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系视野中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三、社会关系视野中的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与动物不同，人们在劳动中同自然打交道并不是单个进行的，而是社会地进行的，即人们结合起来才能从事物质生产劳动，展开人与自然的关系。“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29]这样一来，“所有人的关系和职能，不管他们以什么形式或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都会影响物质生产，并对物质生产发生或多或少是决定的作用”^[30]。这也就是说，人与人的关系作用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江泽民同志运用这一理论分析了古代和当代社会的环境问题，深刻揭示了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1.由于过度开垦和战争，古代社会出现局部生态问题

在古代社会，由于人们的生产是在狭隘的地域和孤立的地点上进行的，因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还不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31]，这样一来，人们开始在狭隘地域和孤立地点上长期劳动生产，结果过度开垦和利用土地，便造成森林草地被毁，生态被破坏，出现了局部生态问题。

两河流域水草肥美，森林植被好，但由于人们过度毁林开荒，再加上过度放牧，结果使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生态遭到破坏，人们只能离开这里到别处谋生。地中海沿岸的巴勒斯坦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意大利北部本该依靠阿尔卑斯山南坡茂盛的森林可以使人们拥有良好的生态条件生息发展，但人们在人口增长的条件下毁林开荒，过度开垦，结果造成阿尔卑斯山南坡水土流失严重，波河平原生态环境被破坏，意大利北部的人们不再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西班牙殖民者到古巴后乱砍滥伐森林，大肆毁坏那里的生态环境，很长时间并未从中捞到什么，但却给古巴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很大的损害。

人们只为了利益而近视地过度利用自然，结果造成了局部生态破坏，人们由此而遭到了惩罚。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道：“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32]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江泽民同志曾经解读过恩格斯的这段话，他讲道：“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指出，人类可以通过改变自然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但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人类统治自然界决不是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类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33]恩格斯这番话讲清了人类应该如何正确处理同自然界的关系。这里，江泽民把人看做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因此人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实现而一味过度地利用改造自然，而应该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在自然能够实现自己的同时实现人的利益，即始终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人绝不应当作为自然的统治者和征服者，否则人就会破坏自然，那么人想借用自然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也就不可能。人们的目的和利益的实现始终受制于自然的存在及其实现，而不是相反。

在秦汉时期，甚至唐代，我国西北地带森林茂密，植被丰盛，但后来由于战乱，加上天灾和毁林开荒，致使那个地方生态被破坏了，直到现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西北风沙和土地荒漠化严重，这已经严重制约了那里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这已充分地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天灾人祸会导致局部生态环境破坏，而生态一旦破坏，人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就受到极大限制，使我国文明重心由北方转到了南方。熟悉中国文化典籍的江泽民曾描述和分析了我国西北生态环境演变的历史，他说：“我国是一个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包括甘肃、陕西在内的黄河流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陕西曾经是周、汉、唐等十三王朝的建都之地，在古代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内，陕西、甘肃等西北地区，曾经是植被良好的繁荣富庶之地，所谓‘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就是古来描绘陕西一带的自然风物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描述盛唐时期陕、甘的发展情景是‘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后来由于历经战乱的破坏，加上自然灾害和乱砍滥伐造成的损失，导致了陕、甘等西北地区的严重沙化，荒漠化，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因此受到极大制约。”^[34]在这里，其实江泽民同志讲述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过度利用自然，破坏了生态环境，其后果是严重而深远的。(www.xing528.com)

古代中外局部生态问题的出现告诫我们，人们在实现自身利益的时候要考虑到自然的实现问题，否则就会遭到自然的惩罚，最终人类也实现不了自己的利益。

2.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竞争，当代社会出现全球性环境问题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后，由于它实现了机器大工业生产，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资源和市场问题逐步凸现出来。而这些问题单靠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难以解决，它使资本家纷纷将目光投向域外，西方列强的殖民活动由此开始。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确立之后，它便结束了人们只在狭隘地域和孤立地点上从事劳动的历史，人们开始跨地域交往，因而国与国之间便发生了交往，以前各民族独立发展和闭关自守状态就被打破了，人类社会的历史逐渐进入了各民族普遍交往的历史。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35]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激烈的竞争，资本主义不仅造成了劳资矛盾，而且引发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独立解放提供了可能，同时这些矛盾加剧着和扩大着人与自然的对立，再加上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使各资本主义国家陆续出现了环境问题。这些环境问题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逐渐演变成全球环境问题。这一状况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引起了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的关注，1972年瑞典斯德哥尔摩联合国环境会议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召开的。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进程的加快，全球环境问题愈加严重，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组织召开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会上通过《里约宣言》，呼吁国际社会关注环境问题，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当全球化日趋明显、人类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之时，江泽民同志走上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江泽民同志认为，当代全球环境问题主要是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引起的，因此，对全球环境问题发达国家要负主要责任，发展中国家将承担与其发展相适应的保护环境的责任。目前的全球环境问题不是哪一个国家单方面可以应付得了的，必须全球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江泽民同志说道：“发达国家对其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是欠了债的，理所当然地应对环境保护作出更大贡献。这些全球性问题的逐步解决，不仅要靠各国自身的努力，还需要国际上的相互配合和密切合作。”^[36]

随着全球进程的加快，各国之间的经济、技术等交往会进一步加深，这是有利于人类社会经济技术的加快发展的，但必须看到，一些发达国家借助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交往，趁机将污染企业甚至有害垃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事实上这类事情已经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发生了。在全球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个趋利避害的问题。对此，江泽民同志是非常清醒的，他说：“我们扩大开放、引进外资，需要抓好环境保护工作，改善投资环境，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国外有些人把污染严重的项目甚至‘洋垃圾’往我国转移，切不可贪图眼前的局部利益而危害国家和民族的全局利益，危害子孙。”^[37]这就是说，搞对外开放的同时也要抓好内外环境保护工作，不能接受外来污染企业或“洋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