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的后现代书写历史之欲望

二、书写历史的欲望

1.“历史叙述式小说”与村上春树的历史指涉

加拿大学者琳达·哈琴在描述后现代小说时提出了一个“历史叙述式小说”⁽²²⁾的概念。根据哈琴的解释，“历史叙述式小说”是后现代小说的主要形式，“是一种强烈感受到自己虚构性，却又涉及真实历史事件的小说。”⁽²³⁾象福尔斯(1926—2005)的《法国中尉的女人》(1969)、翁贝托·艾柯(1932—)的《玫瑰之名》(1980)、拉什迪(1948—)的《午夜之子》(1980)、马尔克斯(1927—)的《百年孤独》(1967)以及托马斯·品钦(1937—)的《万有引力之虹》(1973)等都可以称之为“历史叙述式小说”。在哈琴的“后现代诗学”理论里，后现代小说的历史指涉不是对真实历史的回归，历史是以含混、暂时和不确定的面目出现的。也就是说后现代小说的历史指涉使“历史知识的本质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认识都被问题化了”⁽²⁴⁾。后现代小说运用戏仿、互文性等手法将历史纳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是与新历史主义所强调的“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²⁵⁾相吻合的。新历史主义者主张拆除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人为分界。所谓“历史的文本性”是指我们无法回归并亲身体验真实的历史事件(events)，因此，我们所认识的历史就只是一种历史事实(facts)。而这些历史事实则是经过阐释和情节编排的“残片”，历史已不再是没有争议的绝对性存在，历史本身具有“文本性”。后现代小说中的历史指涉与历史小说的不同就在于:前者的目的是利用后现代创作的种种技巧暴露历史的悖谬性、质疑历史的连续性。

哈琴提出的“历史叙述式小说”概念为认识后现代小说中的历史指涉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这一概念的提出以及她关于后现代小说中戏仿技巧的论述，纠正了那些认为后现代小说中的历史指涉没有意义、苍白无力的片面看法。如果以此来观察村上春树的小说就会发现，对历史的关注一直是村上小说中的重要内容。

长篇小说《寻羊冒险记》发表后曾有人指出:小说中没有正面登场的右翼大人物“先生”与洛克希德事件的涉案人员有关。⁽²⁶⁾洛克希德事件是美国洛克希德公司为出售飞机向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等政界、财界要人行贿的事件。⁽²⁷⁾1976年这一行贿丑闻被揭穿，在1978年开始的审理过程中，人们注意到以儿玉誉志夫为首的右翼、民族派、旧高级将领等人在二战中曾暗中活跃于政界。小说中所描写的“先生”这一人物与现实中儿玉誉志夫的经历极为相似。不仅如此，小说还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描写北海道十二瀑镇的历史和一个阿伊努族的小伙子。阿伊努族居住于远离日本中心的北海带地区，属于日本的少数族群。有研究者认为，《寻羊冒险记》由于描写了阿伊努族青年以及为逃避战争而进入森林生活的“羊男”，使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部少数族群视野中的历史，而这种对历史的关照也延续到村上春树其后的文学创作中。⁽²⁸⁾《寻羊冒险记》是否就是一部少数族群眼中的历史是值得商榷的。不过，正如日本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村上春树在其后的多部小说中都涉及到了历史的内容。例如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当提到有关独角兽的记载时，就讲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41年的列宁格勒攻防战。独角兽的头骨最早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乌克兰战线中被发现，又在“一九四一年列宁格勒攻防战的白热化阶段下落不明”⁽²⁹⁾。199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日文原题为“ねじまき鳥クロニクル”。其中，“クロニクル”直译应为“年代记”或“编年史”。这部小说不但标题本身具有历史传记的色彩，1939年发生在日俄之间的诺门罕战役更是通过主要人物间宫中尉的叙述以及信函的方式展现在读者面前，进而成为小说中起着桥梁作用的历史事件。2002年《海边的卡夫卡》出版。在这部引起大家诸多话题的长篇小说中尽管没有正面的历史场面描写，但二战时期发生在日本山梨县小学生集体昏迷的事件却以美军调查资料的方式出现在偶数章节的前几章。而对于历史的记忆则在小说中起着某种隐喻的作用。如果将视野放大到非小说类作品，那么纪实文学《地下》和《在约定的场所》更是一种直接的历史书写。而且与后现代小说中有关历史指涉的特点相类似，村上春树在这两部纪实文学希望再现的不是历史“事件”本身，而是对当事者来说那是怎样一种历史“事实”。

在村上春树的小说创作中，历史指涉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是其作为后现代文学的一个主要特征。不过，与哈琴所描述的“历史叙述式小说”有所不同，村上小说中的历史指涉其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将历史文本化。换言之，在村上春树的小说中，虽然历史以虚构的形式参与了文本，但历史本身却不是最终的目的。村上春树的历史指涉并非只是想暴露历史的悖谬性或非连续性，也并非试图将历史本身和对历史的认识问题化。村上的历史指涉以及历史关照最终的目的在于认识自我，而这一认识的途径是通过与他者——历史的相对化而实现的。历史指涉在村上的小说中既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但更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小说中的历史、特别是战争史往往起着勾连起历史与当下，历史与未来的作用。而这种作为手段和工具的历史指涉尤其突出地表现在90年代以后创作的作品中。

