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营爵士乐酒吧的青年
1968年,19岁的村上春树进入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戏剧专业。同时也离开生活了18年的关西地区,开始在东京生活。村上开始在东京独自生活时曾入住位于目白的私立宿舍“和敬塾”。这一段经历后来成为村上春树最畅销的小说——《挪威的森林》的素材。小说中以“和敬塾”为原型的学生宿舍描写,典型地反映出村上式幽默。
寄宿院内的一天是从庄严的升旗仪式开始的,当然也播放国歌。如同体育节目离不开进行曲一样,升国旗也少不得放国歌。升旗台位于院子正中,从任何一栋寄宿楼的窗口都可看见。
(中略)
《君之代》
旗一蹿一蹿地向上爬去。
“砂砾成岩兮”——唱到这里时,旗升到旗杆中间,“遍覆青苔”——音刚落,国旗便爬到顶尖。两人随即挺胸凸肚,取立正姿势,目光直视国旗。倘若晴空万里,又赶上阵风吹来,那光景便甚是了得。(19)
和敬塾的庭院里的确有升国旗的旗杆,但并没有小说中所描写的什么升旗仪式。不过,村上入住的这个私人宿舍的确与小说中所描写的一样为右翼所经营,“寮长是毕业于陆军中野学校的汉子”(20)。
村上进入大学的1968年不仅在日本历史上,在世界史上也是极不寻常的一年。由新左翼诸党派和无党派学生组成的“全日本学生共同斗争会议”策划并展开的学生运动在这一年激化,几乎所有大学都卷入了这场被称为“全共斗”的学生运动。1969年1月东京大学的学生更是因为与守卫在安田讲堂的警察机动队发生攻防战而名声大噪。这一时期的大学生几乎都参与了学生运动。村上在随笔《搬家杂记》中这样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时值一九六八年,正是闹学潮的时期,我也正血气方刚,很多事都让我愤愤不平,有时因担心右翼学生偷袭,睡觉时枕下还放了把菜刀。(21)
其实从全球来看,1960年代末不仅是在日本,很多国家都爆发了学生运动。例如法国的五月运动和芝加哥的街垒战士。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在《有托之乡》中,从世界体系的角度出发,认为1968年发生在世界范围的学生运动是对旧世界体制的愤怒,但随即被旧的世界体系的支持者压制下去。(22)这种看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在日本,“全共斗”实际上是日本战后体制崩溃的体现。它代表了一种价值观和一个时代的终结。这场运动后,日本从工业社会逐渐向后工业社会发展。产生于后工业文明的后现代文化也悄然成为一种新的价值观和思考范式。战后大量出生的一代恐怕正是看到经济高速发展后个体必然为整个后工业文明所异化,宏大叙事即将化为后现代语境中的多元化价值观,才进行了最后一次抗争。而事实也的确证明,在1960年末1970年代初的学生运动后,日本的“政治季节”几乎结束。1972年发生的连合赤军浅见山庄事件(23)则更加速了日本向着后现代语境转换的步伐。1979年村上春树的处女作《且听风吟》发表后,曾被认为是一部“青春小说”。但村上自己却并不以为然。他讲:“最初的小说并没有刻意去描写青春,(中略) 70年代的十年间是60年代的‘残物整理’。写点这个‘残物整理’比起直接写60年代对我个人来说有更正确的意义。”(24)“全共斗”的经历不仅仅是村上文学的素材,对这段经历的反思更成为村上春树创作的一个光源。而笔者认为,这也成为理解村上文学后现代本质特征的一把钥匙。
