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其解决对策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这一方法。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视察我国南方并发表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带有总结性地说道：“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88]在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上，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对策，这对于我们认识和解决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是有益的。
1.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邓小平均不是“洋房子先生”，而是直接参加了实践，从中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是他的工作特点。在长期实践中，他不仅熟悉了中国的环境，爱上了中国的环境，而且了解了中国的环境问题。在邓小平同志看来，中国环境存在如下几方面问题：
由于历史上人们已经破坏了生态环境，所以长期以来我国气候异常，灾害不断。在战争时代，邓小平同就经历过旱灾、水灾和虫灾。
1942年日军对我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实行疯狂的“三光”政策。
与此同时，根据地遇到百年少有的自然灾害，旱灾、蝗灾、水灾……相继发生。农业大大减产，只收到常年的二三成，根据地军民生活陷入极大困境之中。邓小平同志同军民一道共同抗灾，掀起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军民大生产运动。但到了1943年，旱灾还在持续，夏秋时节又发生了蝗虫灾害，灾害波及大半个边区，并一直持续到1944年。人们生活无着，只能靠吃树叶为生了。
经过严重的灾害后，邓小平同志充满感情地说：“我们同华北、华中、华南等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一样，干出了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英雄事业。过去两年的大旱灾、大水灾和大蝗灾，这些人们想象不到的困难都被我们战胜了。”[89]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主政西南局时，一年总会碰上旱或涝的问题，有时旱涝虫害都会碰到，但他面对灾害丝毫没有退缩，而是要求人们“以战胜灾荒为中心”，其他工作要服从于这个中心并结合这个中心去进行。有时甚至要暂时停止其他工作，“专力进行对灾害作斗争”[90]。
改革开放后，我国也经常遇到水旱灾害。1981年暑期四川省发生特大水灾。这次水灾是连续两次暴雨后山洪暴发、江水陡涨造成的，涉及135个县、市，1180多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其中有53个县以上的城市、580个场镇、2600多个工厂企业和1250万亩农作物受淹，房屋倒塌160万间，人畜伤亡较大，直接经济损失达20多亿元。水灾发生后，邓小平约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谈话，分析了水灾原因，他讲道：“最近发生的洪灾涉及林业问题，涉及森林的过量采伐。看来宁可进口一点木材，也要少砍一点树。”[91]看来，毁林开荒和过量采伐森林，会造成生态失衡，水灾将不可避免。
水旱灾害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人们破坏了森林植被。邓小平同志正是看到了这一点，1992年春他视察了我国南方在途经江西鹰潭站时对江西省委书记毛致用、省长吴官正说：“水旱灾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水土保持不好。要坚持把植树造林搞好，否则没有希望。”[92]
（2）地方病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很不平衡，又加上旧社会长期战争，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地方病种类多，存在时间长，对人畜健康造成很大危害。对这一问题，邓小平同志是十分关注的。
西南大小凉山彝族地区，由于地处落后地区，人们观念落后，竟然认为不能住在山下，说是平坝病多，病多是因为有鬼，且地方不好。他们不乐意下山开荒种地，时间一长，山下好的土地也都荒废了。他们在山上地差收成少，生活得很苦。知道这个情况后，邓小平要求对山上的彝族同胞做些工作，让他们知道生病原因是卫生和防治工作没做好，不是地方原因，更不是有鬼[93]。
西南地区流行鼠疫和伤寒等疫病，夏季又有蚊蝇之害，邓小平同志要求加强防治，而不必造成恐慌[94]。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江西余江县闹血吸虫病，“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对这种病及其危害，邓小平同志也是清楚的。1969年到1973年间，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一拖拉机修配厂做工，同他在一个车间工作的江西人陶缙端同志给邓小平同志谈起过血吸虫病。陶缙端回忆道：“那时候，我们家都还是住在鄱阳湖边上，少不得接触那水。家里人就这样得上了血吸虫病。我也有。”听了陶缙端的回忆，邓小平说：“这个病是个麻烦事。”就这个病的防治问题，邓小平讲道：“这个病是可以治好的。更重要在于防治。首先要消灭钉螺，还有加强粪便管理。”[95]
（3）可耕地少
我国虽说幅员辽阔，但山区多，平原丘陵少，这决定我国可耕地少。邓小平同志是看到了这一缺陷的。1985年3月4日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邓小平对客人说道：中国“还不如说山多，可耕地面积并不多。”[96]
从人均耕地面积看，我国人口多，人均耕地不到世界人均耕地水平的一半。这说明我国的人地状况是人口多，耕地少，因而人与土地关系不平衡，这是一个严重的环境问题。
在邓小平同志看来，由于我国存在人口多，耕地少的情况，所以现代化必须考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一特点[97]，照抄照搬别国模式是不行的[98]，“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基本结论”[99]。换言之，我国人口多，耕地少这一状况将决定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只能是中国式的，即使我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千美元，那还是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只能是个小康水平。对此，邓小平同志曾讲道：“中国这样的底子，人口这样多，耕地这样少，劳动生产率、财政收支、外贸进出口都不可能一下子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很快。所以，我在跟外国人谈话的时候就说，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前不久一位外宾同我会谈，他问，你们那个四个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跟他讲，到本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达到一千美元，算个小康水平。”[100]
耕地面积少，这是中国自身特点，这一特点决定中国农业不能单靠机械化，而要精耕细作，加强农业科研[101]。这条路子也是可行的，比如荷兰比我国人均耕地面积还少，但人家搞农业搞的比我们还好[102]。我国农业靠广大耕地面积是不可能的，应当依靠科学，充分认识科技重要性[103]。
（4）森林少
从历史上来看，我国就是一个少林国家。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森林在逐步锐减。新中国成立后，森林锐减的势头虽有所遏制，但森林覆盖率低，致使我国的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不好。在这种情况下，水、旱、虫灾频繁发生，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新中国成立以来，几次“左”的思想影响，使我国本来就很少的森林又不同程度地受损害，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我国的森林状况是：“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只有百分之十二点七，在全世界一百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占第一百二十位。”[104]这种状况造成这些后果：“由于森林少，而且不断遭到破坏，使自然生态失掉平衡，不能有效地减免水旱风沙等自然灾害、保障农业高产稳产，木材和林副产品也十分短缺。”[105]
