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资深出版家汪家熔先生为之作传，书名是《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这是从“事功”着眼。已故学人吴方先生为之作传，书名是《仁智的山水》，这是着重从“道德”出发。张元济是一个伟大事业的开拓者，也是“从我开始”的“圣人”。
胡适去世，蒋介石送了一幅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胡适如是，张元济亦如是。
张元济入“商务”，有三大显赫“事功”，编辑教科书、出版汉译名著、创办东方图书馆和涵芬楼，在“商务”本身，则开办艺徒学校、商业补习学校、工人夜校、同仁俱乐部、图书馆讲习所以及同仁子女教育基金的设立、新式排字架之设计等等。在个人作风方面，章锡琛说他绝无官僚主义，“他在编译所中，每天总是早到迟走，躬亲细务，平时写张条子，都用裁下的废纸，一个信封也常常反复使用到三四次以上”，真是“爱馆如家”。吴方说张先生办馆：“一是工作作风勤谨，办事重效率；二是在人事上重视引进新进人才；三是公私分明，在管理上很严格，讲原则，注意兴利除弊”（《仁智的山水》）。馆人回忆：“他在公司办事时，经常先众人到馆，后众人离馆，偶然及时不到，必系因公在外奔走。散值时，又将馆中未了文件实之皮囊，皮囊不足容纳，复束为大包小包，携回家中处理，虽至午夜亦不厌倦，翌晨到馆，即将批阅过的文件或批改过的文稿分交各主管人员”，除了“主持公司大计，还致力于稽查公司各部分的办事情况，改进办事手续，往往抓住个别事件，追查原委，毫不留情……”（同上）
他唯才是举，反对任人唯亲，敢于动真格的。鲍咸昌是“商务”经理，想为儿子安排个位置，张却说：“公司重要职员子弟不宜入公司，宜在外就事养成资格”。轮到自己的儿子留学毕业想进“商务”，他说：“你不能进商务，我的事业不传代”，若进来有三不利：对自身不利，以张元济之地位，定会有人向“衙内”逢迎拍马，“失去了刻苦锻炼的机会，浮在上面，领取高薪”，岂不毁了一生；对张元济不利，父子一处，颇受牵制，“很难主持公道，讲话无力”；最终对公司不利，若开此先例，风气大坏，即书局“历来主张高级职员的子弟不准进公司，我应以身作则，言行一致”（同上）。(www.xing528.com)
张元济清正廉洁。他是“商务”的台柱，夏瑞芳给他的薪俸是每月350元，这是经理一级的，后张以“欲保全公司，不能不易旧制度，尤不能不用新人才”，年届花甲，以与高梦旦有约在先，相继辞经理、监理，作让贤之举，公司奉送原薪被拒收。张退休后被选为“商务”董事会主席，仍从旁佐助，不遗余力，只是绝不接受任何特殊待遇和照顾。他致信公司：“昔年投身公司，绝迹仕宦，即是此义（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至今未改。君子爱人以德，甚望董事会之怜其愚而鉴其诚也。如必相强，有于普通定额之外增加分毫者，元济只可缴还公司。”（同上）此后依股息为生。日本占领上海后，“商务”停开股东会议，也就不分红利，张生活窘迫，不得不卖字补贴生活。再后来的国民党统治，经济崩溃，张更入不敷出，竟以天下第一爱书人卖书“以助日用”。
这里还可以插一个故事：1927年10月，张元济被歹人劫持，绑匪寻思“商务”这么显赫，老板必定油水丰厚，索价30万为“人票”。张听后不禁开怀大笑：不料一介书生值这些银子，张元济者，不过有些藏书而已。后绑匪让价至20万，张致信高梦旦相救：“以弟资格，竟至票友，可异之至”，“票价二十万，殊出意外，以弟所有家产，住房通契，非弟签字，不能抵款”，可“转告内子向亲友借贷，愈速愈妙”。张元济的君子本色，感动了绑匪，“两三日后彼此相习，开诚布公，几乎无话不说，因劝其及早罢手，闻弟言有至泪下者”，后来亲属绞尽脑汁，靠典当、借贷，只凑足万元，绑匪揣度张老板家当原来如此，也就识相，终以万元了结。张被赎出后，有诗自嘲：“笑余粗免饥寒辈，也作钱神一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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