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小说《挪威的森林》的特殊性

一、从“森高羊低”看《挪威的森林》的特殊性

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在考察东亚地区村上文学的接受特点时概括出了所谓“四大法则”。⁽³⁴⁾这四大法则分别为“顺时针法则”、“经济增长法则”、“后民主化法则”和“森高羊低法则”。“顺时针法则”揭示了村上文学的传播路径，“经济增长”以及“后民主化法则”说明了整个东亚地区在接受村上文学时的外部环境。“森高羊低法则”则是指在接受村上文学时，比起《寻羊冒险记》，《挪威的森林》更受东亚地区读者的青睐。在这“四大法则”中，“森高羊低”可以说是唯一以西方接受村上文学的情况为参照得出的一条规律。而这一“法则”不但形象地概括出村上小说在东亚文化圈中共通的接受特点，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日本当代文学在东西不同文化圈中的接受差异性。不过，村上文学虽然在东亚文化圈中有着共同的接受特点，但如果仔细考察《挪威的森林》在中、日、韩三国的阅读与研究状况，还是会发现其中所存在的微妙差异。

1.恋爱主题的聚焦

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发表于1987年。小说以村上春树作品中经常出现的第一人称手法，叙述了主人公——渡边在自己20岁时与直子、绿子之间所发生的故事。《挪威的森林》既不像《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那样充满奇思幻想，也不像后来的《奇鸟行状录》那样篇幅浩大，但研究界对这部作品的分析在整个村上小说的研究中所占比例是最大的。不过有趣的是，在日本对《挪威的森林》的研究尽管有各种不同角度，但其中从“恋爱”或“非恋爱”的因素入手分析这部作品则是研究界的一个共同特点。

文艺评论家川村湊在《挪威的森林》出版后不久即撰文对其进行评论。川村从“森”字的结构出发，认为在《挪威的森林》这一作品中，如同组成“森”字的三棵树的结构一样，三角关系也构成了故事的核心。这部小说就是“描写了以‘我’为中心，各种三角关系的爱情纠葛”。⁽³⁵⁾此后一年左右，竹田青嗣发表《“恋爱小说”的空间》一文，对《挪威的森林》展开更为详细地论述。竹田认为:这部作品与其他描写爱情的作品相比欠缺恋爱所特有的热情等诸多因素，与其说是所谓“恋爱小说”，不如说作品本身构成了“一个不可能形成恋爱关系的‘自闭’的文本”。竹田进而将《挪威的森林》与同时代的作品加以比较，提出所谓的“超越体验”。他认为《挪威的森林》实际上是一部“有关人的‘超越’条件的小说”。⁽³⁶⁾竹田青嗣的评论尽管发表在1988年，但对此后日本有关《挪威的森林》的研究起到了指针性作用。2007年，若草书房先后出版了山根由美惠和半田淳子的村上春树研究专著。这两本书分别是两人在自己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两部专著也都对《挪威的森林》进行了研究。尽管山根由美惠和半田淳子在研究方法以及结论上有所不同，但两人的切入点依然与“恋爱”有关。

日本研究界以“恋爱”或“非恋爱”因素来研究该作品，很大程度上缘于《挪威的森林》在发行之初的宣传。这部长篇在出版时，村上春树自己设计了小说封面，并在书的腰封上写道:“这是恋爱小说。虽然觉得这个名字非常陈旧，但我想不到其他更合适的词。这是激荡人心、安静而哀婉的100%的恋爱小说。”⁽³⁷⁾应该说正是在作者自己的导读下，很多研究者将研究的重点放到了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上。不过与村上本人的导读相比，日本文学所生存的日本文化这一土壤也许更是将小说引向“恋爱”的主要原因。对于情感体验的重视不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可以说是日本文化的特征。这种文化氛围反映在文学方面就表现为长期以来日本文坛由描写个体以及个体与他者之间情感纠葛、矛盾冲突为主的私小说占据统治地位。许多作家所擅长的是一种内向式创作。即着意刻画“我”与他人之间，“我”与外部世界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情感纠葛，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和挣扎。此外，小说在创作上使用了与传统叙事相近的手法也使研究者在解读《挪威的森林》时更多地注重小说中的“恋爱故事”。

2.青春主题的凸显

如果说日本文学研究界对《挪威的森林》的研究多围绕“恋爱”或“非恋爱”因素而展开的话，那么我国的研究者则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作品中“青春”这一主题。

