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其成因
1.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
旧中国农民深受人的压迫和自然压迫,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土改和农业合作化,农民人的压迫问题得以解决,但自然压迫不可能很快得到解决,再加上我国还存在人多地少矛盾,因而存在农业生态环境问题。我国工业发展中也存在一些环境问题。分析和认识这些环境问题并寻找所由产生的原因,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前提。
(1)天灾——水、旱、风、虫、霜、雹
我国幅员辽阔,气候复杂多变,加上农业生产历史悠久,自古以来我国灾害存在且时有发生。在考虑我国农业问题时,毛泽东同志已经看到了天灾及其频繁发生这一点。
天灾种类繁多,但在我国主要是以下几种:
①水灾
水灾也即“水患”,通常是因为久经暴风雨、山洪暴发或河湖坝泛滥,使人民生命财产、农田作物等遭受破坏或损失的灾害。据资料统计,在1949—1988年间,我国除1977和1988年未发生水灾外,其他年份均发生了程度不同的水灾[80]。1989—2008年间,我国也发生过几次大的水灾,如1991年淮河、长江下游大洪水,1993年长江中下游水涝,1998年长江、松花江和闽江大洪水等。
②旱灾
旱灾是长期不降雨,天气干燥,植物体内水分大量缺乏,致使植物生长发育不好而减产甚至歉收的灾害。这种灾害分土壤干旱和大气干旱两种,这两种灾害是彼此相依的。长期以来,我国华北,特别是西北地区由于森林植被遭到破坏,土壤干旱和大气干旱不仅并存,而且彼此相互作用,致使那些地方直到目前生态状况不良,农业生产、人民生活都受干旱影响而得不到明显的提高和改善。
据资料统计显示,在1949年到1998年间,除1949年外,每年均发生干旱,1977年全国旱情最严重,受旱面积达5亿亩,是30年来同期受旱的最大面积。80年代以来,旱情有增无减,且持续时间长,受旱范围广,给工农业生产和人畜饮水造成较大困难。单从干旱就可以看出我国生态环境状况是不良的,对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是不利的。
③风灾
风灾是大风对于农作物等造成的各种严重危害。风灾分为机械损伤和生理危害两种,前者由台风、龙卷风等侵害所引起的,而后者是由于风的作用,致使植物体内水分代谢失调等引起。风灾因风大小不同而不同,通常划17个等级,给人们提供辨别标准,以便做好风灾防御工作。
据资料研究表明,在1949年到1988年间,我国不是年年发生风灾,上世纪50—60年代较频繁,70年代次之,80年代较少。近10多年来,2009年的莫拉克台风引起严重灾害,使我国台湾南部和浙江、福建沿海部分地区受灾,以台南受灾最为严重,据说是5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④虫害
农业生产作为生命物质的再生产,受着虫害侵扰。我国国土广大,农作物种类多,加之气候复杂,虫害种类多,为害大。据研究表明,全国病虫草害有1300余种,其中害虫700余种。从历史上来看,几千年以来危害农业生产的最大害虫是蝗蝻。这种害虫虫害程度大,是我国农业的主要害虫。从我国历史上来看,虫害不是连续发生的,西周、春秋就有关于蝗灾的记载,明、清两代均发生过蝗灾,持续时间长,虫害面积大,虫害程度较大。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就是要同各种虫害作斗争,这个斗争将是长期的。
⑤霜灾
霜灾多半指的霜冻,即在土壤表面或者植物株冠附近的气温短时间降至0℃以下并使作物受害的降温现象。霜冻由冻结使细胞脱水而引起,植物新陈代谢被破坏,植物原生质结构受损伤而不能正常生长发育。每年由于农业气象变化,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有霜冻,只是霜冻程度不同罢了。
⑥雹灾
雹是形状不同的冰块,是在气流升降中形成的。一旦它体积增大就会降落地面,对作物和人畜构成打击,有很大破坏性。这是一种较常见的灾害。
毛泽东同志已经看到了上述几种灾害,1959年10月2日毛泽东同志说:“每年两千万到四千万灾民。灾有六种:水、旱、风、虫、霜、雹,这个问题几十年才能解决,但搞得好可以减少。”[81]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灾害种类多,危害程度大,抗灾减灾的任务将是长期的。
(2)人畜疾病——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猪瘟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生产力低下,人和牲畜都是生产力。为了发挥和保持人与牲畜的作用,应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生存的最严重疾病。195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一份通知中提到了这样几种人畜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猪瘟等。[82]
①血吸虫病
血吸虫是一种寄生虫,灰白色,雌雄常合抱在一起。卵随粪便到水中,在水中孵化成毛蚴,进入钉螺体内变成尾蚴。尾蚴离开钉螺,遇到入水的人、畜就钻入皮肤,侵入体内,变成成虫。成虫主要寄生在肝脏和肠内,引起血吸虫病。血吸虫病的症状是发热、起风疹块、腹泻、有腹水、肝和脾肿大等。血吸虫病有的地方叫罗汉病。