目前我国人均森林占有面积为1.9亩，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5；人均森林蓄积量9.048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蓄积量的1／8。由此看来，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环境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邓小平同志清楚我国森林状况，懂得森林少的危害，因而在不同时期他都主张植树造林。
在太行山区抗日斗争时期，为战胜水旱虫灾，邓小平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发动植树、修渠、打井、造水车等事业”[106]。很显然，在缺少树木的太行山植树是有利于改变穷山恶水面貌，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
在任中原局书记期间，当看到我们军队对城市乡村的树木作了相当普遍的严重的破坏时，邓小平同志非常痛心，他批评了这种“反动的罪恶的行为”[107]。这就是说，我们在作战中要尽可能减少对树木的破坏，以后建设是需要树木的。
在主政大西南后，邓小平不提倡开荒，因为“开荒要砍树，现在四川最大问题树林少”[108]。不言而喻，若鼓励四川开荒，四川山多，那么人们就会砍树，四川树林将少之又少，必然引发水土流失和气候异常后果，上世纪80年代初四川特大洪灾的暴发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951年11月9日，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邓小平同志作了报告，其中说道：“明春进行一次大的植树造林及护林的运动。”[109]很明显，他这样要求的目的是使农业生产有个较好的生态环境。
1951年11月17日，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邓小平同志作了报告，指出为了抓好1952年的农业，必须“提倡植树造林，严密注意防止旱灾”[110]。在讲到林业方面时，邓小平要求：“把伐木计划和植树护林任务结合起来，防止地主盗卖树木。”[111]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植树造林可以使农业减轻或减免旱灾，伐木不能竭泽而渔，而要同植树护林任务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确保林木的永续利用，这里蕴涵着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20世纪60年代初邓小平要求农村“多植一点树”，其目的是使我国农业恢复生产[112]。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一直到1991年，他每年都参加植树活动，并倡导全民义务植树活动，还几次为植树活动题词，为我国新时期掀起全民义务植树活动作出了贡献。
（5）污染严重
由于我们长期所走的经济发展路子是“先污染，后治理”，结果工业“三废”没有经过处理便排到大自然中去，造成了大气污染、水污染和生产生活环境污染。再加上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之后，人们形成了一种用完就扔的消费方式，造成了废弃物污染，使水、气环境更加不洁，生产和生活环境更加恶化。如果污染问题不加以解决，那么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动植物的生存都将深受影响。
邓小平同志是个非常细心的人。当看到有的企业不讲环境卫生，且管理不好时，他不大满意，建议企业管理者“要到发达国家去看看，应当看看人家是怎样搞的”[113]。他举例说：“日本管得好。人家首先是抓卫生，第二是抓安全。凡是哪个工厂脏的，那个厂肯定管得不好。环境卫生抓得好，人的疾病也少一些。人一整洁，精神面貌也好了。”[114]
当然，工业排放污水已经使我国近海遭到污染，[115]一些风景区山水也被弄脏了，全国已经出现了污染严重的城市[116]。
邓小平同志接受科学家建议，拒绝接收外国核废料[117]，也叮嘱将我国自己的核废料处理好[118]。邓小平这样处理问题，就是生怕在我国引发核污染。核污染对生命和环境的影响是毁灭性的。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不仅影响范围大，而且影响时间长，这是令人难以忘记的。
不同种类、不同范围的污染破坏了生态环境，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乃至动植物无法生存，应采取措施予以解决[119]。
（6）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
我国虽说地大物博，但由于人口众多，这样一来，人均占有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数量并不多。在这种情况下，资源利用率低，势必造成浪费，这将是不利于生产和生活的。由于我国经济落后，技术又不发达，我国资源利用率是不高的，浪费是较为严重的，邓小平同志已经看到了这一问题。
一种资源不仅仅只有一种用途，如果我们只利用它的一种功用，那就是一种浪费。比如酒精，人们只知它可燃烧，也许有人还知道它可以作清洁剂，但很少有人知道它可以用来开汽车。用酒精作燃料来开车，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延安时见到的。主政大西南后，195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西南区第二次财经会议上发表讲话，在讲到运输工作时，他提到要用酒精开汽车，这样将“节省汽油，并从改善管理上降低运输成本”[120]。70年代初到江西做社会调查时，邓小平到过一个制糖厂的酒精车间，他询问了酒精度数后说：“这种酒精做什么用呀？”听了介绍后，邓小平风趣地说：“还有一种用途没有说到，酒精还可以用来开汽车。”接着，他又说：“我在延安时坐的汽车，都是用酒精做燃料的。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噢！”[121]可见，酒精的用途要认识，酒精的利用要扩充，否则是一种浪费，当然也浪费汽油。
矿石资源往往是共生性的，即看上去是一种矿物，但事实上它含有许多其他物质成分。对共生矿石过去传统的做法是只用取其一种成分，其余就不管了，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在视察甘肃白银公司时，当听到把黄铁矿卖出去，每年要少回收一万吨铅锌时，邓小平说：“很可惜。”[122]
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在农业中也有表现。比如，我国有很多水资源，但由于人们思想不够解放，水面利用不够。对此，在1982年11月15日会见前来北京参加中美能源资源环境会议的美国前驻中国大使、密执安州大学教授伦纳德·伍德科克时，邓小平同志说道：“我们有很多水面没有利用，如果淡水养鱼发展起来，那就了不起。”[123]1986年1月29日邓小平视察顺德，在谈到发展养鱼业时说：“山和水能解决大问题。我们的山用得还可以，水就用得很少。”[124]水资源利用少，淡水养鱼业就发展不起来。这样一来，人民富裕不了，生活也改善不了。看来，提高资源利用率是一个关系人们生产生活的大问题，必须予以解决。
2.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对策
在看到了我国人与生态环境不平衡的种种问题之后，一贯“照辩证法办事”的邓小平同志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对策。
农业生产要发展和提高，就必须依赖于良好的地域性生态条件和持续较好的全国性生态环境。然而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森林缺乏，全国性生态环境恶化。又加上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没有致力于农业生态条件改善和建设，致使我国的农业生产总是抵御不了自然灾害的破坏，农业在大灾面前不是减产，就是破产。这样一来，不仅农民受害，而且国家也始终发展不起来。在战争年代，不发展农业，就不能进行革命。而要发展农业，就要改善和建设农业生态条件，即兴修水利，防洪减灾。在《太行山的经济建设》一文里，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农业时非常重视水利设施建设，他认为农业生产需要许多田间工作去做，同时又要求人们“修渠、打井、造水车”[125]。显而易见，只有抓好水利设施建设，既可防洪，又可防旱，是农业生产正常进行的保证。
上世纪50年代邓小平视察贵州，在讲到农业问题时，他说：“水利概念要改变，农田用小水利来解决，山地以蓄水为主，拼命存水。”[126]这里，邓小平讲述的道理是，区域农业要解决水的问题，要搞小水利，山地要蓄水，这都是邓小平在调查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很有针对性的，在今天都有指导意义。
经过大跃进，我国农业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恢复农业生产成为党和政府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一方面主张按农村生产力发展实际选择生产关系形式，另一方面比较重视农业生态环境建设，要求各地在农业恢复时期“多种植一点树”，“现在要考虑对原有的水利工程进行修补，有的地方要打一点井”[127]。农业生产注意到了生态条件和生态环境建设问题，事情就好办多了。
