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以后，宣传新思潮的《每周评论》、《新社会》等相继被查封。1922年冬，北洋政府召开国务会议，进一步通过“取缔新思想案”，仍以《每周评论》、《新青年》的成员为迫害对象，其中有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等人。“《胡适文存》与《独秀文存》忽于端午日被禁止了”，钱玄同化名“夏”编撰了一条谜语，意在“为了揭发事实，故意转弯抹角，掉弄笔头，以引起社会的注意”（周作人《北大感旧录》）。
这一信息公布后，引起反响。后来唐弢说：“胡适便据此四处活动，多方写信。北洋政府一面否认有禁书的事情，说检阅的书已经发还，一面却查禁如故。”（唐弢《晦庵书话》）胡适“多方写信”，今能得见其致教育总长张国淦信，说：“曾以警厅禁卖《胡适文存》的事奉询”，“据云，《胡适文存》及《独秀文存》并未曾禁卖”，“但迄今已近一月，而警察仍在干涉各书摊，不许他们发卖这两部书，前次没收的书也并不曾发还”，胡适不禁问：“我想再奉托先生再为一问，究竟北京的政令是什么机关做主，究竟我的书为什么不许售卖？禁卖书籍为什么不正式布告该禁的理由？为什么要没收小贩子出钱买来的书？”（《胡适来往书信选》）其实，禁你的书还需要理由吗？
不久，钱玄同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拿起今天的晨报第六版来看，忽然看见《警察厅定期焚书》这样一个标题，不禁打了一个寒噤。虽然我并不知道这许多‘败坏风俗小说及一切违禁之印刷物’是什么名目”（《胡适来往书信选》）。“败坏风俗”就是堂而皇之的理由，“从古代到近代，从外国到中国，‘败坏风俗’几乎成为禁书焚书的共同口实，前于北洋军阀的统治阶级利用过它，后于北洋军阀的统治阶级也利用过它”（唐弢《晦庵书话》）。禁你的书算什么？君不见还有“定期焚书”吗？胡适看到“便衣侦探把一张禁售的书单传给各书摊”，除了他与陈独秀的《文存》外，分明还有世界名著、嘉本德的《爱的成年》以及周作人小品文学的集结《自己的园地》等，胡适不免以为“这种昏谬的禁令实在太可笑了”，这除了说明统治者的凶残和虚弱外，还能说明什么呢？(www.xing528.com)
还是当时胡适给教育总长张国淦的信中说得好：“盼望先生们能设法消除这种笑话，不要太丢中国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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