江西余江县上世纪50年代以前,因流经县中心的白塔河旷久未治理,河两岸沟塘密布,坑潭遍地,污水盈野,极利于血吸虫病流行。据历史记载,至50年代以前的百余年中白塔河畔有40余个村庄毁灭,2万亩良田变成“草长比人高,野兽到处窜”的荒野。许多人从小就染上了血吸虫病,未成年便死亡,能活下来的,也是“身无三尺长,脸上干又黄,人在门槛内,肚子出了房”[83]。
②血丝虫病
血丝虫病是一种通过蚊子传播的寄生虫病,病原存在于动物身上,在人与人之间没有传染性。血丝虫病会严重破坏人体的淋巴系统,导致其反复发生炎症,致使患者失去劳动能力。
国内流行的是淋巴丝虫病。血中有微丝蚴的患者或带虫者是主要传染源,经蚊虫叮咬传播,人群普遍易感,本病属中医“流火”、“大脚风、“膏淋”范畴。
这种病在上个世纪前半叶在我国十分常见,它最典型的后遗症就是下肢严重肿胀,在民间流行着“八人围桌坐,狗子钻不过”的民谣,意思是指腿肿得厉害,围坐在一起时中间没有缝隙,这是丝虫危害的真实写照。
③鼠疫
这是一种急性传染病,病原体是鼠疫杆菌,啮齿动物如鼠兔等感染这种病之后,再由蚤传入人体。根据症状的不同可分为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三种。也叫黑死病。
在近代西方科学史上,一提起牛顿的科学贡献,我们不能不提到鼠疫病。据史料记载,在1665—1667年间,在英国发生了鼠疫病。这种病当时席卷了全国,仅伦敦一个城市一个夏天就死了7万人。在剑桥大学求学的牛顿被迫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避难,但谁也没想到,1665—1666年竟成了近代西方科学史上的幸运年,就是在这个期间,牛顿发现了微积分,创立了光学和万有定律,真可谓科学领域的高产[84]。
④脑炎
脑炎(森林脑炎),森林脑炎又称苏联春夏脑炎或远东脑炎,是森林脑炎病毒经硬蜱媒介所致自然疫源性急性中枢神经系统传染病。临床特征是突然高热、意识障碍,头痛、颈强、上肢与颈部及肩胛肌瘫痪,后遗症多见。
我国主要见于东北及西北原始森林地区。流行于5—6月份,8月后下降。多散发,林区采伐工人患病较多。潜伏期为7—21日,多数是10—12天。
婴儿及老年人患脑炎可能会致命,但其他年龄的人患脑炎则可能会完全恢复,有时候是在经过长时间患重病之后复原。
⑤牛瘟
牛瘟在公元4世纪就有记载,是古老的家畜传染病之一。
牛瘟病毒通过消化道侵入血液和淋巴组织,主要在脾和淋巴结中迅速繁殖,然后传遍全身各组织内。一般在病牛发热前一天出现病毒血症,动物体温越高,血中含毒量越大,约在中等浓度时,可引起宿主的组织变化,出现症状。
牛瘟病毒主要破坏上皮细胞,对淋巴细胞具有同样的选择亲和性,并予以破坏。
牛瘟潜伏期一般是21天。若是急性型,死亡前无任何前驱症状。发病时,病畜高热,后严重腹泻,病情恶化,不久死亡。病程一般是4—10天。(www.xing528.com)
病牛是主要传染源。牦牛、犏牛、黄牛、山羊、绵羊、骆驼、鹿和猪等也发此病。牛瘟流行快,发病率可达100%,死亡率可达90%以上。
一般来说,牲畜与病牛直接接触,病毒通过眼结膜、上呼吸道、鼻咽部等侵入机体,然后得病。
⑥猪瘟
猪瘟俗称“烂肠病”,是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疫病,是威胁养猪业的传染病,其特征是:急性,呈败血性变化,实质是器官出血,坏死或梗死;慢性呈纤维素性坏死性肠炎,后期常有副份寒及巴氏杆菌病继发。
病猪是主要传染源,病猪排泄物和分泌物,病死猪和脏器及尸体、急宰病猪的血、肉、内脏、废水、废料污染饲料,饮水都可散发病毒,病原猪瘟病毒是黄病毒科、直径40—50纳米和有囊膜的RNA病毒。
猪瘟的传播要通过接触,经消化道感染。
以上疾病影响着人畜生存和发展,是不容忽视的环境问题。
(3)可耕地少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国家,加上人口众多,可开垦的土地是有限的。中国虽然面积很大,但山区多,大部分地方不能耕种[85],可见,我国可耕地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耕地面积变化也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可以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耕地面积变化作这样几个阶段划分:第一阶段是1949—1986年。在这一期间,耕地面积变化经过了多次波折,有增加,也有递减。1957年底,全国耕地面积总量达到233405.16万亩,为历史上最高水平。1949—1957年耕地面积增加原因是,50年代初大垦荒。垦荒可增加耕地面积,但耕地后备资源减少。1957年以后,尤其是1966年起,耕地面积总量基本上呈直线递减趋势。1964、1965、1969、1972、1978和1979年耕地面积略有增加,但相对于耕地递减来说是微不足道的。第二阶段是1987—1995年。其中,1987—1990年间耕地面积递减趋势好转,原因是1986年国家成立了国土管理局,颁布了国土管理法,并对占用耕地实行征税。这样一来,耕地面积递减有所抑制。1990年我国耕地面积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27万亩。从1991年起,我国耕地面积又开始递减。1992—1994年间,由于圈地、设开发区和搞房地产业,耕地面积大量减少。1996—2005年,耕地面积继续减少。从人均耕地面积变化来说,我国耕地面积在减少。1949年,我国人均耕地3.92亩,而2005年只有1.4亩了[86]。