1964年4月，邓小平在视察山东时就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说：“能打井的地方多打机井。”“要多疏通河道，多做田间工作，不但解决涝的问题，还要解决旱的问题。”[128]搞好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既有利于农业生产，又能防旱涝灾害，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工作。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兴建大型水利工程，防止大江大河流域性洪涝灾害，对于农业和人们的生产生活均具有重大意义。在实际考察基础上，他决定兴建三峡工程，搞黄河小浪底水库。目前，这两个水利工程在防洪发电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植树造林，改善和建设我国生态环境
“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任务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提出来了，但直到80年代初还远没有完成。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对植树造林有了更为深入系统的思考，他思索和回答了以下几个问题：
①为什么要植树造林？
我国植树造林要求和任务早就被提出来了，为什么这种要求和任务往往不能完成？这里有客观原因，这就是我国生态环境恶化，这不是短时期能根本改变的。但从主观上看，人们还没有认清我国生态环境的不良状况及其危害。从整体上说，我国生态环境状况在全球范围看是位列其后的。因为“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只有百分之十二点七，在全世界一百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占第一百二十位”[129]。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这种状况的认识是不够的，这主要表现在人们只知利用森林资源，而不大注意保护和建设，甚至还砍得多，种得少，这就只能使生态环境更加恶化。而这种恶化的生态环境已经产生了这样的危害：它“不能有效地减免水旱风沙等自然灾害、保障农业高产、稳产，木材和林副产品也十分短缺”[130]。由此可知，植树造林的根本目的和意义是为了改善和建设我国的生态环境。
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邓小平同志是从战略角度来思考植树造林意义的。在邓小平同志看来，我们之所以要植树造林，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建设社会主义需要。
根据邓小平理论，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过革命和解放，在不同历史阶段我们已经解放了生产力，实现了人和自然的结合。人们为了发展生产力，改善和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就要发掘和利用自然资源，但问题是人们对自然的发掘和利用不是无限的，而是以自然的可更新程度或不可更新性为限度的，如果超过此限度，那么自然就要报复和惩罚我们。就是说，人在利用自然的同时要保护资源，而在这些受保护的资源中，农业所依赖的主体性资源便是森林资源，当然还有土地、水和矿物资源等。由此可见，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森林资源，更需要植树造林以保护森林资源。
二是造福子孙后代的需要。
马克思说：“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前一代人传给后一代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环境规定着后一代人的生活条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后一代人将要得到什么样的发展决定于前一代人传给后一代人的生活条件。前一代人发展出优越良好的生活条件，后一代人将会利用它对优越良好的生活条件的改变，创造出更加优越良好的条件。我们只有植树造林，才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美好的生活环境，从而为更好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条件。所以，植树造林是造福子孙、荫及后代的伟大事业。
1983年3月12日上午，邓小平同志到十三陵中直机关造林基地参加义务植树劳动。在谈到植树造林的意义时，邓小平对参加劳动的中直机关干部说：“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131]
②哪些人植树造林？
鉴于我国生态环境恶化，且不是短时间可以改善的，因此，“必须动员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发扬愚公移山、艰苦创业的精神，大搞植树造林运动，持久地坚持下去，扎扎实实地奋斗几十年，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自然面貌和经济面貌”[132]。
邓小平同志倡议全民义务植树。在他推动下，1981年12月13日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在他领导下，全民义务植树运动一年又一年开展起来。邓小平尤其强调要让娃娃们养成种树、爱树的好习惯[133]。只有一代一代人不懈努力植树造林，祖国山河一定会得到绿化。
③哪些地方需要植树造林？
我国森林覆盖率低，森林分布又不平衡，这决定我们需要造林绿化的地方很多。我国北方沙化严重，且干旱，已经影响到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建设“三北”防护林带至关重要。早在1961年邓小平视察黑龙江时就很关注东北西部防护林带，预言防护林带建成是很有效益的，要管好，使之发挥调节气候、涵养小源的作用[134]。80年代初，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坚忍不拔地抓好西北、华北北部和东北西部防护林体系”[135]。考虑到华北、中原、东北等地是我国的粮仓，保护生态环境尤为重要，所以党和政府提出实现“华北、中原、东北等地的农田林网化和‘四旁’绿化”[136]。我国南方少煤，但气候又较好，因而党和政府要求建立“南方、北方的速生用材林基地和以木本油料为主的经济林基地”[137]。由于我国木材生产主要在东北林区，所以东北林区的基地更新问题显得很重要，党和政府要求做好“东北等林区的基地更新等重点建设”。
由于历史原因，西北森林植树被破坏，气候干旱，风沙和水土流失严重，它不仅影响到了黄河中下游的生态环境，而且危及整个国家的生态环境。因此，西北必须绿化。邓小平主张西北要先种草后种树，在黄土高原发展畜牧业，这样一来，“就会给人们带来好处，人们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很好的变化”[138]。同时，他也要求兰州军区用20年时间绿化大西北，以便“改变西北自然面貌，为子孙后代造福”[139]。目前，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较之80年代初要好很多了。
一般来说，城市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许多城市的工业较前有很大发展，以至于像兰州、北京等地环境污染已经很严重了。解决这些问题，当然要搞循环经济，但也要辅之以城市绿化。城市绿化了，不仅城市面貌会发生改变，而且还会减少污染。就北京来说，邓小平要求搞好环境，“种草种树，绿化街道，管好园林，经过若干年，做到不露一块黄土”[140]。北京“种了草污染可以减少”[141]。从今天来看，这些要求是很有战略意义的，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奠定了生态基础。
风景区要植树。风景区不植树不仅不美，而且还可能因此而遭到破坏。1980年7月初，邓小平游览峨眉山。当他看到陡峭的山坡上种了不少玉米，长得稀稀拉拉时，邓小平对陪同人员说：“这会造成水土流失，人摔下来更不得了，不要种粮啦，种树吧，种黄连也可以。”[142]就景区种树，邓小平同志也有自己的独特考虑，这就是景区林子要造得美观。1980年7月初，在游览峨眉山时，邓小平对景区造林作出了重要指示，他说：“风景区造林要注意林子色彩的完美。山林就像人的穿着一样，不仅有衣衫，还有裙子、鞋子。”[143]只要按这一指示去做，峨眉山景区就会更美丽，游人一定会获得无尽的美感。当然，这一指示也有普遍意义。如果每个景区都按邓小平的要求去做，那么我国旅游业会更有发展潜力和后劲。
厂矿也要植树。矿物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在开采若干年后一定会枯竭的。因此，在矿产地应办农场种粮食，这就要求植树造林搞绿化。在视察金川矿山时，邓小平高度评价了金川矿山资源，但同时富有远见地指出：“金川应当办农场种粮食，植树造林搞绿化。”[144]
大庆是我国最早发现的油田基地，它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它又处在较平坦的地方，发展畜牧业具备一定条件。1978年9月14日邓小平视察了大庆，要求大庆处理好工业三废问题，但同时他又提出，大庆要多种树种草，发展畜牧业，要改造草原，要把大庆建设成美丽的油田[145]。把油田开发和畜牧业发展相结合，是大庆发展方向，否则，油田开发完结后，大庆生态环境没有建设起来，那里的人们将无法生存。
