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五四运动中的革新之声

1919年1月，北大傅斯年、顾颉刚、徐彦之、罗家伦等学生发起一个团体叫“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与另一个刊物《新青年》相呼应。

几个毛头小伙要办刊物，钱从哪里来？因为是办文艺刊物，便去找文科学长陈独秀。陈独秀见是国文系黄侃的得意门生傅斯年来相求，便怀疑他是敌视新文学的“九头鸟”黄侃派来的间谍。但因为有胡适作保，陈独秀爽快地说：“只要你们有创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傅斯年《回忆新潮）和〈新青年〉》这真是令今天全国高校文科学生羡慕的回答。于是，《新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

有了人—傅、顾、徐、罗以及康白情、俞平伯、杨振声、吴康、毛子水、张申府、汪敬熙、谭平山、高元、成舍我、孙伏园、高君宇、李小峰、王伯祥、江绍原、何思源、潘家洵、郭绍虞、孟寿椿以及校外的叶圣陶，真是囊括一时之选；有了钱—陈独秀的许诺；也有了办刊物的地方—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欣然在图书馆腾出一间房子作为新潮社的社址；那么，印刷、发行等等的琐屑事如何办呢？北大庶务主任李辛白热心肠，全部代为安排妥帖，印刷由北大出版部印刷局负责，发行也由出版部负责。

《新潮》便这样以“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字”出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又冉冉升起一颗新星！多么好的学校领导（还有决定拨教育经费支持这个刊物的校长蔡元培），多么好的学校后勤！多么有志气的莘莘学子！

北大刊物的“二新”—《新青年》、《新潮》，前者对象是社会上的成年知识分子，后者则是中学生和社会上的青年知识分子。所以，《新潮》的宗旨便是“尽力研究修学立身之方法与途径”，它“观察情实，乃觉今日最危险者，无过于青年学生。迩者恶人模型，思想厉鬼，遍于国中，有心人深以为忧。然但能不传谬种，则此辈相将就木之日，即中国进于福利之年。无如若辈专意鼓簧，制造无量恶魔子，子又生孙，孙又生子，长此不匮，真是殷忧。本志发愿协助中等学校之同学，力求精神上脱离此类感化”，这办法即是“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代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战胜之人格”。(www.xing528.com)

《新潮》的宗旨，很快在社会上酿成风波。它使用白话文，遭到林琴南、马通伯、胡先骕等人攻击；发表的新文学作品，与当时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黑幕小说也格格不入，他们主张文学也是可以“用作改革社会器械的”；执政者对《新潮》更是不满，大总统徐世昌、教育部长傅增湘发出逼令蔡校长有所收束的函件，国会议员张元奇也在安福俱乐部唆使下提出查办蔡校长的议案。

但是，全国青年却对《新潮》望眼欲穿，远在杭州“一师”的施存统来信说：“敝校近来颇有改革的气象，同学关于新文学、新思想也极注意。大概看过《新青年》和《新潮》的人，没有一个不被感动；对于诸君极其信仰，学白话文的人也有三分之一”（《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许钦文后来回忆：《新潮》等等，“都为好学的青年所注意，报刊、书籍，已经翻阅得破破碎碎了，还是邮寄来，邮寄去。凡有新的好书，如果不寄给朋友看，好像是对不起朋友似的。友谊往往建筑在书籍的借阅、赠送和学术的讨论”（《五四时期的学生生活》）。

《新潮》日趋火暴，经销处遍地开花，当时一般书店是不愿接受新的书刊的，倒是学校、报社、图书馆、教育会甚至个人占了经销、代销的多数，甚至有绸缎庄也代销《新潮》。这种景象，今天是见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