随着我国人口的继续增长,人地矛盾将更加突出,这是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4)森林植被少
长期以来,由于落后的生产方式的作用,加上人口增加和战争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森林植被减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注意到了这一环境问题。
在中央苏区时,看到有荒山空地,毛泽东要求植树,发展森林,并且每年春季均要开展这项活动[87]。在陕北边区,毛泽东生活了10多年,他看到那里的山光秃秃的,心里很沉重,号召“陕北要种树,且要有计划,搞他个十年八年”[88]。
看到北方荒山多,南方许多地方还少树,毛泽东说:“能看到南北各地绿化就好。这件事情对农工各方面都有利。”[89]
我国森林植被少,要绿化国土,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这要求我们必须扎扎实实去做工作,而不是年年提口号就能解决问题。针对绿化工作中的弄虚作假问题,毛泽东批评道:“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90]1959年9月在专列上接见山东干部,毛泽东进一步批评说:“你们年年说植了多少树,造了多少林,封了多少山,怎么我从北京到上海,在飞机上看不到。”[91]
事实上,我国自史前至20世纪70年代末,森林面积一直在降低。在距今5000—4000年的史前时期(主要是指农耕前时期),在中国目前的国土范围内,森林覆盖率约60%,到2000多年前的汉朝时期,森林覆盖率下降到50%以下;到大约1000年前的唐宋年间,森林遭到更大破坏,森林覆盖率下降到40%以下;到300多年前的明末清初,森林覆盖国土的面积进一步降到15%~17%;到民国时期森林覆盖率又降至15%~8.6%;1948年中华民国时森林覆盖率为8.6%。新中国成立后,1950—1962年间,我国森林覆盖率上升到11.8%。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植树和环境保护工作的扎实开展,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达到13%,比世界平均森林覆盖率低。
森林植被少,已经使我国水土流失严重,土壤沙化,一些地方沙尘暴严重。一些异常天气的出现也与森林锐减有关。所以森林植被少这一环境问题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5)浪费严重
在人们的生活和生产中,讲节约会使人与自然保持平衡,而行浪费则使人与自然对抗。在吃、住、用方面,毛泽东是反对浪费的。
在吃的问题上,毛泽东反对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一次路过东北,看到接待宴席过于丰盛,毛泽东对干部作了严厉批评。在哈尔滨,面对丰盛的接待宴席,毛泽东只在两三个盘中夹菜,其余的都没有动。饭后,他对市长饶斌说:“我们国家还很穷,不能浪费,不能搞大鱼大肉,山珍海味。”[92]事隔几天后,毛泽东进一步说:“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他愤愤地说:“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93]
在吃喝问题上,我们不能浪费,要节省。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又一次讲道:“大吃、大喝,统统吃光、喝光,算不算一种志气呢?这不算什么志气。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什么红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应当在这些地方节省,不要浪费。”[94]
在住的问题上,毛泽东同样反对浪费,主张简朴。1959年1月,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提议维修杭州西湖旁1号楼。毛泽东要求正常维修,不要破坏原貌,不要铺张浪费。为了保密,刘庄整修对外被称之为5901工程。1960年秋完工,这一年中秋,徐特立来杭州度假,参观毛泽东的住处。看到新装修的1号楼豪华的设施,徐特立气愤地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搞得这么富丽堂皇,真比皇帝还皇帝。我要去找毛润之问问。”1961年初,毛泽东再来杭州时看到新刘庄,也不由得发火指责,当即离开了刘庄,住进了相距不远的汪庄[95]。
一直到晚年,毛泽东都还住在中南海故居里,室内家居简单易用,丝毫没有什么奢华。
资源要用,但不可浪费。我国煤炭资源是丰富的,但利用的历史已经很长了,煤炭储量有限。相反,我国水力资源很丰富,倒是我们利用的不够,应省煤用水。1958年2月2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三峡工程和发展水电问题。当长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林一山汇报长江每年流失了相当于4000万吨优质煤的能量时,毛泽东说:“我们祖先已经烧了2000多年的煤,现在我们会用水来发电,应尽量少用煤,让煤再埋他个2000年,留给我们的子孙吧,但可先修大坝防洪。”[96]
