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根源和发展

一、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的非自然性——环境危机产生的根源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登上历史舞台，用工业化机器大生产代替了自然经济条件下的手工操作生产，从而为环境危机产生提供某种可能。

自然经济的生产是人们运用自己的劳动在自然界固有的循环中加上自己的意志，生产过程服从自然固有的过程或者被安置在自然过程中。换言之，农业生产主要是人们利用自然力的过程，这主要表现为人们利用一些环境资源，如水、土壤等，让生物自然生长，以获取生活资料。当然，在生产中，人们也要改良土壤，培育种子，疏浚河道，减灾防灾等等，但这些工作的意义就在于创造条件使生物更好地生长，使农业获得丰收。农业生产要生产什么，在哪儿生产，这对人来说似乎有选择性，但生产过程却是自然过程，人们对自然的利用并没有创造出自己的过程。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说：“在农业中，在其资本主义前的形式中，人类劳动只不过是它所不能控制的自然过程的助手。”^[1]恩格斯也指出：“直到今天，农业不但不能控制气候，还不得不受气候的控制。”^[2]这种生产特征决定了人们在生产活动中不可能大规模地利用环境资源，至多只在某个固定的地域重复使用土地和水资源等，如果使用不当或不大注意保护，那么也会造成环境问题，但这些环境问题随着人们迁到新地域会逐步自然解决的，不会造成大范围环境问题，因而农业社会即使有环境问题，但是这些环境问题靠自然恢复还能解决。

18世纪中叶在英国发生的产业革命，以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操作，工业化生产代替了农业生产，环境问题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已经不再是农业社会那种自然过程了，而是一个人为过程。工业化生产采用机器生产，生产过程完全是人为地制造产品的过程。如果说农业生产的对象是自然物本身的话，那么工业化生产其对象已不再直接是自然物，而是经过劳动加工改造过的原料。这样，生产过程不再被动地听命于自然力的摆布了，这里不再讲什么气候等自然条件的直接制约了，而是人按照自己的目的进行生产，生产过程是人的意志和目的的实现。资本主义生产以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为特征，因为它所开发的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一方面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源匮乏起来，另一方面工业废弃物大量抛撒，久而久之，形成了环境污染。大工业虽然被安置在自然过程之外，但是却以大量攫取自然原料为前提，这就打破了自然固有的循环，人与环境矛盾开始对立起来，环境危机产生有了某种可能性。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本来是在特定区域进行的，对资源的使用不仅是极其有限的，而且使用的是可再生资源，而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农业也被机器武装起来，农业机械是用不可再生资源制造的；农业所需的动力是由作为不可再生资源的煤炭、石油等能源资料变来的，此外农药、化肥等是工厂制造出来的，它们仍然需要依赖大量的作为不可再生资源的化石原料，农业以不可再生资源来支撑，它已成为大工业生产的一个部门，和工业生产一起开发滥用不可再生资源，它已经不是对自然过程的利用。A·J·麦克迈克尔说：“人类历史上近期的需要消耗大量能源的阶段使1800年以来全球对能源的利用增加了100倍。”^[3]要大量使用资源，必须大量开采资源。资本主义大工业一确立，便一方面需要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另一方面需要获得巨量资源，而这在本国无法满足，资本家便将手伸向国外，大搞殖民活动，通过殖民活动，既解决了原料和劳动力问题，同时开辟出广阔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一旦原料产地被发现，大规模地开发不可再生资源活动便随之产生。资本主义发展史实际上是大量开发和滥用不可再生资源的历史，一些极其有限的且具有战略意义的矿物资源由于被过度开采和过量利用，已出现了危机局面。资本主义虽然创造了物质文明，但是世界范围内的不可再生资源却面临着匮乏和耗竭。资产阶级大肆掠夺和过度挥霍不可再生资源，带来的是对环境的极大破坏。不可再生资源一旦被破坏，将是无法恢复的。既然如此，势必使得人与环境的矛盾产生对抗性，环境危机有可能以极端深刻性表现出来。