酒泉导弹基地和XXZ厂都建在生态条件不好的地方。要在这些地方留人奋斗做事，关键要将这些地方的生态环境搞好，这就要求植树。邓小平同志视察酒泉导弹实验基地，高度评价了基地建设成就，他说：“你们把戈壁滩建设得很不错，过去是风吹石头跑，遍地不长草，现在有了铁路、公路、树木和房子，像个城市，这是你们辛勤劳动的结果。”他又勉励大家说：“你们还要多栽树，树能美化环境，能拴心留人。树栽多了，将来变得更好。”[146]几十年过去了，一座现代化的卫星航天城在茫茫戈壁滩上拔地而起，多次出色地完成了国防科技的重要任务。历年栽下的树木也在茁壮成长，环境得到了进一步的美化。人们由此而不能不钦佩邓小平同志的远见，又不能不感激他对航天人的无微不至的关爱。
1966年3月，邓小平到过柴达木盆地的XXZ厂。看到厂区周围树很少，他关切地希望能多种一些适应这里气候的树木[147]。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对厂区环境建设想得周到又关怀备至。
住宅区要搞绿化。改革开放后，国人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居住条件也有了较大改观。农村普遍盖起了平房和楼房，而城里的楼房和住宅区随处可见。城市是人口聚居的地方，本来就已经存在水污染和生活垃圾污染，再加上工业废气、废水和废渣污染，因此，城市污染是容易发生，而又不容易治理的。正是看到了这一问题，邓小平要求搞城市规划时一要讲“合理布局，一环扣一环”，二要“解决好污染问题”。废水、废气污染环境，要加以治理[148]。他还讲道：“城市建设是一门学问。理在资本主义管理讲美学，讲心理学，讲绿化。美观使人感到舒适，会影响人们的情绪，这不是没有道理的。”[149]就是住宅区，也有个美化、绿化问题。1978年9月19日邓小平视察唐山职工住宅区，就房屋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同时提到了住宅区美化、绿化问题。他说：“住宅区要种花、栽树，搞好绿化。”[150]只有住宅区的绿化美化搞好了，人们才能身心健康、心情舒畅愉快。但是不能不看到，目前城市建设没有较多考虑环境治理和保护问题，住宅建设广告宣传的好，实际上往往没有注意绿化美化问题。我国城市环境治理和保护问题还需要做更多更扎实的工作。
四川省委一直想把邓小平故居搞成陈列馆，但邓小平夫妇不主张这样做。邓小平夫人卓琳说：“周围多栽点树子、竹子，搞好绿化。”邓小平说，不要搞什么陈列馆，最好办成学校[151]。
（3）防治地方病，为人民造福
新中国成立初我国地方病较多，而且危害大。在主政西南时，邓小平要求防治鼠疫、伤寒等地方病。进京后，他关注江西余江县血吸虫病，并非常清楚这种病的防治办法。应当说，我国地方病的防治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为了促进这一工作的较快发展，1984年10月邓小平同志为防治地方病工作题词：“防治地方病，为人民造福”[152]。
由于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影响，我国一些地方出现了肿瘤病、眼病和呼吸病等地方病，最近几年又有所谓禽流感病等。这说明我国防治地方病工作仍面临严峻形势，应发扬传统，把这项工作做实做好。
（4）计划生育，控制人口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口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人口过量或过少生产均是不利于物质资料生产的。毛泽东同志已经看到我国人口多这一方面，但他主张的“人多力量大”思想却给人们留下了很深远影响，以至于人们在很长时间很少考虑人多所带来的不利方面。一贯“照辩证法办事”的邓小平同志并不主张人多，他是党内最早主张计划生育的国家领导人。新时期我国人口政策就是在他领导下制定并予以实施的。
①人多有不利一面，人口应有计划控制
旧中国曾经流行“多子多福”观念，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相信“人多力量大”的说法。但邓小平同志并不这样看问题，他更多地指出了人多有不利一面的道理，主张人口应有计划控制。
早在西南局工作时，邓小平已经看到了人多之不利方面，这就是人一多，吃饭就成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就不能稳定，共产党也难于在西南立足。人总是要吃饭的，但在经济尚未恢复和发展时期，人多就会产生吃饭问题，而吃饭问题解决不好，必然要引起天下大乱，这样就会给治理和执政带来很大压力。邓小平既形象又深刻地指出：“西南有7000万人口，如果每张口一寸长，那么就有70万丈长的口要吃饭，如果这些口没有饭吃，那就会天下大乱。所以，‘粮食就是政权’，没有粮食，我们就要被撵出西南去。”[153]正是认识到了人多之不利方面，邓小平领导了大征粮活动。征粮任务完成了，吃饭问题解决了，西南稳定了。
在党的八大发言中，邓小平主张节制生育，这一想法得到了周恩来和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一段时间也主张人口要有计划的生产，但最后错误批判马寅初，“人多力量大”的观念发生了实际作用。
从60年代初一直到晚年，邓小平同志均强调了人多有不利一面的道理。
1963年8月，邓小平讲道：“人多，一是好办事，二是不好办事，要吃、要穿、要用。解决吃、穿、用的问题还要费劲好多年。”[154]这里，邓小平明确认为，人多了，解决吃、穿和用的问题不容易，这表明人口多会带来不利方面。
1979年3月，邓小平说：“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都成为严重的问题。”[155]
1984年10月，邓小平说：“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不过三百美元。”[156]在邓小平看来，中国人口多，国民生产总值人均量很低，使中国处于落后国家行列，这就说明人口多正在制约着中国的发展，人口多在这里是个不利因素。
1987年4月，邓小平说：“中国科学技术落后，困难特别多，特别是人口太多，现就有十亿五千万，增加收入很不容易，短期内摆脱贫困状态很不容易。”[157]人口一多，收入难以增加，短期内难于摆脱贫困状态，这是人口多的不利方面。
1989年4月，邓小平进一步说：“我们难就难在人口太多，而且控制人口增长的工作还做得不够好。”[158]这说明人口多已成为中国最大难题，这是很不利于我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
正是看到人多会带来生活、教育、就业乃至国家发展等诸多问题，邓小平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主张节制生育。1975年4月30日，在会见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委员、农业和土改部部长塔耶比·拉比时，邓小平谈到了中国人口问题。他一方面指出人口不能无限制增长，另一方面强调要控制人口增长。他说：“人多是个麻烦事，无限制的增长不得了。我国现在差不多接近八亿人口。解放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每年的人口增长率是百分之二。现在提倡节制生育，有些地方见效了。我们力求在一九八○年前能把人口增长率控制到百分之一点五，一九八五年能控制到百分之一以下。”[159]80年代一直到邓小平晚年，他都在强调人口控制，人口应有计划生育。一句话，控制人口数量是邓小平人口思想的核心理念。
②我国人口、自然与社会存在突出矛盾，必须做好人口控制和社会工作
从直观上看，我国人口众多，人口多已经产生了诸多问题，这决定我们必须进行人口控制，有计划地安排生育。但只是直觉的东西还不能帮助我们把握事物的本质，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理性的东西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中国人口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并没有满足于直觉经验，而是更为理性地揭示了人口问题的本质，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邓小平同志看来，中国的人口问题其实是人口与自然、社会关系严重不平衡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人口与自然的矛盾。
邓小平说：“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160]这里，邓小平人多地少的思想深刻揭示了人口与自然的矛盾性。在我国，由于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致使自然资源十分紧缺。不论土地、水，还是森林等，人均占有量均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更加突出，自然资源严重不足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建设。
第二，人口与社会的矛盾。
我国要实现现代化，“而我国人口这样多，怎样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问题”[161]。不仅如此，而且农民在我国占绝大多数，“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162]。可见，人口一多，就会造成就业不充分和社会不稳定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不加以认真解决，社会要得到发展和稳定就不大可能。
