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局旧踪：文化人参与出版的顺理成章

1923年初，商务印书馆的职员中几位同好聚在《小说月报》编辑部郑振铎住处谈论古史，郑振铎忽然提出：我们替馆里工作，一月才拿百元左右，可是出一本书，馆里就可赚几十万元，何苦来！还不如大家凑钱办一个书店。于是叶圣陶、顾颉刚、沈雁冰、周予同、王伯祥、胡愈之、常燕生、谢六逸等响应，决定每人每月从工资中抽出10元存在银行生息，到一定数目后便作为书店的资本，这个学人自办的书店就是朴社，后来加入的还有俞平伯、郭绍虞、朱自清、潘家洵、陈乃乾、耿济之等。

文化人参与出版是顺理成章的事，如“商务”曾集纳众多的中国文化精英，向来引为自豪。但商人与学人毕竟有隔阂，顾颉刚自述“商务印书馆中固然待我并不苛刻，但我总觉得一天的主要时间为馆务牺牲掉了未免可惜。我不是教育家，便不应编教科书；馆中未尝许我作专门的研究，又如何教我作无本的著述”（《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有这种心思的学人考虑“学术界生活独立”问题，讨论的结果便是：若要争取一个专心治学的境遇来，“一是要社会捐助，二是要自己淡泊自守”（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如此，“只希望著述上可以立足的人得终身于著述，不受资本家的压制，社会上的摧残”，“我们所近情的唯有纸笔，所以要在书籍一方面做事业”。按理说，这在一个文化生态良好的社会中是不难办到的事，但是后来朴社难以为继，主持其事的顾颉刚难免惆怅：“我们现在生活的艰难，社会上不能善用我们的才具，这是可以怨恨社会的”，朴社原来成立的本意也就是“对于现在的社会怨恨，应当努力改造它，使得将来可以消弭我们的怨恨”，但是碰到同仁的懈怠，顾只好自诫于“若不能好好地做下去，使得我们的社无形消灭，而可厌的社会依然如故，违心的生活和我们的生命一样永久，那是须怨我们自己没出息，不能怪社会了”（同上）。

社会捐助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淡泊自守”却是需要学人的定力。朴社总干事顾颉刚与同仁共勉以“掮木梢精神”，这有些类似于西方的“西西弗精神”，他说：“我以为我就是一个自知掮木梢而掮木梢者。我因为应该编木梢的时候，良心上非掮木梢不可，所以一件很愿做成的事，如无人做，我即尽我的力独做”，“希望社中同仁都染得我的一点掮木梢精神，大家努力做下去”。(www.xing528.com)

“掮木梢精神”说到底也就是文化人的人格独立问题，从顾颉刚来看，他一生自诩的“好大喜功，终为怨府；贪多务得，那有闲时”（同上）这16个字，就是他的性格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