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及其自我主题承继

三、自我主题的承继

在哈琴提出“后现代诗学”理论以前，欧美学者在研究有关后现代主义文学时，多认为后现代小说消解了自我以及文学的意义，创作本身具有语言游戏的特点。例如詹明信就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一文中认为:后现代主义在艺术上表现为一种“平淡感”。与现代主义相比，后现代主义作品“拒绝任何解释，它提供给人们的只是在时间上分离的阅读经验，无法在解释的意义上进行分析”⁽⁴²⁾。而这种新的平淡其实意味着“缺乏深度的浅薄”，“它已不再是上述现代主义理论的这种深层解释，而只是在浅表玩弄指符、对立、文本的力和材料等概念，它不再要求关于稳定的真理的老观念，只是在玩弄文学表面的游戏”⁽⁴³⁾。詹明信对后现代艺术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研究者对后现代小说的看法。特别是在论及村上春树的小说时，我国研究者普遍认为村上在创作中消解了传统文学中有关自我的主题。然而正如琳达·哈琴在《后现代主义诗学》中所指出的那样:后现代文学作品并非没有意义的文字游戏。后现代小说不但保留了自我指涉、形式革新、反讽和含混等现代主义小说的特点，同时也挑战了现代主义小说的诸多信条，例如强调审美自律、张扬创作主体、培植精英文化以拒斥通俗文化和资产阶级的庸俗文化等。现代主义文学与后现代文学作品之间不存在纯粹的断裂关系。⁽⁴⁴⁾尽管琳达·哈琴的后现代诗学本身尚存在争议，但这一理论的提出对全面认识后现代艺术、特别是后现代小说中有关自我的问题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现代文学与后现代文学之间的关联性出发考察村上文学就会发现:村上春树的小说非但没有消解自我，反而在主题上与日本现代文学呈现出一种承继的关系。

美国学者杰·鲁宾在《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一书中全文征引了小说《且听风吟》的第一章内容。他认为这一章可以作为讨论《且听风吟》后一系列作品的原点和参照，因为在这一章中“已经预示了村上春树其后几部重要作品的主题和形象”⁽⁴⁵⁾。村上春树自己在接受采访时也曾表示:“自己想说的话几乎全写在小说开头第一章那几页里了。”⁽⁴⁶⁾处女作《且听风吟》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集中体现了反思现代性这一后现代文学的本质性特征，小说的第一章更是出现了贯穿村上春树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村上借主人公之口讲:

(前略)说到底，写文章并非自我诊治的手段，充其量不过是自我疗养的一种小小的尝试。

(中略)

我无意自我辩解。能够在这里诉说，至少我已尽了现在的我的最大努力。我没有任何添枝加叶之处。但我还是这样想:如若进展顺利，或许在几年或十几年之后可以发现解脱了的自己。⁽⁴⁷⁾

这里的“我”几乎可以和村上春树做等同观。与村上春树相仿，“我”出生于1948年12月24日，属于战后大量出生的一代。大学时也与村上一样经历了“全共斗”的学生运动。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的那几年里，主人公“我”一直保持缄默，没有动笔写过任何文章。但现在，“我”准备一吐为快。在提及《且听风吟》的写作动机时，村上春树不论接受采访还是在《全作品集》的解说部分里一直轻描淡写地讲自己只是“突然间想写点什么”。不过，这个看似偶然的写作动机背后还是有一定的必然性。正如柄谷行人就是在反思学生运动中观念与行动相背离的问题中最终走出“68年革命”，并开始以解构为核心开展后现代批评的那样，村上春树也是经过了上世纪70年代的时间沉淀后，以文学创作的方式来反思1960年代的时代精神以及其后的社会转型。不管写作是不是“自我诊治”或“自我疗养的小小尝试”，这里所说的写作与自我之间的关系，都不能单纯理解为学生运动失败、政治季节结束后的自我恢复。空虚感和精神上的挫折只是学生运动本身所带来的阶段性问题。村上春树所思考的其实是更为本质性的东西。正如杰·鲁宾所指出的那样:“村上春树是一个认识论者，他希望摸清楚‘我们要努力认识的对象和实际认识的对象之间……横陈的那道深渊’。”⁽⁴⁸⁾所谓“努力认识的对象和实际认识的对象”固然可以有多种理解，不过对于自我的认识无疑是构成认识的前提和条件。因此，村上春树的认识论就包含了自我追问的意义。而且这种自我追问并没有封闭在与时代、社会相隔绝的内部世界里。从《寻羊冒险记》到《海边的卡夫卡》，村上春树始终将历史作为自我追问的一种手段和桥梁，力图在动态的过程中不断把握自我，深入自我的内部世界。村上春树小说中的这种对自我主题的处理正是对日本现代文学主题的承继。而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这种在历史与社会的动态过程中把握自我的小说创作，实际上秉承了夏目漱石的创作传统。