鉴于人口与自然、社会关系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我们就必须认真做好人口控制工作，使人口有计划的生产，同时我们必须保护自然，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人口与自然的平衡。我们也必须在控制人口的同时，做好就业和社会稳定工作，这就要广开就业门路，大力发展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引导广大人民走勤劳致富、共同富裕之道。还要对广大人民进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要让人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163]只有做好了这些社会工作，才能使人口生产与社会发展相一致，不至于发生社会问题。
我国人口的数量与质量是不平衡的，这主要表现在人口数量多，但大学生、研究生人数在总人口数中的比例较小，我国人口总体素质不高。邓小平同志复出后一直强调要提高人口素质。他重视发展我国的教育、科学技术，同时倡导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其根本目的是使我国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均得到提高，以便更好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在邓小平人口思想影响下，我国新时期以来制定和实施了新的人口政策，这就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人口应有计划的生产，要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在实行新人口政策的同时，要做好环境保护工作；要妥善处理好教育、就业和社会稳定工作；要切实做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于实行新的人口政策，人口恶性增长的势头已经得到了有效遏制，但这项工作还不能有丝毫松懈。我们还要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就业、教育、维护稳定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工作，促使人口、自然与社会关系向协调方向发展，以确保我国社会的持续协调和全面发展。
（5）治理污染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环境污染。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环境污染已经到了必须治理的程度了。对于我国的环境污染，邓小平同志不仅非常关注，而且强调要给予治理。在邓小平同志看来，对于中国的环境污染治理，要采取以下措施：
①采用循环技术，解决工业水污染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技术水平落后，特别是在工业污染处理方面没有采用先进技术，致使水资源不能再利用，反而造成严重的工业水污染。这种水污染已经波及江河湖海，引发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要求我们采用先进的循环技术，解决工业水污染问题。这种办法就是工业在排水之前要进行污水处理，处理掉的水可再利用，进行水循环，这对环境保护是有益的。1978年9月邓小平视察辽宁，他向干部介绍了日本的水循环技术。他说道：“工业用水要采取先进办法，像日本那样，搞循环，水一下子跑了，转个圈回来，这样对解决污染问题、解决缺水问题都有好处，还可以回收。要广泛运用这个技术，转个圈，特别是缺水地方更要这样。日本相当普遍，技术并不难。”[164]
②石化工业三废问题要处理好
油、气、化工生产如果不注意三废处理，势必造成较大范围的污染。1978年9月邓小平视察大庆时，带有总结性的口吻说道：“我们的化学工业三废问题都没有解决好，上海金山工程处理不好，很多废物排放海里，鱼都没有了，污染很大。”[165]鉴于油、气、化工污染严重的状况，邓小平强调说：“一定要把三废处理好。”[166]这就要采用环境保护技术，对三废进行处理、回收和利用，使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③改造民用锅炉，统一供热，减少污染
北方冬天寒冷，要用好几个月暖气，这就有个供热问题。一开始人们没有形成统一供热系统，这样一来，人们只知供热，而没有注意环境保护问题，结果燃料浪费不说，污染相当厉害。邓小平同志看到这一情况后，要求加以治理。其具体办法是：“所有民用锅炉，要改造一下，统一供热。”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节约燃料，二是减少污染”[167]。
④关、停、并、转、迁有污染的工厂，使江水变清
1973年10月邓小平陪同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到桂林参观游览。游览芦笛岩时，大家很有兴致。但一出芦笛岩洞口，大家就看到了桂林钢厂排放出的滚滚浓烟；也见到芳莲池水、桃花江水均被污染的情形。
在陪同客人游览漓江途中，邓小平同客人欣赏了漓江风光，并盛赞了大自然的美丽。但榕湖、杉湖的脏水，被污染的桃花江水排入漓江还是被邓小平看到了，更令人痛惜的是沙河电厂、造纸厂的大量污水通过南溪河也排入漓江，漓江水已经被弄脏了。
邓小平事后找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有关领导谈话，并实地查看了解漓江污染情况，他严肃指出：“桂林是世界著名的风景文化名城，漓江是这座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你们抓生产、抓城建，这都很对，但如果把漓江污染了，把环境破坏了，即使工农业生产发展快、市政建设搞得好，是功大于过呢，还是过大于功呢？请你们好好考虑。那也是功不抵过啊！”[168]
后来在邓小平同志促使下，国务院颁发了《尽快恢复并很好保持桂林山水甲天下的风貌》的决定。国务院责成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政府高度重视漓江治理。有关方面关、停、并、转、迁了20多家有污染源的工厂，漓江水最后变清了。
⑤城市要植树种草，以便减少污染
城市是人口聚居之地，又由于拥有或多或少的工厂企业，这样一来，生活和生产污染是在所难免的。要治理城市污染问题，从根本上讲是要考虑治理污染源问题，但这要求有相应技术和相当投入，所以从这方面入手要有一个过程。从植树种草入手，不需要太高技术，也不需要过多投入，只要大家动手就行。针对北京空气污染问题，邓小平主张种草种树，这样可以绿化街道，又可以减少污染[169]。后来北京既注意污染源治理，又重视植树种草，北京空气污染得到了有效控制，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奠定了环境基础。
⑥加强立法，依法治理环境污染
改革开放前我国就已经出现环境污染，而且较为严重。邓小平要求加强立法，以便使环境污染治理有法可依。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发表讲话，其中已经提到要集中力量制定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如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等。根据这一讲话精神，我国陆续制定并颁布了旨在保护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在这些法律中，提出了“预防为主”原则、“谁污染、谁治理”原则，要求我国企业不要重复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应当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坚持“三同时”原则，落实环境污染治理原则，做好工业污染防治工作。排污必须达标，并缴纳排污费。有关部门必须承担起对水污染防治实行监管的责任，使水污染治理取得成效。
经过30年努力，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较完整健全的环境污染治理法律体系，也形成了环境污染治理及其监管队伍，这将为我国环境污染治理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但必须看到，我国环境污染成因复杂，治理环境污染还有很多阻力和障碍，环境污染治理还面临严峻形势和繁重任务，这就决定我们必须作长远打算，而且要有扎实不懈的工作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将环境污染治理工作做好。
（6）节约资源
我国虽然资源丰富，但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并不大，加上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以节约资源就显得十分重要。从邓小平有关节约资源的论述来看，我们应当采取切实可行办法，节约如下资源：
①节约汽油
汽车燃料主要是汽油，汽油是从石油中分化出来的。我国石油储量和产量都很少，石油主要依赖外国提供。这里自然就有一个节约汽油的问题。要节约汽油，可用替代品酒精。1950年12月25日在西南区第二次财经会议上讲话，邓小平谈到交通问题时说：“汽车要坚决改用酒精、木炭，以酒精为主，节省汽油。”[170]
人们是生产酒精的，但不一定知道酒精还有开汽车的作用。70年代初邓小平在江西做社会调查，到过一个酒精车间，在询问了酒精度数后他问：“这种酒精做什么用呀？”听了介绍后，邓小平说：“还有一种用途没有说到，酒精还可以用来开汽车。”他向人们介绍道：“我在延安时坐的汽车，都是用酒精做燃料的。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噢！”[171]
现在小轿车已经进入工薪阶层家庭，如果大家都用酒精来开车的话，那么可以为国家节省大量汽油。
②节约能源
