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翻译八大名著之一是穆勒（今译密尔）的《群己权界论》（今译《论自由》），出版时间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穆勒著书于1859年，严复着手翻译也不过在1899年，中间三十年的时差，语境却大变了。
“译才并世数严、林”（康有为诗）。林译小说170余种，今天大多已被人忘却，严译八著，却不能说只有“陈列在历史博物馆的价值”（瞿秋白语）。严复的翻译对中国的影响，由此开始，西学东渐“获得了明确的理论形式和较为全面的思想内容”，以及“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翻译家严复传论》）。严复自己说：“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不过，他译“自由”，却是古气森森的桐城派风格，化俗为雅，译作“自繇”。
严复给梁启超写信，说译名厘定“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严复要表达出“Liberty”的含义，以及其意蕴、色彩，不取“自由”，是“视其字依西文规例，本一玄名，非虚乃实，写为自繇,欲略示区别而已”（《严复集》）。
当否，从今天罕有人用“自繇”(www.xing528.com)
来看，也可以说他是“雅”得不着边际，让人索性从“俗”了，不过，也让人隐约触摸到严译“Libey”揣摩其初义以及其“后起附属之诂”的苦心：初义，“柳子厚诗云：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也，“胜义”，“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是也。也是严复一语点破中国之窳败与西洋之富强，“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这也就是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呼吁“德”、“赛”两先生的先声了。
严复翻译，都和张元济有所合计，张为之亲自编制译名对照表，以“方便来学”。我们说“商务”五十年，以出版先驱与巨擘相称，从编印新式教科书到翻译出版《华英初阶》、《进阶》的读本和辞典，再到印行西学译本，这个功劳最为显赫，正是“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说明》），乃得有“商务”的出版业头把交椅。及新“商务”遥自50年代“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虽然须是“以前”以及“具有定评”，但还是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同上），不过，似弥尔顿对其本民族的自信：“英国的发明、艺术、智慧以及庄严而又卓越的见解，决非一二十个人所能包容无遗的，更勿庸说无其监督就一切不能通过，不经其漏斗滤过，无其亲笔签署就不能发行，不论其禀赋多么好，我也不能如此轻视英国的文化，真理和悟性绝不能像商品一样加以垄断，或凭提单、发票、拈斤播两地进行交易”（《论出版自由》）。他更坚信：“这不是一个迟钝愚笨的民族，而是一个敏捷、颖慧、眼光犀利的民族，他们勇于创造，精于辩论，其程度绝不下于全人类的禀赋可能达到的最高度”（同上），而在我们是“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说明）。除了便于出版的“智慧”，这就是习见的套话了。也是那本《论自由》,1959年的《重印序言》，批判密尔回应资本家“追求利润的狂热的呼声”，是折中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断言“像密尔这样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只是从情感和愿望出发，提出什么自由，事实上资产阶级是永远也得不到真正的自由的”，相反，“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中，人是越来越自由的”。很难想像，大饥荒岁月已经来临的年头，斤责别人“侈谈什么自由、个人发展、把个人行为之不受拘束来奉为生活的目的等等，最终都不能认识真正的自由，最多是把并不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涂上一道‘自由’的色彩而已”，而对“反右”后万马齐喑，“大跃进”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仅1960年全国总人口就减少1000多万这样的现状，却断定为“过渡”中的“越来越自由”，岂不荒唐？
《论自由》，读严复以降诸译本，能不迭叹“自由”之繁复和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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