发展林业要解决交通运输问题,否则木材资源得不到利用,还会浪费。1962年12月2日毛泽东召集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讲到木材运输时他说:“有些木材烂在那里,是否想办法运出来,能否从海上运?”[97]
毛泽东同志反对浪费是有道理的。这是因为,我们是在很穷条件下搞大规模建设的,要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必须反对浪费,厉行节约[98]。从经济学角度来说,积累和消费是一对矛盾,消费过量,搞铺张浪费,就会减少或搞光积累。1962年12月10日路过天津,毛泽东接见河北省委领导,他语重心长地说:“一搞铺张浪费,国家、集体、个人就没有积累了。”[99]不言而喻,浪费大行,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发展就没有基础了。因此,必须反对浪费。
当看到我国建设工作存在浪费问题时,毛泽东倡导人人“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100]。国家工作人员讲节约,反对浪费,有助于改变他们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从而最终有利于党和政府领导好社会主义建设工作。
2.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成因
环境问题是人与自然关系不平衡的问题,它根源于生产方式。但作为历史辩证唯物论者,我们必须看到上层建筑诸因素对人与自然关系也是有影响,虽然这种影响不是决定性的。说起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成因,我们必须从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去寻找,同时不可忽视上层建筑因素的作用。
在毛泽东同志看来,造成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1)落后的经营方式
旧中国社会实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阶级被地主阶级束缚在狭隘的地域和孤立的地点上劳作。由于农民阶级没有生产经营自主权,因而就全国来说,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分散,这样一来,政府不能有效地将社会组织起来抗灾救灾,因而天灾经常存在,并且没有减轻,以至于毛泽东同志说:“时有灾荒,经营方式落后。”[101]
分散的、落后的经营方式使人们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势必去消耗更多资源,毁林垦荒,解决生存问题在所难免,但因此而必然造成一定程度和范围的环境问题,古代中国西部楼兰国消亡就说明了这一点。
由于天灾存在,又加森林被破坏,势必造成生态环境不良,这样一来,各种人畜疾病必然要发生。在经济和科技未发展起来之前,人畜疾病也难于在短时间得到控制和解决。
(2)压迫人的社会制度
旧中国社会,由于封建地主阶级处在统治地位,它们必然要以沉重的赋税和繁多难负的徭役压迫农民阶级。农民阶级被组织起来修长城、建宫池,这不仅滥用民力,更重要的是封建统治者滥用了耕地,毁坏了森林,致使我国可耕地少,森林植被少。加之封建地主贵族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死后又盛行浪费严重的殉葬制度,这样一来,资源就被过多浪费了,环境受到破坏。旧中国留给我们这样一个生态环境,决定中国共产党要承担起改造中国生态环境的重任。事实上,从中央苏区时候起,我们党就提出要植树,发展森林的主张,并要求人们每年春季都进行这项运动,[102]在抓苏区的生产、经济工作时,应抓山林和水利。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我们党已经提出“救灾治水,安定民生”的要求[103]。新中国向外国借款,也是用于“建设和救济灾荒”[104],而不是用于其他方面。
推翻压迫人的封建制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不仅具有经济意义,也具有生态意义。它可以确保亿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和极度饱满的热情去保护和建设中国的生态环境。
(3)过多的人口
在旧中国社会,由于经济落后,人们普遍不了解人口生产规律,相反还产生了不正确的人口观念:多子多福。再加上清代实行所谓“摊丁入亩”、“地丁银”等政策,致使我国人口开始较快增长。到新中国成立前,我国人口已达4亿多。新中国成立后,一度时间我们讲人口多的好处,结果人口生产失去了控制,人口翻了一番还要多。人口生产已经超过了物质资料生产,这么一来,粮食、就业和教育等就有问题了。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已经看到了人口多的问题了,他说:“我国人口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105]人口过多,就要扩大耕地面积,然而我国可耕地已经不多,这就必然要过多利用土地和其他资源。在这种情况下,环境问题必然要发生。目前住宅挤耕地,城市生产和生活用水不足,公共生态环境出现恶化等问题,无不与过多人口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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