我们已经处在能源危机时代，节约能源已经成为我们的唯一选择。一般来说，常规能源是油和煤。所谓节约能源，其实就是节约油和煤。要节约油和煤，可用提价的办法，即提高油和煤价格，迫使使用者节约使用量。1980年5月20日邓小平在同有关同志谈编制长期规划问题时讲道，日本学者对我们编制长期规划提了一些意见，其中一条是：“认为我们煤炭价格太低，石油的价格也低。这样，人们使用煤、油就不注意节约。要提高煤、油的价格，促使使用单位节约，这实际是保护能源的政策。”[172]
在邓小平同志看来，“核电好是好，但很花钱，我们还是发展水电、火电”[173]。但就水电和火电耗能情况来说，要发展水电，它可以省煤。在听取日本学者对我国编制长期规划的建议后，1980年5月20日邓小平向中央有关同志说道：“他们还提出我们应该主要搞水电，水电建设虽然周期长一些，但不用煤，成本低，利润高。”[174]同年7月上旬邓小平就视察了三峡，最后拍板建三峡工程，使三峡工程在防洪发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③节约材料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较明显提高。人们在改善生活的同时，居住条件也有明显的改观。但必须看到的问题是，建房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如楼房房间净高太高；建房材料造价太高。这种情况如果听任其发展，那就浪费大量建筑材料，最终加重住房消费者的经济负担。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和经济负担，邓小平同志就此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
我国人口多，追求宽敞舒适的生活条件不符合国情，这决定我国的楼房不能求高，只能求实用。1978年9月20日下午在视察天津黄伟路第二建筑公司二工区时，邓小平谈到了楼房建设的想法，他说：“楼层层高往高长，不如房间宽一点，层高低一点，整座楼还是那么高，但四层就可以变为五层，利用率也就高了。”[175]这样做的好处是节约了土地，也节约了建筑材料[176]。一句话，楼房建设要讲实用，这样也能节约材料。
我国人口多，随着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城市人口也还将有所增长。要让城市居民买得起房，就得降低造价，这就要从生产新型材料入手。邓小平提出参考外国建房经验，用轻便材料建房，这样做既可以降低建房造价，又可以防震。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约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谈话，在讲到建筑业时，邓小平说：“中关村搞了两栋新型材料的试验房子，每平方米造价六十块，如果大规模生产这种材料，造价可以降低。这种房子就是搞些钢筋支柱，中间填些空心砖，非常之轻，什么地震也不怕，压不死人。现在国外都是这么种搞法。”[177]
④节约土地
中国虽然土地面积大，但是适合耕种的土地并不多，又加上中国人口众多，这样一来，人均耕地面积是非常少的，这决定我国必须节约土地，只有这样，才能较好地缓解人多地少之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面对中国人多地少的现实，邓小平同志想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其中就有节约土地这一办法。
受历史影响，我国工业分布是不大合理的，这突出地表现在沿海工业多，内地工业少。我国工业分布应有一个调整过程，这个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已经涉及。但问题是不管在哪个地方建厂都要处理好工业用地和农业用地关系，具体来说，就是工业不能跟农业挤地，办厂不能多占农田。
在原有厂内办厂，自然是可以节省投资，少占农田。在视察兰化时，当看到原属纺织部的西固聚丙烯腈纤维厂（又称化纤厂）正在橡胶厂内筹建时，邓小平肯定地称为“厂中厂”，并称赞说：“是必须这样搞的，还能节省投资少占农田。”[178]当然，这种情况是较少的。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工业迎来大发展的时机，但我国工业原来较注重军工业生产和建设，民用企业较少。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就有一个军工企业转为民用企业的问题。在企业军转民过程中，考虑到企业不占农田的要求，企业是转产不转厂，即原有军工企业在原有厂地改作民用企业，生产服务于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需要。这样做既有利于经济建设，又大大节约了土地。
我国国土面积大，但由于历史原因，森林和植被大都被破坏了，这决定我国需要绿化的国土面积较大。然而我国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因此，绿化要与农业生产协调发展，总不能将农田拿来绿化。正因为如此，邓小平要求植树不能占用好地。1982年3月12日邓小平带领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到北京西山参加植树活动。在讲了植树的要领之后，他说：“植树不要占用好地。”[179]其实，我国山地、荒地、荒滩还有很多，至于荒漠地那就更多了，邓小平要求人们到那些地方去植树，当然这不是说不在江河源头绿化，不在房前屋后，不在厂矿区植树绿化，只是说植树不能在农田里进行。
（7）综合利用资源
节约资源与综合利用资源是内在统一的。节约资源的目的是在于利用资源，但资源只讲单一利用，那是对资源的浪费，节约资源也就无从谈起。所以，节约资源要实现其目的就必须讲资源的综合利用。
邓小平同志不仅讲节约资源，而且强调综合利用资源。
①沼气综合利用
在旧中国和新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农村使用的燃料柴火是秸秆和煤。但根据农业生产经验，秸秆应当还田，一些还可用来造纸，大多不宜用作柴火来烧水煮饭。农民有用煤的，但相对于用秸秆来说是极少量的，因为煤较贵，且供应量有限。这样说来，农村燃料是亟待解决的大问题。为了解决农村燃料问题，邓小平支持办沼气，而且强调沼气的综合利用。
沼气是利用人畜粪便所产生的可燃气体来提供热能的，利用沼气可以照明、烧水煮饭，甚至可以利用它来发电，既卫生，又有利于环境保护。在四川考察时，邓小平要求办沼气，并提到了沼气综合利用的问题。
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发展农业生产条件便利，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称。但燃料匮乏，人们的生活生产缺乏后劲。从70年代起，四川开始利用沼气解决燃料问题，而且逐步发展推广开来。
1980年7月10日上午，邓小平视察成都市双流县簇桥人民公社。他参观了公社的沼气池，询问沼气池的建设和管理情况，还看望了两户社员家庭。1982年9月21日上午，邓小平陪同金日成又一次来到双流县参观农村沼气的开发和利用。从两次参观所发表的言论看，邓小平一方面讲了办沼气的益处，另一方面就如何办好沼气提出了建议。这对于农村办好沼气是有指导意义的。
就办沼气的好处来说，第一，可以因地制宜地解决农村能源问题。农村总是有人畜粪便，过去就是将它堆积起来然后送到田间施肥，这等于白白浪费了资源。对于不靠近林区的农村来说尤其是如此。所以，当邓小平听说建一个沼气池只花40多元钱时说：“很好，这是个方向，可以因地制宜解决农村能源问题。”[180]第二，可以解决人们的生产生活问题。沼气不仅能照明，而且可以发电。有电就可以带动加工工业发展，这样沼气就有生产效益。对此，邓小平说道：“沼气化了有收益嘛！沼气发展了，生产上去了，社队企业搞起来，会增加收益的。”[181]同时，沼气发展了，照明用电、煮饭燃料问题解决了，这就是很不简单的事情。邓小平评价道：“这东西很简单，可解决了农村的大问题。”[182]一句话，沼气可解决农村的生产动力和生活能源问题，对于农村经济和人民生活是有益的。第三，可以解决农村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农村办沼气不像农民在田间作业那样可以单凭经验进行，它需要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知识，这就决定办沼气需要沼气技术员。全国农村很多，办起沼气来将需要很多沼气技术员，这就等于解决了农村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1980年7月10日上午，邓小平参观成都市双流县簇桥人民公社沼气池时说：“沼气可以创造就业机会，一个大队需要一个沼气技术员，四川是五万多个大队，可以增加就业人员五万多个，有关沼气其他方面还可安置许多人。这是一件大事，大家要重视。”[183]第四，可以改善环境卫生，消灭血吸虫病。过去人们将人畜粪便堆积下来，这样一来，蚊蝇肆虐，环境卫生很不清洁，有可能传染很多疾病，如血吸虫病。但建沼气池后，可及时将人畜粪便清理到沼气池里，厕所和牲畜圈保持环境卫生，这样就不会产生人畜疾病。1980年7月10日上午，邓小平参观成都市双流县簇桥公社社员吴绍清家，看到宽敞明亮、整整洁洁、干干净净的社员家，他高兴地说：“火也变了，锅也变了，干净了，卫生了，沼气把过去的土锅土灶都改掉了。”他还说：“搞沼气能消灭血吸虫病，很好。”[184]第五，可以提高肥效。过去人们将人畜粪便堆积起来，粪肥没有经过一定的发酵过程就被人们送到田地里了。这样做的结果是肥效差些。但建了沼气池后，人畜粪便被及时通到沼气池里，经过较长时间的化学生物反应过程，粪肥不仅均匀，而且肥力会提高。1982年9月21日上午陪同金日成到成都市郊双流县白家公社顺风大队第二生产队，参观农村沼气的开发和利用，邓小平说：“沼气能煮饭，能发电，还能改善环境卫生，提高肥效。”[185]第六，可以节省煤炭。过去农村多半是用秸秆和煤作燃料的，这是不利于肥田的，还浪费煤资源。