资本主义大工业不仅开发和消耗着不可再生资源，而且也过度利用可再生资源。比如对森林资源来说，在自然经济社会里，人们也利用一些，甚至毁灭过许多森林，以致使许多文明走向衰落，但是由此而来的环境问题毕竟是区域性的，而在大工业社会里，资本家开发和利用森林，已使占陆地面积五分之一的森林消失。资本家只知滥伐森林，从不考虑由此造成的生态后果，这样森林资源被破坏着，许多地方已经因森林消失而发生了气候变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生活环境，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已经存在了。马克思曾经在一次游历中深切地指出：“我们在卡尔斯巴德（这里最近六个月没有下雨）从各方面听到的和亲身感受的是，热死人！此外还缺水；贴普尔河好像是被谁吸干了。由于两岸树木伐尽，因而造成了一种美妙的情况：这条小河在多雨时期（如1872年）就泛滥，在干旱年头就干涸。”^[4]恩格斯也说：“森林消失——如在英国和法国，目前在德国和美国也是如此；气候改变，江河淤浅在俄国大概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厉害，因为给各大河流域提供水源的地带是平原，没有像为莱茵河、多瑙河、尼罗河及波河提供水源的阿尔卑斯山那样的积雪。”^[5]目前，全球范围内生物多样性消失与森林破坏直接有关，许多昆虫和鸟类生物由于失去栖息地，已经灭亡或濒于消失。在加拿大有一种蝴蝶，每年冬季要去墨西哥一森林里过冬，但近几年墨西哥大量砍伐森林，使森林区内气温降低，前来过冬的蝴蝶大多数因受冻而死。当许多生物濒临灭亡时，说明了人类生活环境的变迁。当巴西亚马孙地区大面积砍伐热带雨林区内的树木时，意味着全球气候将发生重大变化，事实上也是如此。现在，由于全球森林资源被毁坏着，全球气候变得异常复杂，灾害频繁，并且带来的损失愈来愈重。热带森林面积减少的后果之一是物种资源减少，据估计到2030年全世界动植物品种中的160个品种有一半可能绝灭。

资本主义大工业以大量开采和使用全球淡水资源为前提，它使得全球淡水用量在上个世纪增加了近十倍。就是上个世纪来说，1900年人均取水量为242立方米，到1970年为700立方米，目前，全球人均提取淡水量约3500立方米。长期以来，人类只靠很少一部分可供使用的河流和湖泊里的淡水。如果这部分水能平均使用的话，那么将会满足人们未来几十年内的合理需求。但问题是淡水资源分布不平衡，特别是资本主义大工业以来，对淡水的使用量在逐年增加，而工业生产造成的污染却已使几乎所有的大河大湖不能为工业和人们的生活提供水源，这就发生了淡水危机。“水荒”的出现表明人们对水资源的使用已超过了它本身的恢复速度，有些河流、湖泊的污染已经无法恢复。许多有远见的政治家早就预言过，21世纪的地区战争将是围绕争夺水资源而进行的^[6]，目前巴以之间的冲突已经证实了预言的正确性。

大气本来是可再生资源，它是所有生物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农业经济是一种自然经济，它不可能造成对大气的污染，从而破坏大气本身的循环。而资本主义大工业到来后，它一方面向河流、湖泊大量排放污水，丢弃废弃物，另一方面向大气空间大量排放废气，空气被严重污染。20世纪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中，其中有五件与大气污染有关，这就是1930年12月在比利时发生的马斯河谷事件，1948年在美国发生的多诺拉烟雾事件，1952年在英国发生的伦敦烟雾事件，1955年在美国洛杉矶发生的光化学烟雾事件以及1961年在日本四日市发生的水俣病事件。这些大气污染严重到使得许多人或者中毒而亡，或者神经错乱。这些事件已经说明，大气本身自净能力是有限的，如果污染速度超过了大气自净速度的话，那么必然引起人与环境的不平衡，接着而来的就是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条件下，由大气污染造成的人与环境关系的不平衡也绝不是地域性的，而是全面的、全球性的。1997年6月，在第19次特别联大会议上，英国首相布莱尔说：“我们共同生活在这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躲避全球变暖的气候或者把自己的气候与外界隔绝。”^[7]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受CFC类物质排放影响，臭氧层变薄，臭氧空洞出现，这说明大工业生产已经破坏了空气本身的循环，而科学研究表明，要恢复空气本身的循环，需要上百年时间，在这期间，随着温度上升，南极冰层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大气环流改变，某些地区水旱灾害频繁发生。广大沿海地带受咸潮影响，土壤盐渍化，生态环境会受到损害，这些将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健康构成威胁。(www.xing528.com)

