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高梦旦先生：热心仁爱，台柱之一

胡适晚年与秘书胡颂平闲聊，忽然说起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先生，他还写过《高梦旦先生小传》。

胡适说：高的爱女因盲肠炎手术失误而致死，这位老人却没有一句埋怨的话，“对别人表示尊重、体谅和不苛求，这是推己及人精神，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内容”（《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高先生的为人，最慈祥，最热心，他那古板的外貌里，藏着一颗最仁爱暖热的心”（《高梦旦先生小传》）。胡适自己也是这样的人，所以他们可以相互砥砺。

高梦旦是“商务”的台柱之一。原先是编译所的所长，1921年时他从上海到北京敦请胡适接任其在“商务”的职务，那时高梦旦已是50多岁的人了，胡适只是而立之年的留美博士。高梦旦诚恳地说：“北大固然重要，我们总希望你不会看不起商务印书馆的事业。”在北大和“商务”间作出选择，胡适犯了愁：“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当然比北大重要多了”（同上），其实岂止几千万儿童，“商务”的影响面实在在几十个北大之上。胡适犹豫自己的才干，又见高梦旦的诚挚，便答应可以去试试。

以高梦旦的身份，亲自拜访一个青年，这在今天是很少见的，却可以从中想见“商务”成功的秘诀。同是受到高先生降贵纡尊过访的郭沫若，曾惊呼高的访问是“异数的光降，就好像汉光武访问严子陵，或者是像亚力山大王访问皮匠，把编辑所里的人都震惊了”（《创造十年》）。高的过访还使光华书局老板赵南公惊惶不已，怕“商务”挖走这些创造社的青年才俊。

胡适到“商务”，终觉自己的性情与训练“都不配做这件事”，便转而推荐王云五代替自己。高梦旦、张元济、鲍咸昌、李拔可等“商务”的老辈，“他们看中了一个少年书生，就要把他们毕生经营的事业托付给他；后来又听信这个少年人的几句话，就把这件重要的事业托付给了一个他们平素不相识的人”，这在胡适是感念不已的。他称道“这是老成人为一件大事业求付托人的苦心，是大政治家谋国的风度”（《高梦旦先生小传》）。

当然，“商务”寻觅接班人，如胡适、王云五，都是可堪“付托”的，这也是“商务”的眼光。(www.xing528.com)

高梦旦辞去编译所所长，退居出版部部长，仍“尽心尽力的襄助王先生做改革的事业”，他还不断地有改革的动议和实绩，那也是胡适称道不已的坚韧和实在的精神与做派—“三十年编纂小学教科书，三十年提倡他的十三个月的历法，三十年提倡简笔字，提倡电报的改革，提倡度量衡的改革”，包括后人以为王云五发明的“四角号码”查字法等等，高梦旦不过说：“都是小问题，并且不难办到。”（同上）

有了张元济、高梦旦这些出版家，才有“商务”的辉煌。后来他们退休，又在“一·二八”商务印书馆的劫难中再次复出，“当那危急的时期，他们每天都到馆中来襄助王先生办事”，使得“商务”不倒。

高梦旦先生仁厚，“他爱敬张菊生先生就如同爱敬他的两个哥哥一样；他爱惜我们一班年轻的朋友，就如同爱护他自己的儿女一样”，胡适说得真切：“人都说他冲澹，其实他是浓挚热烈。”你看他给胡适的信，知道胡适是一个“宁鸣不默”的人，说：“惟是我辈遇事好批评，且不择巨细”，“但平时言论能稍谨慎，对于不相干之人尤宜注意”（《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爱护之心油然而见。

高梦旦死于1936年，当时“政治不上轨道”，如“《生活》本来言论平平，竟至被禁止邮寄”。国家如此，温良敦厚的高梦旦竟心忧如焚，“有无数话要说，但不知从何说起，把笔而中辍者屡矣”（《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像这样的人都苦于“失语”，那么他的死未尝不是一种解脱了。令人惊讶的是，二十余年后，高梦旦的乘龙快婿—郑振铎先生，在兴奋于“人民公社成立了，共产主义社会就要实现了，我能亲眼看见共产主义社会，我个人再没有什么要求了”（巴金《悼振铎》）的时候，终于在“浪漫”的时代因空难追随“浪漫”诗人徐志摩去了。这也好，他免于沦于后来的“文革”劫难甚至痛苦地去“忏悔”，去说“真话”了。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