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原名王利宾,化名黄畹,曾为太平天国上条陈,出谋划策,被清廷缉捕,落荒而走香港,以后便改名为韬,号天南遁臾。他是从长夜中探出头来最早领教西潮的“狂士”,也是在中西文化交锋中痛苦煎熬的弄潮儿。
王韬参加过1843年上海开埠时洋教士开办的近代中国第一家老书局,任墨海书馆的译述和校对。三十年后,他又创办中华印务总局。再过十年,他开设弢园书局,以木活字印书,十余年间印书四十余种(有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等);他又是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开拓者,18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这家报纸是中国近代首家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阵地。王韬首创每日报首刊登“论说”,揭开了新闻史“政论时代”的序幕。那每日报首千字左右的“政论”,短小、集中、鲜明、浅显,从此成为一种簇新的报刊文体,文人利用它论政从此发源,后发扬光大为“任公体”,则是满目霞光了。《循环日报》之后,王韬还参与办《华字日报》等报刊。1882年他汇编成册的《韬园文录外编》,是中国第一部报刊政论文集,开启近代文化人“立言”的新方式。以上种种,遂有人称之为“新出版和新出版业第一人”,这“新”就是不同于古代出版活动的崭新经营目的、经营作风和活动内容,用一句话来点破它,就是“为政治而立言”(新闻界人物编委会《新闻界人物》第1辑)。
“为政治而立言”,是从西方学来的。王韬看到“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论,人心之所趋向也”(同上)。返顾中国,王韬有三篇宏论:《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中国自设西文日报之利》、《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这是中国最早的报刊思想专论,王韬因此而成为近代最早具有办报思想的专家。不过王韬是在香港形成他的认识的,冀望理想主义的“清议所至,足以维持大局。主笔之事,位至卿相。国家有大战事,橐笔从戎,随营纪录,视其毁誉以为胜负”尔尔,却直如梦幻。清议纵横,言论自由,是遥远的路程,“诚以天下之大,兆民之众,非博采舆论,何以措置咸宜”,须得有一民主而非专制的语境,王韬“取西制之合于我者,讽清廷以改革”(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终难以见效。倒是日本维新的知识分子推崇王韬为“今时之魏默深(魏源)”,并邀请他访日,为他们的发展提供思想资源。(www.xing528.com)
王韬的时代,报馆、书局、印刷厂等等是不分彼此的。他的开创之功,今人不该忘记。“我国近代新闻和出版史上,出现过很多文人办报、办出版的,目的大半为文化进步。他们秉七寸之笔论衡时政,曾发生无数光、热、影响,但罕见能长期维持或建立规模”(汪家熔《新出版和新出版业第一人—王韬》)。而王韬就是罕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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