青年春树与同龄人一起参加了“全共斗”学生运动,但其个人经历却与大多数“团块世代”的人颇为不同。村上进入早稻田大学是在1968年,毕业则是7年以后(25),比同龄人整整晚了三年。对此,村上自己说“当时天天去电影院”(26),因为学校闹学潮停课,“于是绕着宿舍、打工地点、电影院这个三角团团转”(27)。其实大学时代的春树虽不用功,但的确曾想写点什么。1969年4月他在早稻田大学的校刊上发表影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没有交流——68年电影观感》。虽然高中时代村上曾编过学校的报纸(28),但这恐怕应该是他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村上说自己进入早大的戏剧专业是想写电影脚本。“脚本写不成写小说也未尝不可”,“但中途觉得电影不适合自己,遂放弃了写脚本的念头”(29)。尽管如此,大学时代的春树还是每天跑到早大的戏剧博物馆,闷头看古今东西的脚本。成为作家后,村上春树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曾感叹那种阅读让他获益匪浅。(30)(www.xing528.com)
可以说写文章曾是青年春树的一个梦想。然而,从大学毕业到29岁开始写小说,村上几乎没写过什么文章。村上春树在22岁的时候以学生的身份与同龄的大学同学高桥阳子结婚。1974年,两人用打工的积蓄和借来的钱在国分寺开了一家名为“彼得猫”的爵士乐酒吧。与大多数大学毕业后进入大型企业的“团块世代”不同,村上夫妇的选择毋宁说颇有反时代精神,在当时显得非常异类。关于这段经历,随笔《国分寺》中是这样记载的:
一开始我觉得找工作也未尝不可,转了几家有关系的电视台,但工作内容委实无聊之极,遂作罢。干那个还不如自己一个人开一家小店正正经经做事——亲手选材料、亲手做东西、亲手端给客人。不过说到底,我所能做的无非开一家爵士乐酒吧。我就是喜欢爵士乐,想干多少跟爵士乐有关的工作。(31)
村上喜爱音乐,尤其喜欢爵士乐。2001年他与和田诚(1936—)出版了随笔集《爵士乐群英谱》,对爵士乐手做了非常精道的点评。只要稍一留意就会发现,在村上春树的文学世界里音乐是无处不在的。在《挪威的森林》中,不但标题就取自甲壳虫乐队的歌曲,小说最后更有为直子举行的独特的音乐葬礼。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少年丹尼》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则起到了连接两个不同世界,找回少女失落之心的神奇作用。而在《海边的卡夫卡》中,卡车司机手星野由一个与音乐无缘的青年变成了《大公三重奏》的忠实听众不说,更在小说中着实对音乐的奇妙作用感叹了一番。这一段感慨如果与村上本人的经历两相对照,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村上文学中会出现如此数量众多的音乐描写。
大约二十几年前,我去涩谷NHK音乐厅听了一次钢琴手斯维亚托斯拉夫·李赫特的演奏会。是我当小说家之前的事。那天我也好我家太太也好都累得浑身瘫软,根本不是想听音乐的状态,精神上也一蹶不振。(中略)
开头是法国号沉静的序曲,继而钢琴加入。倾听之间,不知何故,觉得全身的疲劳不翼而飞,清楚地意识到“此刻自己正接受治疗”。(中略)
演奏完毕,我几乎开不得口。何等神奇的体验啊!
(中略)走出音乐厅时,春夜温情脉脉,世界和人生重新在我们面前绽开笑脸。(32)
对村上来讲,音乐不单是消遣或经营酒吧的一个背景,更是可以起到“治疗作用”的神奇之物。在那种并非借助语言而存在的表现里,村上感受到的恐怕应该是一种类似于古希腊悲剧的净化作用。尽管村上春树后来成为使用文字进行创作的作家,但如何在文字中体现语言表达之外的某种体验,成为村上文学有别于传统文学的一个特点。也正是这种对语言之外体验的再现欲望,使村上春树在叙事方面进行了变革。
此外,音乐之于作家春树还有另一层更为特殊的含义。村上认为任何一种语言表达或文体都必须富有节奏感,文章的整体则要有一个类似于音乐的流势。如果少了这种流势便不能称之为好文章。应该说正是在这种原则下,村上文学在语言和文体方面独树一帜,与传统的日本文学表达有了很大的区别。
青年春树在几乎整个20几岁的时间里一直埋头于工作。“彼得猫”爵士乐酒吧后来从国分寺迁至涩谷的千驮谷。而就在千驮谷附近的明治神宫棒球场,28岁的春树萌生了创作小说的念头,于是作家村上春树开始出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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