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说：“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相互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能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44]从这里我们看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要受到人与人关系的中介作用，只有这样，才会有现实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才会有物质生产劳动。生态中心主义将人与自然关系只作生态学理解，没有看到人与人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作用，这样一来，它就不能从社会关系视野中去看到环境问题，只把环境问题看做是观念问题，这是不正确、不全面的，它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环境问题。
令人欣慰的是，毛泽东同志思考农民问题时，坚持从社会关系视野去审视农民问题，将农民问题看做是人的压迫和天然压迫问题，倡导土地革命和农业合作化，解决土地问题。要求尊重农业生产规律，发展农业生产，实现综合平衡，解决天然压迫问题。这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农民问题的解决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1.中国农民的两重压迫
马克思认为，人们在物质生产劳动中必然要发生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关系表现为拥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对不拥有或不全拥有生产资料阶级的阶级压迫，这即是所谓人的压迫问题。因为有人的压迫的存在，人与自然是分离的，人们不可能自由地处理人同自然的关系，加上灾害，人们深受自然的压迫。这样一来，人在自然和社会中就没有自由和发展可言。为了使人们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恩格斯提出了我们这个世界面临“两大变革”任务，人们要通过两大变革，为“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同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45]。
毛泽东同志运用阶级社会人们劳动中所发生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两重对立关系的理解分析了中国农民问题，他认为中国农民问题是两重压迫问题，即人的压迫问题和天然压迫问题。所谓农民之人的压迫问题，就是由于农民不完全拥有土地资料，结果农民就要深受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等人为的压迫。而所谓农民之天然压迫，就是由于农民不完全拥有生产资料，这样一来，农民便无力提高生产技术，扩大生产，抗御自然灾害的问题[46]。要解决农民的两重压迫问题，必须进行农民革命，必须采用科学方法[47]。
2.进行土地革命，局部地解决农民的两重压迫问题
在旧中国社会里，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是农民，而农民中的70%是无地或少地的。再加上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只顾盘剥农民阶级，不注意植树，也无心于修水利，致使中国的农民阶级深受着人的压迫和自然的压迫。为了把农民从两重压迫中解放出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国的土地革命，局部地解决农民的两重压迫问题。
（1）打土豪，分田地
大革命失败后，经过八七会议，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土地革命的道路。中国革命在广大农村中展开了。在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农民经过革命获得了土地，可以自主耕种土地，从事生产和参加革命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2）发展农业，支持革命
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不论是在井冈山根据地，还是在中央苏区，先后都深受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势力的包围，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经济困难，如果不发展经济，特别是发展农业，那么革命不可能进行。发展农业、手工业，就能支持革命。为此就要组织起来，切实解决劳动力、耕牛、肥料、种子、水利、森林培养、畜产养殖等问题[48]。只有恢复和发展了农业，解决了军民的吃粮问题，中国革命才能有条件进行下去。
（3）开荒生产，丰衣足食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和敌伪势力对我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极端残酷的封锁和扫荡，致使各抗日根据地军民面临着缺衣、缺粮和缺药等困难。这个时候坐等意味着饿死，散伙等于革命失败，唯有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自救才是出路。毛泽东在延安组织了一场大生产运动，号召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积极行动起来，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边区和抗日根据地军民开荒种地，发展生产，自己解决了吃穿用问题，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4）植树，修水利，保持生态平衡
