的场合，张元济一番“刍荛之言”，大煞风景，不独蒋、何相顾失色，很不自在，“喝粥”的胡适先生也在散会后陪张坐车返家途中怏快地说：“菊老，今天大家在做喜事，你的发言未免说得太煞风景了。”（汪家熔《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不理睬胡适。

草莽绿林可以“该出手时就出手”，“社会良知”与“正义之声”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为什么不可以“该出口时就出口”呢？张元济的“刍荛之言”，使人们知道他不单单是一个出版巨子、饱学之士，还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和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那篇致词，正如费孝通先生读后所感：“这是一篇大家应当读的不易读到的重要文献，因为张先生在这短短的致词里说出了现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想要说的话，同时也从他学术先进、年高德劭的资格，对我们这些厕身文化界的后进发出他衷心的警告和期待。他警告我们：不应当做埋头在沙土里的鸵鸟，不看看血淋淋的现实。更警告我们一个最明白不过的难免结局：我们将‘万劫不复，永远要做人家的奴隶和牛马了。’”（《读张菊生先生的“刍荛之言”》）

不到一年，“中研院”在新解放的上海开纪念大会，这次与会的却是陈毅、冯定、舒同等人了。在竺可桢报告“院史”、陈毅与冯定讲学习革命理论的重要性后，张元济又有“刍荛之言”了，他说：“且慢庆祝，600万士兵如何安置呢？”（《竺可桢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