王向远在《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中认为:如何描写自我，如何表现自我，取决于如何处理自我与时代、自我与社会的关系。⁽⁴⁹⁾以这种自我与社会、自我与时代的关系来考察日本现代文学就会发现，在处理自我这一主题时，日本现代文学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其一是以私小说为代表的、脱离于社会、封闭的自我表现形式。另外一种则是以夏目漱石为代表，在自我与时代、自我与社会的动态关系中寻求自我的表现形式。

众所周之，私小说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产物。作为一种文学流派，私小说在日本的大正时期达到全盛期，几乎所有的自然主义文学作家都创作私小说。尽管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在其后的发展中走向衰落，但私小说却成为一种超越文学流派、为各种文学思潮流派所共通使用的文体形式而保留了下来。作为文体形式的私小说不但长期占据着日本文坛主流地位，而且成为日本纯文学的代表。在私小说确立之初，久米正雄(1891—1952)曾撰文对私小说的文学概念、创作方法进行论述。他讲:

我所讲的“私小说”并不是“第一人称小说”，而是另一种自叙性质的小说。一言以蔽之，就是作家将自己最直接地暴露出来的小说。⁽⁵⁰⁾

私小说的关键之意在于“私(わたくし)”，即日语中表示第一人称“我”的代词。相对于村上小说中经常出现的“ぼく(我)”，“私”是一个较为郑重的人称代词。“私”在这里既是一个人称的概念，更是一个创作的概念。它与作家本人密不可分。小说实际上就是作家个人生活的文学化。因此，久米正雄讲:即使小说以第三人称叙述，但如果是作家个人生活的艺术化也属于私小说的范畴。此外，久米正雄在这篇名为《私小说与心境小说》的文章中还讲到:(www.xing528.com)

真正意义上的“私小说”同时必须是“心境小说”。⁽⁵¹⁾

“心境小说”是久米正雄对私小说另一方面的界定。这一概念的提出凸显了私小说要求作者描写自己内心感受的特点，它使私小说在文学形式上更接近于散文的艺术表现手法。久米正雄的文章在肯定私小说的创作同时，概括出了私小说的两个基本特点:其一是在内容上，主人公与作家本人的一致性使实际生活经验文学化;其二是在叙事上，弱化故事的虚构性以强调内在情感为原则。这种以描写日常琐事、刻画内心感受为主要特点的创作形式其背后正是日本作家表现自我的一种独特方式。可以说在日本的私小说中，“自我是一种孤立于社会，或力图孤立于社会的存在。”⁽⁵²⁾而日本的私小说作家也是“有意识地逃离社会，躲到文学的象牙塔中去”⁽⁵³⁾的作家。