乔丽华在《青春是一部被禁的电影——重读〈挪威的森林〉》中将《挪威的森林》称之为“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录”⁽³⁸⁾，而叶岗在《〈挪威的森林〉与摇滚音乐》一文中讲得就更为明确:“小说是作者对60年代青春生活的伤情悼时之作，在其平缓淑雅、甜蜜而带酸性的叙述风格背后，掩藏着作者曾经有过的存在直感和生命的伤口。”⁽³⁹⁾不论是乔丽华的解读还是叶岗的研究都突出了作品中出现的“青春”以及相应的时代背景。的确，小说在开头部分描写了已经37岁的主人公因听到甲壳虫乐队的“挪威的森林”而难以自控，紧接着从第二章开始便进入到对往昔的回忆。从这一角度看《挪威的森林》具有回忆录性质，回忆的内容恰好是主人公的青春时代。因此，研究者将小说中“青春”这一要素放大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必然。

《挪威的森林》进入我国读者的阅读视野始于1989年，热销则在上世纪的90年代末。在我国，1990年代末开始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与小说背景极为相似的社会环境。我国的都市化进程虽然在各地发展很不均衡，但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消费社会的特征自1990年代后期已开始悄然呈现。人们在朝九晚五的工作之余生活出现多元化倾向。一项在北京所作的调查显示:酒吧、迪厅和卡拉OK是人们进行夜生活的首选之地，48%的人是将这种夜生活作为一天工作后的放松。⁽⁴⁰⁾在这样一种城市生活中，一部分青年对充满不确定因素的青春本身产生迷惘，不清楚自己的将来究竟路在何方。而另一部分都市青年则在村上文学中看到主人公青春时代的生活方式。于是在这部分所谓“白领”的推动下，阅读村上文学、特别是阅读《挪威的森林》成为“小资”的标志。可以说这也是另一种对“青春”的解读与向往。而在文学研究领域，与不断变化的社会、文化环境相比，文学实用主义、文学作品反映时代特征等观念⁽⁴¹⁾仍在研究者的潜意识中发挥着作用。大多数研究者依靠传统的批评范式对《挪威的森林》进行解读，这样一来渡边的回忆就成为对逝去青春的一种感伤。总结以上多方面原因，我们或许不难理解在中国为什么是“青春”而非“恋爱”这一主题被凸显了出来。

3.丧失主题的强化

对于韩国的村上文学研究由于语言的限制笔者本没有发言权。然而有趣的是这部小说最初以《挪威的森林》为标题出版时并没有引起太多读者的注意，改为《丧失的时代》后却在韩国引发了一股“村上旋风”。而韩国大众阅读与专业评论之间巨大的反差，在笔者看来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

据韩国的村上文学翻译者金春美讲:在韩国，1990年代的村上春树读者被称做“386世代”。“386”由计算机用语而来，即1960年代出生，1980年代渡过学生时代，1990年代正值30几岁的一代人。“386世代”中的大多数人在上世纪80年代投身韩国的学生运动，经历过1987年的民主化宣言，实现了韩国的总统直选。“386世代”比较形象地概括出这一代人的特点，同时也暗含了落伍的讽刺意味。这一代人在投身学生运动、经历政权交替后，面对韩国经济的急速发展，在物质社会与消费社会的进程中品尝到一种虚脱感和无力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挪威的森林》登陆韩国，迅速在“386世代”中产生共鸣。⁽⁴²⁾(www.xing528.com)

与1990年代韩国大众对村上文学的热读形成对照的是韩国文学评论界的态度。据统计，1990至2005年在学术大会或文艺杂志上刊载的介绍村上春树的文章或学术论文共13篇，1999至2006年发表的学位论文共19篇，且全部为硕士学位论文。⁽⁴³⁾应该说这与中日两国文学研究界对村上文学的关注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不过，把依然健在并且还在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当做论文研究对象的情况在韩国比较罕见，从这个意义上讲村上春树在韩国并非完全被研究界所忽视。而其中元老级批评家柳宗镐的评论颇为引人注目。他认为《挪威的森林》是“促使高级文学死亡的、无聊的大众文学”，是“以感伤的虚无主义为基垫，写的易读的、性异常者和怪人在交际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淫谈怪论。”柳宗镐还提到作品中主人公读托马斯·曼(1875—1955)的《魔山》(1924)，对二者的关联这样评论道:“《挪威的森林》一方面在暗示它是《魔山》的逆像(counter image)，另一方面在讽刺《魔山》和他的读者。”“在没有对成熟的摸索这点上看，《挪威的森林》再次成了《魔山》的对称点。”在这篇名为《文学的堕落》的文章最后，柳宗镐讲:“平等主义思想在误用，对杰出的对象的敬意也在丧失，这些加速了世界的鄙俗化和高级文学的堕落，将会对未来产生一种暗淡的前景。”⁽⁴⁴⁾

