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vs中华书局：中国书局竞争

民国时有两大并峙的书局—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一个是1897年《字林西报》排字工夏瑞芳与鲍氏兄弟（咸恩、咸昌）创建；一个是1912年从“商务”跳槽而出的陆费逵创建。从商业的角度说，两家自然是商场的敌手，彼此算计与竞争的故事，一本小册子是说不完的。

“商务”的发迹，一是天时地利，正值维新启蒙的时运，西学、教科书，正是社会所急需，“商务”抢占了滩头，独领了市场份额，但这只是机运，终需有人把握机遇、创意操作。所以“商务”发迹的第二个原因，即是拥有众多“文化伯乐”，这些人所建树的百年口碑，是“商务”最令人缅怀难忘的。它的创业形象是“取诸社会，用人唯才”。1902年海盐张元济入馆，机构是三所（编译、印刷、发行），人才软件便是高梦旦、杜亚泉、蔡元培、蒋维乔、庄喻、陆尔奎、叶圣陶、胡愈之、沈雁冰、郑振铎、竺可桢、何炳松、周建人等等庞大队伍。海上书局，地邻江浙，中国文化泰斗多居其中，以“用人惟才”为原则取精用宏，也是它独领风骚的一大原因。

“中华”是小弟，陆费逵原任“商务”编译所出版部长、《教育杂志》主编，高梦旦掌持“商务”，对他别加青睐，至以兄女嫁之。但陆氏已看清“商务”破绽，志在另树旗帜，于是白天服务于“商务”，夜里筹组“中华”，当时“商务”拟与日人合股，与民族主义浪潮中的国人心理相悖，而辛亥革命后，教科书势必要改换内容，“商务”没有准备，马失前蹄，被异军突起的“中华”乘势逼成对手。(www.xing528.com)

此后两家对垒，一派竞争势头。“商务”痛定思痛，辞退馆中日方技师与顾问，也不再与日方合股，以国人资本和管理的出版企业重展新颜，号召国人投资，又扩大业务范围，终于集出版教科书、科学、文艺、古籍、工具书、期刊于一身步入鼎盛时期，以迄“一·二八”日本炮火的轰炸。“中华”本出于“商务”，“商务”崛起的奥秘对陆费逵、沈知方等并不陌生，它也是以出版教科书发家，亦一本“用人惟才”的方针，陆费逵总经理精于物色人选，大凡招聘局员，必事先亲与接洽，察言观色，考试时则亲临面试，以谈吐举止揣度取舍。所以，“中华”的股肱栋梁，就有舒新城、张廷相、金兆梓、高野侯、丁辅之、钱歌川等等。双方既具“人才优势”，便你来我往，展开了出版“拉锯战”—你有《辞源》，我有《辞海》；你出《四部丛刊》，我出《四部备要》；你推出《丛书集成》，我辑有《图书集成》；你有期刊《东方杂志》，我则有《大中华》；你用人唯贤，改革《小说月报》、《学生》、《妇女》、《教育》等杂志，我也有面目一新的《中华小说界》、《中国实业界》、《中华妇女界》、《解放与改造》等；你整理古籍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我不稍示弱出版《聚珍仿宋二十四史》；你出版工具书有“四大辞书”之《辞源》、《古今地名大辞典》、《人名大辞典》、《医学大辞典》，我回敬以《辞海》、《中华大字典》以及各门类的外交、经济学大辞典；你影印《涵芬楼秘籍》、《续古逸丛书》等等，我也不惜重金重印《古今图书集成》；编丛书，你是《国学丛书》，我就叫《新文化丛书》……好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不提防“中华”副经理沈知方袭用老谱，再度“跳槽”，新创世界书局，“商务”与“中华”于是结成“统一战线”，联袂相争，另创公民书店取跌价倾销战术对付新敌。

竞争终演成中国出版业抗战前的辉煌时代，竞争也使“商务”、“中华”焕发活力，在抗战前中国书业托拉斯六大书局排行榜上，仅科教书，“商务”是十分天下有其六，“中华”则低首领其三，而三大书局之“商务”、“中华”、“世界”，三分天下，其出版物独占全国七成。彼时，据郑逸梅老人回忆：“商务”的口号是“每日一书”（现在它的广告虽说也是如此，毕竟是重印居多了），“中华”是“三日一书”，“世界”是“每周一书”（《书报话旧》），这也就很可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