动物资源虽然也说得上是可再生资源，但是它们的可再生速度却是极其有限的。对它们的利用速度超过其再生速度，必然会引起人与环境的不平衡。前工业社会，人们也利用动物资源作为食物和药用资料，但那时人们的利用量和利用范围还是极其有限的，利用速度并没有超过资源恢复和再生速度，人和环境的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的。而当资本主义社会到来后，大工业将动物资源作为加工对象，资本主义生产以大量猎杀动物为前提，许多动物已在这个过程中灭绝，资本主义时代就是物种大灭绝时代。据世界银行估计，哺乳动物灭绝速度在250年内翻了三倍。物种灭绝的正常速度是每百年约90种，而现在物种灭绝的速度是正常灭绝速度的1000倍。许多资本家捕杀珍稀动物并非法贩卖野生动物。对犀牛角、虎骨以及象牙的贪婪促使许多人非法猎杀动物，使许多珍稀动物濒临灭绝。许多海洋生物在非法的捕捞中，近乎消亡，近20年内濒临灭绝的蓝鲸就是一个例子。埃尔利希和威尔逊估计：“人口的压力和需求将使人们在不远的将来选择更多的现存野生物种来种植、放牧、制造能源、开采和运输。对于地球生命来说，这可能意味着一个‘划时代的大灾难’。”^[8]而这种“划时代的大灾难”的实质就是人与环境不再保持平衡。

自然经济社会，农业生产的主要动力是人力和畜力，这样决定生产和经济活动规模和范围是有限的。人们那时常常用草木灰和家肥作肥料，它们不会改变土壤结构，微生物和生态系统没有被破坏，人与自然之间还能保持平衡和谐关系。但工业化生产情形完全不同了，生产的主要动力是机器体系提供的机械力，这导致生产经营规模和范围空前扩大，加上人们大量使用农药和化肥，一方面大规模地杀死许多生物，造成了“寂静的春天”，另一方面受森林植被破坏和工业酸雨影响，大范围内的土壤板结、沙化和酸化，大大降低了农业生产力。当农业生产采用工业化生产方式后，农业生态系统被破坏，这是对农业社会生产性质的巨大改变，它使得人与环境关系不再保持平衡和和谐，使环境危机的产生成为可能。

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土地资源已被破坏了，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以对生产要素的破坏为前提。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9]。他进一步说：“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10]资本主义大工业造成的土地资源破坏影响广泛，以致土地贫瘠、沙化和酸化已不再是地域性的了，而成为全球性的现象，这一现象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被遏制，因此，在资本主义农业中，人与环境也产生了对抗的可能。

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不仅具有自然经济所不具有的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特性，而且在规模上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资本主义虽然是在少数先进国家发生的，但是通过海外贸易，殖民侵略，其生产方式逐步向外扩张，因而对环境资源的利用规模和速度空前扩大，逐步伸向全世界，也使第三世界国家的环境问题恶化且具有全球性，人与环境的矛盾不再是地域性的，而是全球性的了。

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还表现在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分工上。先前的农业社会，分工仅限于性别和部门内部的狭隘分工，这决定了对生产资料的使用不可能是社会化规模的使用，这样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程度必然是肤浅的。但资本主义生产建立在发达社会分工基础上，生产过程由部门内部扩展到部门之间，不久便达到国际化水平。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这个生产特点已经凸现了出来，恩格斯说：“资本主义工业已使自己相对地摆脱了本身所需原料的产地的地方局限性。纺织工业所加工的原料，大部分是进口的。西班牙的铁矿石在英国和德国加工，西班牙和南美的铜矿石在英国加工。每个煤矿区都把燃料供给远在国外的逐年扩大的工业地区。在欧洲的全部沿海地区，蒸汽机都用英国、有的地方用德国和比利时的煤来发动。”^[11]直到现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国际依赖性仍然相当明显，欧洲和美国及日本等发达国家依赖着海湾地区的石油资源，日本依赖澳大利亚铁矿石和中国的石油、木材和煤等等。在国际化生产中，“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12]。

市场经济条件下，“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13]。资产阶级一方面将落后国家和地区作为原料产地，另一方面要把自己的商品倾销在国外，特别是落后国家和地区。而从落后国家掠夺和控制原料，只能给那里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同时在同落后国家进行贸易活动时，从落后国家获得廉价原料，但将制成品以高价出售给落后国家，这即是所谓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下的不平等交换。在这种交换中，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要获得大量原料，这就给落后国家造成了生态问题，另外迫使落后国家靠出卖资源过日子，这就使落后国家只顾开发资源，而不顾环境保护，环境问题日益恶化，这使得由资本主义大工业所造成的人与环境的矛盾更加突出，这就给全球性环境危机发生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