如果发展沼气，那么照明，特别是燃料问题就可以解决，这就既节省了电能，也节省了煤，是有利于国家建设的。1982年9月21日，邓小平向金日成介绍沼气利用情况，他说：“这东西很简单，可解决了农村的大问题。光四川省，每年就可以节省煤炭六百多万吨。”[186]如果将沼气推广到全国农村去，那么每年节省的煤炭就会更多，这对国家经济建设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正是看到办沼气好处多，邓小平就办好沼气提出了如下建议：第一，办沼气要有规划和要求。办沼气涉及投资、人才培训和管理等问题，所以要办沼气绝非一日之功，要逐步进行，有规划地进行。对此，邓小平说道：“发展沼气要有一个规划，要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和方向。”[187]（《邓小平的历史足迹》第491—493页）发展沼气，涉及沼气的生产和利用问题，这就要处理好规模和效益的关系问题。没有一定规模，形不成一定效益。但规模过大，也不一定能形成预期效益。对此，邓小平指出：“沼气池也要搞三化，即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不这样不好管理，也保证不了质量。”发展沼气涉及沼气的生产和利用问题，这不是凭一般农业生产和生活经验就能解决的问题，这里关键要抓科研。只有科研搞上去了，沼气的生产和利用才能达到标准化、系列化和通用化，也才能使沼气生产和利用技术得到推广，有助于推动中国农村能源的生产和利用。1983年1月12日上午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其中指出：“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188]第二，办沼气要搞快一些。1980年7月10日邓小平到成都市郊双流县簇桥公社参观沼气陈列室，他问四川省委书记杨超：“能不能搞快一些，三年实现全省沼气化行不行？”省委书记杨超答：“恐怕不行。”邓小平又问：“三年不行，五年怎么样？”他强调说：“四川要搞快一点，先化起来，这对于指导全国农村能源建设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89]第三，办沼气要多方投资。办沼气需要投资，就四川省来说，要实现全省沼气化，需要国家投资3亿元。而邓小平的想法是多方投资办沼气，他对杨超说：“我看三亿不多，国家可以补助一部分，银行贷款一部分，省里出一部分。”[190]听了邓小平的说法，杨超还是觉得社员没有能力偿还贷款，邓小平接着说：“沼气化了有收益嘛！沼气发展了，生产上去了，社队企业搞起来，会增加收益的。”[191]“沼气办好了，每年每户人家可以增加几十元钱的收入。”[192]邓小平要求杨超就沼气建设问题给中央好好写个报告，而杨超乘此机会再次要求国家投资解决资金缺少问题，邓小平风趣地说：“杨超同志，算你把这笔生意做成了。”[193]
发展沼气有多方面好处，这充分反映了邓小平资源综合利用的思想。但令人遗憾的是，农村沼气还没有得到普及和推广，农村能源建设还较滞后，这种情况应予以改变。这说明邓小平的沼气综合利用思想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它对于推进新农村能源建设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
②木材综合利用
我国森林少，木材生产量小。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木材生产加工必须节约，而木材的综合利用本身就是对木材的节约。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受传统的木材加工方式和木材加工技术落后等因素影响，我国的木材加工浪费现象较为严重，这表现在木材加工中一些杂木、边材废料被弃而不用。随着木材加工技术的进步，现在人们开始利用杂木，特别是边材废料做成家具或压制成各种板材，用来制作家具或作为地板装饰材料，真正做到变废为宝，综合利用了。
在木材加工过程中，要合理利用原材料。对木材综合利用的做法，邓小平是非常肯定和赞许的。1964年7月15日，在听取黑龙江省委汇报有关伊春人造纤维板厂的情况时，邓小平指出，不要浪费资源，要用杂木，用边材废料，做到合理利用原材料[194]。在纤维板车间，邓小平对纤维板是用制材剩余物制成的加以赞许，并说：“这个好，能废物利用。”在整理工段，看到有几种小规格的纤维板，当得知小的做枕木垫，大的做手提箱里层时，邓小平十分高兴地说：“真是百分之百利用了。”[195]
③矿产资源综合利用
我国是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但人口众多，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很多矿是共生矿、贫矿，这决定我国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都不能浪费，而要综合利用。
面对我国矿产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状况，邓小平同志一方面主张开发利用矿产资源，发展我国工业，另一方面则强调不能浪费资源，对矿产资源要综合利用。
1964年4月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包钢。在听取有关白云鄂博铁矿汇报后，他说：“白云矿山蕴藏着大量稀有金属，有个综合利用的问题。要双管齐下，设立一个专门搞稀土研究的机构，有步骤地开发。”当听到包头已经有一个稀土研究所，包钢也正在筹建两个稀土工厂时，邓小平同志高兴地说：“那很好，我们绝不可浪费资源。”[196]在视察白云鄂博铁矿时，听取汇报后，邓小平说：“白云鄂博是座宝山，我们要很好地开发、利用”[197]。因为白云鄂博铁矿是共生矿，矿石里有铁，也有稀土，所以必须综合开发利用。邓小平视察白云鄂博矿山时，边走、边看、边听汇报，还接过陪同人员递上的一块含有稀土成分较高的矿石，在手里掂量了一番后，他又一次强调指出：“我们要搞钢铁，也要搞稀土，要综合开发、利用宝贵的矿产资源。”[198]白云鄂博只搞铁，不管稀土开发利用，那是很大的浪费。
直到晚年，邓小平同志还念念不忘稀土金属的开发利用问题。1991年2月6日上午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在谈到稀土金属的研究利用时，他说：“要研究利用稀土金属。中国稀土资源世界第一，用处是多方面的。一个美国朋友说，你们有这个宝，等于有中东的石油。我们还没有广泛研究，对这个宝怎样用还重视不够。要保护稀土资源。”[199]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我国南方并发表重要讲话，其中在谈到我国未来资源开发时他预见性地指出：“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其地位可与中东石油相比，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一定要把稀土的事情办好，把中国的稀土优势发挥出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把中国稀土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已经提高到了国际战略的高位，足见他对资源综合利用的重视程度是如何之高了。
甘肃金川是我国镍生产基地。金川镍矿是共生矿，镍矿中还会有铂、钯、钴、硫等元素和物质。镍的开发利用自然重要，但对镍矿中的共生元素和物质，加以回收利用也是重要的。在视察金川矿山时，邓小平十分赞许地说：金川矿山资源是个不可多得的“金娃娃”，是我国的“聚宝盆”。在金川造冶厂参观时，邓小平对镍的生产流程、总回收率、资源综合利用等情况一一询问，非常赞许金川公司开始搞综合利用，回收铂、钯、钴、硫等副产品的技术开发利用项目，并提出，要组织人力研究回收率，要找敢革命的人去干[200]。
④天然气综合利用
天然气是一种可燃气体，主要成分是甲烷，产生在油田、煤田和沼泽地带，是埋藏在地下的古代生物经过高温、高压等作用形成的，主要用作燃料和化工原料。天然气一旦开发出来，就有个综合利用问题。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国油田还没有勘探清楚，我国原油大部分要从苏联和罗马尼亚输入。当时，石油产品极度短缺，严重地影响着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邓小平同志当时分管石油，一心期望中国境内能勘探到石油。1958年初，当得知自己的家乡勘探出石油的好消息时，邓小平同志趁参加成都会议的机会专程视察了永川黄瓜山石油钻探区队。
1958年3月8日邓小平同志在永川火车站一下车，直奔黄瓜山气田区队部。当他听到这里已经打出了几口高产天然气井，黄10井在钻探过程中喷出了少量原油时，他不顾雨后山路泥泞，兴致勃勃地来到井边，观看了黄5井的天然气放喷点火测试和正准备测试的黄10井。
在区队部会议室，邓小平很有兴致地观看了供取暖用的天然气炉和它的燃烧情况，并向有关人员详细询问了天然气的开发利用情况和它的民用前景以及黄瓜山钻探区的天然气储量。在交谈过程中，邓小平同志非常关心天然气的综合利用，问及1000立方米天然气能生产多少化肥，提取多少种化工原料，如何用天然气发电等问题。
随着我国石油勘探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我国陆续发现了几个大油田，也相应的开发和利用天然气。现在陆上、海洋里均发现了油气田，天然气的开发和利用规模更大了。50年代中后期曾分管过石油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天然气综合利用的思想在我国天然气开发利用中不仅深入人心，而且发挥了巨大指导作用。
【注释】
[1]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73页.