作为批评界的元老、韩国文学研究的重镇，柳宗镐对村上文学的质疑与批判颇能代表韩国传统文学批评的理念。而这种批评的背后则可以看到韩国评论界对于文学的理解依然恪守文以载道的儒家理念以及文学应成为教养之核心的文化传统。不过，针对柳宗镐的观点，也有研究者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曹泳日就不客气地指出:柳宗镐是按“大众文学”与“高级文学”两者对立的认识思路作为基点，来批判村上春树的。柳一方面承认时代在变化即所谓教养的终结，但完全不承认随之而来的文学的变化，同时用高级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来立论，总认为古典的是杰出的，古典被大众文化取代，丧失了自己原来的尊严。⁽⁴⁵⁾

韩国大众层面的村上文学接受与韩国特定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386世代”正是放大了隐藏在村上文学中那种“政治季节”结束后人们的虚无感。而与韩国大众阅读形成对照的文学研究界的态度则鲜明地折射出韩国在文化领域试图固守儒家文化传统的特点。不过从上面围绕村上文学而引发的研究争论中，我们也可以窥见韩国的文化传统也在悄然发生着内部的嬗变。

4.自我主题的明晰

《挪威的森林》在日本作为一部“100%的恋爱小说”，成为读者和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而当其跨越国境后则分别在中、韩两国引起轰动，并被解读为“青春小说”和描写“丧失的时代”的故事。应该说这种接受上的差异性并非偶然。《挪威的森林》中的确包含了恋爱、青春、丧失等诸多要素，为它在东亚三国的阅读提供了多种可能。不过，将小说中某一要素放大作为《挪威的森林》的主题，甚至在中、韩两国作为村上春树小说的整体特征加以接受则折射出中、日、韩三国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三国不同的阅读期待视野。

在这种“森高羊低”的共同特点以及中、日、韩三国的差异性背后，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笔者更关注的是这部小说究竟表现了怎样的主题?同时相对于西方国家对村上文学的接受，为什么会在东亚出现“森高羊低”的现象?

很多研究者在自己的研究中认为《挪威的森林》具有回忆录性质。但与此同时，不少研究者也注意到小说在结尾部分与回忆录性质的作品存在着巨大落差。木股知史就认为小说的叙述中存在着时间的空白。在结尾处出现的“我现在哪里?”这一疑问使追述者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与故事中的主人公一体化，从而使写作这一行为成为改变自身的一种可能。⁽⁴⁶⁾其实，《挪威的森林》中结尾部分与回忆性质小说之间的落差并非一开始就存在。在1987年版的单行本中就出现了后记的部分。在村上春树的小说中，单行本后出现后记的情况较为罕见。日本学者千石英世曾对《挪威的森林》单行本中出现的后记有过比较详细的分析。不过，千石对后记是否也是小说的一部分却语焉不详。⁽⁴⁷⁾笔者认为:单行本中的后记不但是作品的一个部分，而且正是由于后记的存在使《挪威的森林》在叙事结构上得以保持回忆录的性质。单行本中的后记，使《挪威的森林》在叙事结构上具有浓厚的日本现代文学叙事特点，从而为小说在日本以及东亚地区的广泛接受奠定了基础。

不过，《挪威的森林》在1991年出版文库本，以及被收入到村上春树第一次《全作品集》时，这个使小说具有回忆性质的后记却消失了。⁽⁴⁸⁾由于小说中后记部分的删除，小说的结尾部分，即主人公渡边在电话亭给绿子打电话，并反复自问“我现在哪里”的场景就被凸显了出来。这一处理虽然大大弱化了小说的回忆录性质，使小说在内容和叙事结构之间出现落差，但其结果却明确了小说的主题。

我现在哪里?

我拿着话筒扬起脸，飞快地环视电话亭四周。我现在哪里?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全然摸不着头脑。这里究竟是哪里?目力所及，无不是不知走去哪里的无数的男男女女。我在哪里也不是的场所的正中央，不断呼唤着绿子。⁽⁴⁹⁾

这就是《挪威的森林》的结尾部分。在日语的原文中，“我现在哪里”这句话不但加上了着重号以期引起读者的注意，而且用问号⁽⁵⁰⁾对问题本身加以强调。可以说“我现在哪里”是《挪威的森林》中一个终极的问题，也是这部作品的主旨。换言之，小说中出现的所谓恋爱故事以及有关青春往事的回忆都不过是“我”在追问自我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恋爱、青春、丧失等等这些要素在《挪威的森林》中都不可能超越对“我”这一存在本身的追问。归根结底，《挪威的森林》是一部以自我为主题，在他者的投影中找寻自我、追问自我的长篇小说。而这样一个主题也成为《挪威的森林》在东亚地区被广泛接受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