在旧中国社会里，统治阶级腐朽奢侈，经常大兴土木，加上多年征战，我国森林遭到破坏，水利设施失修，致使我国发展农业的基本条件不好。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支持革命，苏区政府要求保留传统的山林竹木管理制度[49]，植树管树[50]。军民要对苏区的荒山空地进行植树，发展森林，每年春季均要进行此运动[51]。苏区政府规定，苏区政府副主席管理生产、经济方面，其中包括山林和水利[52]。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谈话，号召人们在陕北光秃的山头上植树，有计划地进行，搞他个十年八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53]。
水利之于农业是相当重要的，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著名论断[54]。在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救灾治水，安定民生就是一项很重要内容。可见，兴修水利是发展农业，支持中国革命的重要举措，这一项工作是不能懈怠的。要帮助农民解决生活和生产问题，就要解决水利、耕牛、肥料、种子等问题[55]。
旧中国长期是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被剥夺了土地等基本的生产资料，因而“农民就要受压迫剥削”[56]。农民土地问题不解决，“农民无力改良土地，生产必至日减”[57]。这既不利于国家的发展，也无益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明确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论断，要求解决农民问题，并认为“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58]。由于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斗争时起就非常重视农民土地问题，在广泛调查研究基础上，制定和实施土地法，确保根据地无地或少地农民得到了土地，农民积极生产，有力地支持了中国革命。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新区土地改革势在必行。刘少奇同志组织制定了土地法大纲，新区土改开始启动。新区农民得到了土地，农业生产发展起来，这不仅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也为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土改过程中，各新区废除了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把土地平均分给无地或少地农民，小规模的山地、山林、水利平均分配，但大规模的森林及水利工程不能分配者，由政府管理[59]。在土改中一些地方也出现了“左”的做法，没有顾及富农利益，党中央及时发现后予以纠正，确保了土改大致上取得了较好较快发展，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农业发展和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也充分说明了变革土地所有制是解除农民人的压迫的最根本办法。(www.xing528.com)
随着土改的完成，我国农业生产中的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比如人多地少的矛盾；生产资料不均和时有灾荒的问题，等等。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农民不可能摆脱贫困，抵御灾荒。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志主张农业合作化。我国农业合作化先后经历了农业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发展阶段，这在办水利和抗灾方面是有效益的，但必须看到农业合作化工作粗、节奏快，以至于最后搞“一大二公”、“一平二调”，这是不利于农业发展的。毛泽东通过理论探索和开会降温，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工作中的失误和问题。
4.尊重农业生产规律，实现农业增产
新中国成立之后，农业增产的问题一直备受毛泽东同志的关注。其实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提到过农业增产的问题[60]。在旧中国，由于人的压迫和天然压迫，农业生产效率是很低的。为使农业实现增长，就要尊重农业生产规律，解决水肥问题，选择适合农作物生产的耕作方式。
（1）办水利，养猪，解决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小肥问题
农业生产是一个自然生态过程发生主要作用的产业，为使农业生产发展起来，并有较好的生产效益，毛泽东同志认为首先要形成农业生态条件，即农业生产是离不开水和肥的，农业要解决水、肥问题。水就要打井、修水库、洼地排涝，即办水利[61]。办水利要有计划地搞，计划七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旱灾[62]。肥的问题要解决，靠多养猪，多搞有机肥料[63]。养猪好处甚多，猪粪可肥田，猪之皮、毛、骨、角大有用处，且肉可吃，改变人们的食物结构，人体格会发展，会更健康[64]。对农业来说，养猪解决肥料问题，形成人、植物、动物之生态循环。对此，毛泽东同志说：“肥料是植物的粮食，植物是动物的粮食，动物是人类的粮食。由此观之，大养特养其猪，以及其他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65]农业解决水、肥问题，意味着形成了农业生产所赖以的生态条件，这样粮食就能上去[66]。所以，毛泽东同志一直重视水利和养猪，发出了建水库、搞猪国的号召，这对于建设农业生态环境是有益的。
（2）改革传统耕作方式，实行深耕细作