夏目漱石走上文坛之时正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兴起之际。不过，漱石的创作却与当时的主流文坛截然不同。相对于自然主义文学背后那种割断与时代、社会的联系，封闭于内部世界的自我表现，夏目漱石更多地是在与时代、社会的相互关系中处理自我问题。在漱石的大部分小说中，都有对文明开化后社会现实种种弊端的批判与嘲讽，而漱石所刻画的主人公则多是在这样一种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中困惑而徘徊的人。例如小说《我是猫》(1905—1906)就是通过一只饲养在苦沙弥家中的猫来观察主人和客人们的议论，并加以讽刺性的分析和批判。而当漱石成为专业作家后，他创作的小说如《三四郎》(1908)、《从此以后》(1909)、《门》(1910)、《心》(1914)等，则大多以细腻的手法表现文明开化后东西方文化冲突中，主人公的自我与外部社会之间所发生的种种冲突与纠葛。

应该说夏目漱石是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引入西方自我概念，并积极思考自我与外部世界之间关系的作家。他在留学英国期间就曾思考文学究竟为何物，并进而确立了“自我本位”的思想。1914年他在日本的学习院做了《我的个人主义》的演讲。在这个著名的演讲中，漱石这样说到他的“自我本位”思想:

那时我第一次思考文学究竟是什么。我领悟到唯有从根本上依靠自己的力量确立起这一概念，自我才能得到救赎。⁽⁵⁴⁾

夏目漱石的“自我本位”思想究其实质是西方人本主义思想。不过，这种“自我本位”并不是绝对化了的、封闭于内部世界的自我。在确立现代自我观的过程中，漱石时刻关注着日本现代化过程中东西方之间文化的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体精神世界的变化。村上春树的自我主题实际上正是继承了夏目漱石的这种动态自我观。表面看来，村上小说中的主人公封闭在自我的个人世界中。但深入挖掘作品的结构后就会发现，村上小说中的自我主题从来没有脱离开外部世界。尤其是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对于历史的关注，其作用正是在于通过勾连历史与现实，实现动态的自我关照。

村上春树更多地继承以夏目漱石为代表的自我创作传统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既表明了日本现代与后现代文学之间在主题上的承继关系，更显示出日本作为东方国家在现代化与后现代化道路上的特殊性。

如果梳理夏目漱石与村上春树两人的生平就会发现，两位作家所生活的时代都曾发生过“民主运动”⁽⁵⁵⁾，其后亦都以政治季节的终结而告终。柄谷行人在《关于终结》一书中认为:日本的昭和⁽⁵⁶⁾时代是明治时代的一种“再现”。明治时代以明治天皇的去世和乃木希典的殉死而宣告结束;昭和则是在1970年伴随着三岛由纪夫的自杀而在时代意义上迎来了终结。⁽⁵⁷⁾其实日本的明治时代还与昭和时代有另一个意义上的相似之处:那就是明治时代是日本打开国门，不断寻求现代化的时期;而昭和四五十年代(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恰好是日本社会由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型期。夏目漱石与村上春树两人的青春时代正好经历了时代的转型。二者不约而同地将文学创作中的自我主题与时代变化、语境转换相联系也就有了更为内在的关联性。

如何利用小说的创作表达出这种自我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村上春树与夏目漱石的共通之处。而从这种共通之处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日本后现代文学承继现代文学主题的特点，同时也可以发现日本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某些特殊之处。这种特殊之处就在于:作为一个东方国家，日本不论在现代化还是在后现代化的进程中，都必须面对西方化的问题。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体困惑等诸多问题始终是日本以及亚洲国家必须直面的问题。夏目漱石与村上春树虽然处于截然不同的时代，然而两人几乎面对了同样的问题。这也许正是为什么两人在自我的主题方面具有传承关系的原因。

其实在村上春树的小说创作中，很多时候正是以夏目漱石的文学作为自己的参照。只是村上春树虽然继承了以夏目漱石为代表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自我主题传统，却在叙事手法上做了自己的变革。这种叙事手法的变革既是村上小说的艺术突破，也成为村上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