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社：宣传学术，传播文化，进入辉煌时期

新潮社不单单是一个新文化新文学团体，也是一个现代出版机构，除了《新潮》这个杂志，还出《新潮丛书》，其中有宣传“赛先生”的陈大齐的《迷信与心理》、王星拱的《科学方法论》，宣传“德先生”的陈达材的《政治原理》、罗家伦译的《思想自由史》，以及“德”、“赛”两先生并驾齐驱的《蔡孑民言行录》和陶孟和的《社会问题》；文学则有周作人选译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的《点滴》。

新潮社的编辑是胡适的左右臂傅斯年、罗家伦及毛子水、顾颉刚、孙伏园、陈达材等，周作人后来做了主任编辑。这些都是新文坛的高手。张东荪对《新潮》有所批评：“把功夫用在中国书上，实在不值得。与其做泥中扑斗的生涯，何如做进修益智的事业。”（《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当时张东荪还不是“新儒家”，而力倡西学，《新潮》便大力介绍“西潮”，杜威、武者小路实笃、克鲁泡特金、弗洛伊德等等接踵而来，步入中国思想界。虽然显得厚重了一些，但《新潮》前期的锋芒倒显得褪色了。它原来是“我们的议论，总是有什么说什么，不懂得什么叫客气，什么叫顾忌。—总而言之，什么叫不可说。要说就说，说还要说尽”。而后来，如鲁迅所言：“《新潮》群中的健将，则大抵远远的到欧美留学去了，《新潮》这杂志，也以虽有大吹大擂的预告，却至今还未出版的‘名著介绍’收场；留给国内的社员的，是一万部《蔡孑民言行录》和七千部《点滴》！”（《〈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蔡校长的“言行录”印了万部，周作人的翻译也印了7000册，这都不是小的数目，终于也就卖不动，再加上傅、罗等人放洋出国，于是露出窘相，好在周氏兄弟辅佐新人不遗余力，推出《新潮社文艺丛书》，包括《桃色的云》（爱罗先珂剧本，鲁迅译）、《陀螺诗歌小品集，周作人译》、《纺轮的故事》（孟代童话集，李小峰译）、《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孙伏园译）、《论理学》（琼斯著，李小峰等译）、《古佛教戴维斯著，江绍原译》等。(www.xing528.com)

当时一般书店如鲁迅所说：“无论其说话如何漂亮，而其实出版之际，一欲安全，二欲多售，三欲不花本钱，四欲大发其财。”李小峰进一步剖析：“因为要安全，便不敢印进步书籍；因为要多售，便迎合时代，不顾稿件质量；因为要不花本钱，便粗制滥造，不顾印刷质量；因为要大发其财，便压低稿酬，剥削作者，抬高书价，剥削读者。”新潮社则反其道而行之，社团出书不在谋利，而在宣传学术，传播文化。所以，“一切都自己来，自己著译，自己设计，自己定价，自己发行，不受书商的掣肘，完全自主，就有条件来掀起一次出版界的大革新，印出一批兼顾内容和形式的好书”。内容要好，形式上，纸张不用报纸和粗糙的书面纸，用道林纸和重磅木造纸，以及各色精制的书面纸和布纹纸；印刷，不去找“小印刷厂”，而挑北京设备最完善、技术最高明、印刷最精美的印书局。而且“字体要秀丽，墨色要有光彩”；版式，一反一般图书“大抵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要想写上一点意见或别的什么，也无地可容，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迫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且觉得‘人生已没有余裕了’”。在每本书“里封面之前、版权页之后，各留一二张空白副页，天地头放宽，每篇的题目前后留下几行空行，每篇另页起，至少另面，行与行之间保持相当距离。这样，版式就显得疏朗悦目，且有余地写上一点读后的意见。”装帧，封面设计多样化，又“用穿线订，翻开来比较服帖”，再就是鲁迅是“毛边党”，“让读者一面看一面裁，可以细心看，不致草草翻过”，不过也不固执，可以“随作者欢喜”。书价呢？当时一般书籍的成本，包括印刷及稿酬在四成左右，加上批发折扣及开支占三成，利润可达三成，“我们降低书价，把印刷和稿酬的成本提高到七成，而从批发开支的三成中竭力设法节约出来，作为再生产的资金”，结果便是“书店用报纸印的定价五角的书，我们用道林纸精印，定价不会超过三角半”。至于稿酬，“我们规定的版税率从当时一般书店最高的标准：按定价百分之十二提高到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赠书从五本提高到二十本”（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

这样操作，一炮打响，尤其《呐喊》的问世，风行全国。接下来新潮社又出版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川岛的《月夜》、林兰的《徐文长故事》、安徒生的《旅伴》、李小峰等译的《浪花》和司托泼夫人的《结婚的爱》。特别是鲁迅鼎力支持，“供给稿件最多且最好的是他，代丛书装帧和精心设计的又是他，为丛书细心校阅一丝不苟的也是他”，又“作经济上的垫款”，又“首先预约”，尤其是“他对编校工作那么认真，校样也总是反复校对四五次，经他校阅的书几乎找不出一点错误。他所著的书籍，从里封到版权页以至于广告，是他亲手拟定……”（同上）新潮社终于步入辉煌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