2.独特的历史书写——《寻羊冒险记》

不过作为一名男性作家，村上春树依然具有强烈的书写历史的欲望。⁽³⁰⁾这种书写历史的欲望以极为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它使作品在后现代小说的历史指涉特征之外，增添了独特的叙事特点。

探讨这种独特的历史书写依然要回到长篇小说《寻羊冒险记》上来。在日本，曾有研究者严厉批评《寻羊冒险记》不过就是个“探宝”的故事。认为它不但与同时代作品，如井上厦(1934—)的《吉里吉里人》(1981)、村上龙的《寄存柜中的婴儿》(1980)、中上健次的《枯木滩》(1977)等属于同一种故事类型，而且强调村上春树的这部小说是“探宝”故事的典型，小说本身缺乏独创性。⁽³¹⁾《寻羊冒险记》讲述主人公“我”受右翼大人物的秘书之托，前去北海道寻找一只背部有星斑的特殊的羊。在北海道，主人公不但邂逅羊博士，而且见到了“羊男”和已经死去的老友“鼠”。小说描写了一个追寻的过程，却在最后一无所获。或者说在找到的时候所找寻的对象已经损毁或永远失去。从这个意义上讲，《寻羊冒险记》在结构上的确是个“探宝故事”。不过如果就此认定小说只是在描写历险，便将文本结构简单化了。事实上，小说解读的关键在于为什么寻找的一定是羊，而非其他动物。因为在日本大家对于羊普遍感觉陌生，多数日本人对羊的感觉和对虚拟的动物龙的感觉相似。甚至有人在批评村上春树的另一篇小说《1973年的弹子球》时就认为用羊比喻灌木是一个错误，因为在日本根本就没有羊。⁽³²⁾而事实上日本不但有羊，且养羊的历史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

资料显示，羊确实不是日本本土存在的动物。日本正式开始大规模养羊是在1877年。1873年，日本明治政府从美国聘请专家，并引进种羊在日本北海道的真驹内牧场开始饲养。直到今天，北海道依然保留着重要的观光项目——品尝被称为“成吉思汗”的涮羊肉。但明治政府当年大规模养羊的目的却不是肉食。养羊是为了获取羊毛。明治维新后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改穿西式服装，这样一来必然增加对毛织品的需求量。而更主要的是，羊毛多用于军需品。1945年以前，每当日本发动战争的时候，政府就会推行相应的羊毛增殖计划，养羊业也在特定的时期成为严格管制的产业。随着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羊毛纤维以及羊肉均可以自由从澳大利亚进口。于是养羊业受到极大的冲击，羊的数量也从100万头锐减至现在的1万多头。而这1万多头羊中，又有将近一半在远离日本中心地带的北海道地区养殖。养羊业的快速衰落不但使羊彻底退出了人们的视野，而且使大家几乎忘了它曾在日本存在过。日本这段特殊的养羊历史在《寻羊冒险记》中是通过“先生”的秘书传达出来的:

即使今天，日本人对于羊的认识也是极其肤浅的。总之，从历史上看，羊这一动物一次也没有在生活层面上同日本人有过关系。羊被国家从美国引进、饲养，并被弃之不理。这便是羊。战后由于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可以自由进口羊毛羊肉，因此日本养羊几乎无利可图。不觉得羊够可怜?说起来，这也就是日本现代本身。⁽³³⁾

养羊的历史集中反映了日本现代化的进程。对近代东方国家来讲，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西方化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外来文明，即现代性的种种表征通过各种渠道涌入东方社会。而现代性正如马克思在《印度起义》(1857)中所描述的神车一样，具有空前强大的变革力量。小说中养羊业正是日本走上现代化的一种象征——努力接受外来文明并使之本土化。这一过程并非出自社会内部的变革，而是以外力形式强加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上。养羊的历史浓缩了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暴力倾向和极端性特征，而这一过程又与日本军事化进程密不可分。在日本这一特殊的历史语境下，养羊业无疑就代表了日本现代化进程被扭曲的一面。而羊在日本反反复复、最终没能成为大众所接受的动物这一现实，也表明了日本现代化空洞的一面。(www.xing528.com)

如果说“寻羊”其实就是书写日本现代化进程的话，那么小说中“羊男”的登场则表现了现代化过程中，现代性与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小说中“羊男”首次出现是在第八章的第7小节。“羊男”的形象是人与羊的结合:

羊男把羊皮一直披到头顶，(中略)四肢部分则是接上去的仿制品，头罩也是仿制品，其顶端探出的两根环状角则是真的。⁽³⁴⁾

“羊男”自称因为不想去打仗而躲进森林成为“羊男”。这个“外羊内人”的形象象征了现代化初期个体与外部世界冲突后，个体的一种选择。但《寻羊冒险记》中还存在着“内羊外人”的另类“羊男”，他们就是羊博士、先生和鼠。这三个人没有披着羊皮，但那只特殊的羊却进入到他们的身体并掌控了他们的思想。因此，刻画这三个另类“羊男”就成了刻画现代性与个体的一种相互关系。