解决了水肥问题，只能使农业增产有了可能，要把这种可能转变为现实，就需要我们选择适合农作物生长的耕作方式。长期以来，我国农业重视耕作面积的扩大，而不怎么注意耕作技术的提高，耕作方式的转变。比如总觉得开荒可以种粮，但不注意水肥和生产资料问题，不注意深耕细作、小株密植等耕作方式问题，农业也是不可能增产的。毛泽东同志认为，农业要增产，就要讲生产规律，如深耕细作、小株密植、增加复种面积，还有土地、肥料、水利、牲畜、家具等[67]。换言之，农业不能像传统耕作方式那样进行粗放式经营，而要深耕细作，加强田间作业，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68]。毛泽东要求各级党委抓农业都要注意精耕细作[69]，逐步采取深耕、施肥、灌水方法，发展农业[70]。就是在这些思想基础上，关于农业发展和增产问题，毛泽东同志总结出农业“八字宪法”。这些思想和农业“八字宪法”对于我国农业的发展和增产仍具有现实意义。
5.发展农业生产，实现综合平衡
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农业合作化后，恢复和发展农业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把这项工作做好，毛泽东同志在生物学研究基础上研究农学，提出了农业综合平衡发展的思想。
（1）农林牧副渔综合平衡
一提起农业，人们一般将它仅仅理解为粮食生产，这是一种相当狭隘的理解。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农业是一个部门众多的产业，如果不能系统去理解，那么单就粮食生产也是不可能进行的。如果没有农业和林业，就不会有粮食和生态条件，那么还会有畜牧业吗？可见，农、林、牧业三者是平衡依赖的。毛泽东同志正确指出：“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学家威廉氏强调地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赖的道理。”[71]当然，渔业和副业可为工业提供食品和劳动力资源，但同时也可为农业增加发展资金，因此，农业也是农、林、牧、副、渔五业，它是综合平衡，彼此互相联系，缺一不可[72]。本着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同志要求县以上各级党委在抓社会主义农业建设工作时搞综合平衡，即农业要抓农林牧副渔五业[73]。
（2）农业生产既要发展粮食生产，又要发展油料棉等生产
从广义上说，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业。因而，发展农业要搞综合平衡。从狭义上讲，农业不能仅仅被理解为粮食生产，它还涉及油料棉等生产。农业内部存在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74]。根据这个认识，毛泽东同志要求人们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多种木本油料[75]，种水果树，多搞豆类植物[76]，开展多种经营[77]，这既可以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又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现在还有很多地方，人们在从事农业生产时，既没有综合平衡观念，又没有多种经营思想，仍然固守传统的农业思想，这既不利于我国农业生态环境建设，也不能使农民尽快脱贫致富，这种想法和做法应当尽快改变。
6.大跃进年代的生态问题
在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年代，许多领导干部头脑发热，希望尽快把我国经济搞上去，但由于做法违背了规律，其结果是得不偿失，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大跃进运动是从农业开始的，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农业八字宪法”之后，在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生产过程中，许多地方盲目深翻土地，以为地翻得越深越好。据薄一波同志回忆，有些地方竟有翻到一丈二尺深的[78]。“合理密植”在一些地方也理解成越密越好，结果一亩地种下几百斤的，只产一堆秕子，相反没有密植的倒增了产。要求各地提高粮食产量，结果出现了严重的浮夸风。国家投资修建了许多水库，但不少工程不配套，还不能发挥效益。据统计，1958年粮食产量比1957年只增长了2.5%，但付出了破坏农田生态的代价。在大跃进年代，因为要办食堂，人们上山进林乱砍滥伐，我国森林资源遭到了极大破坏。据薄一坡同志回忆，自1958年以来，我国森林资源破坏严重。长沙县天华大队土改后有55亩大树林，到公社化后，砍掉31亩；剩下的24亩，也陆续被砍光。原有的70亩竹林，经过破坏连一株竹子也没有了[79]。60年代初，刘少奇同志回家乡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到吃食堂会砍树的情况，在对“大跃进”问题作出深刻反思基础上，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出于对林业问题的关心，刘少奇同志后来专程去东北等林区做调查，就林业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讲话，为我国林业的恢复和建设作出了贡献。
1958年开始的工业“大跃进”最典型之处就是全党全民大办钢铁。全国各处，无论有无条件，都动手炼钢，响应赶英超美号召。人们土洋结合搭炼钢炉，成群结队上山找矿找煤，没有矿和煤，就砸自家的锅，上山进林砍树伐木当煤用。运动轰轰烈烈，但到处乱砍乱挖，破坏了生态环境，生产出的产品合格的不到一半，也引发了工业内部以及工业和农业部门比例失调等问题。
大跃进造成的生态破坏是严重的，这也说明追求“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不顾自然条件和实际可能搞经济建设均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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