[2]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95页.
[3]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18页.
[4]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61页.
[5]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73页.
[6]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08页.
[7]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61页.
[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7页.
[9]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005—1006页.
[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9页.
[11]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40页.
[12]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67页.
[13]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26页.
[14]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04页.
[15]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48页.
[16]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57页.
[1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2页.(www.xing528.com)
[1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6页.
[1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页.
[2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页.
[2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3—164页.
[2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0页.
[2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374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第383页.
[2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页.
[27]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04页.
[28]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15～616页.
[29]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11页.
[30]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48页.
[31]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16页.
[32]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67～868页.
[33]陈育宁.绿色之路——宁夏南部山区生态重建研究［M］.中国科学出版社，2004年7月.
[34]李德栓.发展我国旅游业的意义与要务——再论邓小平的旅游思想［J］.中国水运，2007（11）.
[3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6页.
[3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页.
[3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6页.
[38]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63页.
[39]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72页.
[4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9页.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第383页.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第383页.
[43]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87页.
[44]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87页.
[45]易正.中国抉择——关于中国生态条件的报告［M］.石油工业出版社，2001年8月，第110、121页.
[46]〔美〕唐纳德·沃斯特.尘暴［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8月.
[47]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8页.
[48]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75页.
[4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邓小平的历史足迹［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147—148页.
[50]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15页.
[51]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15页.
[52]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71页.
[53]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95页.
[54]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66页.
[55]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56—657页.
[56]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06页.
[57]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75页.
[58]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75页.
[59]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06页.
[60]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144页.
[61]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23页.
[62]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81页.
[63]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153页.
[64]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51—652页.
[65]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15页.
[66]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0页.
[67]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0页.
[6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M］.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12月，第456页.
[69]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4页.
[70]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6页.
[71]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6页.
[72]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93页.
[73]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16页.
[74]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03页.
[75]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15页.
[76]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137页.
[7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邓小平的历史足迹［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130页.
[78]曹英，胡利国.百年小平（下）［M］.京华出版社，2004年6月，第412页.
[7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第35页.
[80]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3页.
[81]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4页.
[8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1页.
[8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1981年3月8日.
[8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1981年3月8日.
[8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邓小平的历史足迹［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16—17页.
[86]熊诚，吴颖.非常岁月——邓小平在江西新建县的日子［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332页.
[87]曹英，胡利国.百年小平［M］.京华出版社，2004年6月，第561页.
[8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
[89]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第495页.
[9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M］.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418页.
[9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林业局编.新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林业与生态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2页.
[92]曹英，胡利国.百年小平（下）［M］.京华出版社，2004年6月，第561页.
[9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M］.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499页.
[9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M］.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512页.
[95]熊诚，吴颖.非常岁月［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296页.
[9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
[9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页.
[9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页.
[9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
[10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9页.
[101]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19页.
[10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2页.
[103]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48页.
[10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的指示.1980年3月5日.
[10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的指示.1980年3月5日.
[106]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0页.
[107]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3—114页.
[108]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8页.
[10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M］.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449页.
[1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M］.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456页.
[1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M］.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457页.
[112]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4页.
[113]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73页.
[114]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73页.
[115]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75页.
[116]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06页.
[117]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81页.
[118]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153页.
[119]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06页.
[1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M］.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305页.
[1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邓小平的历史足迹［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275页.
[1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邓小平的历史足迹［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569—570页.
[123]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68页.
[124]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57页.
[125]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0页.
[1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邓小平的历史足迹［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507页.
[127]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4—326.
[1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邓小平的历史足迹［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287页.
[129]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的指示.1980年3月5日.
[130]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的指示.1980年3月5日.
[131]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95页.
[13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的指示.1980年3月5日.
[133]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174页.
[1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邓小平的历史足迹［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147—148页.
[13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的指示.1980年3月5日.
[136]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的指示.1980年3月5日.
[13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的指示.1980年3月5日.
[138]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68页.
[139]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38页.
[140]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66页.
[141]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06页.
[142]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52页.
[143]段强、聂晓民.邓小平与风景名胜［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33页.
[14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邓小平的历史足迹［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569—570页.
[145]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74—375页.
[14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邓小平的历史足迹［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568—569页.
[1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邓小平的历史足迹［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583页.
[148]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86页.
[149]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86页.
[150]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85页.
[15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邓小平的历史足迹［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495页.
[152]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011页.
[15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邓小平的历史足迹［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440—441页.
[154]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4页.
[15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页.
[15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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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刘海观.邓小平人口思想解析［J］.理论学习月刊，1995（10）.
[15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7页.
[16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页.
[16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页.
[16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7页.
[16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年，331页.
[164]曹英，胡利国.百年小平（下）［M］.京华出版社，2004年6月，第412页.
[165]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75页.
[166]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74—375页.
[167]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06页.
[168]段强、聂晓民.邓小平与风景名胜［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1页.
[16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06页.
[17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M］.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305页.
[17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邓小平的历史足迹［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275页.
[172]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36—637页.
[173]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12页.
[174]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37页.
[175]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88页.
[176]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85页.
[177]于光远.我忆邓小平［M］.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176—177页.
[17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邓小平的历史足迹［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567—568页.
[179]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04页.
[180]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53页.
[18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邓小平的历史足迹［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491—493页.
[182]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52页.
[183]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53—654页.
[18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邓小平的历史足迹［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491—493页.
[185]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52页.
[186]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52页.
[18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邓小平的历史足迹［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491—493页.
[188]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82页.
[18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邓小平的历史足迹［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491—493页.
[190]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53页.
[19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邓小平的历史足迹［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491—493页.
[192]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53页.
[19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邓小平的历史足迹［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491—493页.
[19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邓小平的历史足迹［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145页.
[19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邓小平的历史足迹［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145页—146页.
[19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邓小平的历史足迹［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86页.
[19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邓小平的历史足迹［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90页.
[19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邓小平的历史足迹［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90页.
[199]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26页.
[20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邓小平的历史足迹［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569—5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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