羊博士出身于旧士族⁽³⁵⁾家庭，从小就在学习成绩方面出类拔萃。在以首屈一指的成绩从东京帝国大学农学系毕业后，他“作为超级精英进入农林省”⁽³⁶⁾。在农林省，羊博士曾提交过“朝鲜半岛水稻种植业试行方案”并被采用，其后又参与了为保证羊毛自给自足的“绵羊增殖计划”。那只特殊的羊进入其身体正是在他参与“绵羊增殖计划”期间。羊博士后来回忆道:“是我、是这个我把它弄醒过来”⁽³⁷⁾，并把它带到了日本。羊博士可以说是日本战前典型的精英知识分子，而那只野心勃勃、想要彻底改变人和人世的羊正是西方现代性的寓意化。⁽³⁸⁾特殊的羊进入羊博士的身体，并随同羊博士回到日本，正如明治维新后大批日本知识分子留学西方，将所谓先进的西方文明、西方价值观带回日本一样。近代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正是由这些精英知识分子所推动的，而他们在接受现代性洗礼的同时也为现代性与个体之间发生的冲突所困。这些精英普遍缺乏行动力，在现代性与个体冲突之间，只能痛苦于观念的挣扎。这正像羊博士因无法释放羊的思想而承受了长达42年的折磨一样。换言之，在现代性与个体的冲突中，羊博士所代表的战前一代知识分子因自身的无力而痛苦挣扎于个体与现代性的冲突之中。

与羊博士不同，在羊进入“先生”的身体之前，右翼大人物先生“只是个平庸的现行右翼分子”。而在羊进入了其身体之后，“先生在所有方面都一跃成为右翼首领。”⁽³⁹⁾先生不但在战后的日本构建起了庞大的地下王国，而且操控着政界、财界、舆论以及文化等所有领域。不仅如此，先生在“自我变革”后拥有了左右人心的非凡能力，其中特别表现在他可以利用民众的弱点驱动整个社会。先生的情形和战前属于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不同。应该说对于现代化进程，以及背后的现代性本身，这些战后操控日本社会的幕后政客从没有真正理解。正如“鼠”在和主人公交谈时所提到的那样:先生“是个牺牲品，思想上他是零”⁽⁴⁰⁾。但这些人与羊博士那样的精英知识分子不同，他们利用大众的盲从强行推进现代化进程。联系日本战后所走的所谓民主式现代化道路，我们便不难看出羊所代表的现代性在日本从来没有真正本土化和民众化。战后的现代化之路，正如小说中先生所构建的地下王国一样，是一个外部无所不包而内部虚空的东西。在个体与现代性之间，先生所代表的正是日本战后的政客。他们利用现代性理念，却从没有在个体的思想层面予以变革。

作为现代性的象征，羊在离开先生后找到了另一个宿主——“鼠”。从《寻羊冒险记》与前两部作品《且听风吟》、《1973年的弹子球》之间的人物关联可以看出:“鼠”实际上一直是主人公“我”的另一个侧面。“鼠”和“我”都出生于二战结束之后，属于战后大量出生的一代。在日本逐渐进入消费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正是出生于战后的这一代人成为日本社会的中坚。而“鼠”和“我”不但与同龄人一样成长于战后的民主体制，而且受到美国文化的洗礼。羊选择这样一个新的宿主，实际上正是小说欲在刻画先生之后的这一代人如何面对现代性作出自我抉择的问题。与羊博士、先生二人不同，“鼠”在面对这种冲突时选择毁灭个体。不仅如此，“鼠”还拜托“我”在离开时将挂钟后面的软线接好。“鼠”的目的是要引爆挂钟与先生的秘书同归于尽。“鼠”所要引爆的挂钟其实正是工业社会机械的代表。因此“鼠”的选择不仅在于个体毁灭，同时也含有埋葬代表工业文明的现代性的含义。战后饱受民主与美国文化洗礼的一代作出这样一种选择似乎显得非常矛盾。实际上在现代性那种“美丽得令人眩晕，邪恶得令人战栗”的强大面前，“鼠”的选择正是自我个体的伸张。正如他自己讲到的那样:

我喜欢我的懦弱，痛苦和难堪也喜欢。喜欢夏天的光照、风的气息、蝉的鸣叫，喜欢这些，喜欢得不得了。还有和你喝的啤酒……⁽⁴¹⁾

“鼠”喜欢的一切都来源于个体原初的生命冲动。代表个体原初梦想的“鼠”选择了自我毁灭，泛泛论王国中的国王——“我”留了下来。小说通过这样一种处理表现了现代向后现代的过渡，也预示着战后出生的一代在矛盾冲突时所表现出的无奈选择。

《寻羊冒险记》一方面通过养羊业的变迁书写日本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又通过刻画不同的“羊男”形象展现现代性与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应该说《寻羊冒险记》的确是一个冒险。不过，这是一个“围绕现代化进程的冒险”。它以一种独特的叙事方式书写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探讨了现代性与个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一部特殊的“现代化进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