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关西少年和中国之潜在

一、爱读书的关西少年

村上春树生于1949年1月12日，属于日本战后大量出生的一代。这一代人在日本被称为“团块世代”。“团块”在日语中原本是很多东西聚集在一起之意，“世代”则是一代人的日语说法。1947年至1949年日本出现婴儿潮。由于这一时期出生的人口在日本当今社会中所占比例最大，故而出现了“团块世代”的称谓。有趣的是村上春树小说的主人公也多与村上一样属于战后大量出生的一代。例如《且听风吟》中的主人公“我”生于1948年12月24日，另一重要人物“鼠”则出生于1948年9月。《挪威的森林》中的“我”生于1949年11月，直子的生日则在1949年的4月。《海边的卡夫卡》中，虽然主人公成了一个15岁的少年，但他的父亲田村浩一则有“五十?岁”⁽¹⁾，推算起来在年龄上也是与村上春树大体相仿的。尽管村上曾表示自己不喜欢以实际生活经历作为创作的素材，但在村上文学中，很多人物的身上都可以看到村上本人的影子。日本学者小森阳一在《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一书中认为:《海边的卡夫卡》中村上春树对田村浩一的文本处理代表了作者对战后大量出生这代人的自我攻击意识。在小森看来，属于战后大量出生的一代人主导了战后的民主运动，他们“本应该朝着否定父辈的象征性弑父方向发展，在这里却发生了一个颠倒现象”⁽²⁾。日本学者所提出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它不但涉及了文本解读、还牵扯到日本这一特定语境中文学与文化、文学与历史之间复杂而紧张的关系。不过，就村上春树作品中很多人物的年龄设定来讲，村上的确有意无意地将他们这一代人所应承载的精神责任在小说中体现了出来。正如小森所分析的那样:战后大量出生的这一代人中，精英阶层在大学时代参加了被称为“全共斗”的学生运动。而当所谓“政治季节”终结后，他们又纷纷进入日本大型企业，成为推动日本经济增长，促使社会由现代向后现代转型的核心力量。尽管在个人经历上村上春树与大多数同龄人不同，但作为这代人中的一员，他的很多问题意识是可以溯源至日本后现代语境形成以及成熟期的。

村上春树生于日本的古都京都，出生后不久全家便搬到了兵库县西宫市夙川。在日本，京都、大阪、神户等地区被称为关西地区。村上生于关西，少年时代也在这里度过，因此他称自己是“100%的关西种”⁽³⁾。对于什么是关西种，村上自己解释说:“生活中理所当然讲关西话。所受教育相当地方主义色彩:视关西以外的方言为异端，讲标准语的人没有正经东西。棒球手则村山，食则清淡，大学则京大，鳗鱼则真蒸，余皆等而下之。”⁽⁴⁾不过，村上自己也坦言，因为考上早稻田大学来到东京，“只一星期就几乎完完全全变成了标准语即东京话”⁽⁵⁾。尽管如此，村上似乎对关西还是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处女作《且听风吟》的舞台就是他曾经生活过的芦屋地区，《挪威的森林》中“我”第一次到绿子⁽⁶⁾家，吃的也是地道的关西料理。

对村上来说关西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那就是中国。中国以及中国人形象很早进入到少年春树的脑海，成为他日后创作时一个十分重要的意象。在接受台湾记者洪金珠的采访时，村上讲:“我是神户人，那里有不少中国人，我的同班同学中有中国人，我生活的周围一直有中国人，‘中国情结’对我而言是很自然的。”⁽⁷⁾可以说这种“中国情结”表现在村上文学的各个角落。如《且听风吟》中，主人公“我”共有三个叔叔，其中一个就是死于上海的战场。“我”和“鼠”经常去的杰氏酒吧，经营者也是一位中国人。在《去中国的小船》(1980)这一短篇小说里，不但作品的标题就出现了“中国”这个特定的文化符号，而且内容也是描写主人公所邂逅的几个中国人，以及与他们发生的故事。在《寻羊冒险记》、《奇鸟行状录》、《海边的卡夫卡》、《天黑以后》(2004)这几部长篇小说中，与中国相关的历史记忆以及现实情景更是成为解读文本的关键。应该说在村上文学中“中国”是一个潜在的他者，而如此高频率地出现与中国相关的内容与少年春树成长的环境不无关联。

村上春树6岁进入西宫市立香栌园小学就读，初中在芦屋市立精道初中，15岁进入兵库县神户高级中学。少年时代的春树与大多数日本的同龄人没什么两样。在他母校的校史资料室里能够看到这一时期他的照片。照片上的村上光着头、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⁸⁾，让人不禁联想到现在日本高中生的形象。然而村上春树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书虫”。在他和读者交流的网站上，曾有一位13岁的少年说自己看完了村上的《奇鸟形状录》。村上在表示敬佩的同时也提到自己在13岁的时候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卡夫卡(1883—1924)等。⁽⁹⁾实际上村上春树的父母不但允许他从书店赊账购买自己喜欢的图书(除漫画书)，而且还订了《世界文学》和《世界历史》两套丛书。这一切都使村上春树早早地成了一名可以自由徜徉于书海的少年。

谈起自己的父母，村上在随笔《村上朝日堂的卷土重来》(1986)中写到:“父亲是京都一和尚之子，母亲是船厂商家之女”⁽¹⁰⁾。村上的父亲村上千秋是高中的国语教师⁽¹¹⁾，母亲美幸也曾经教过国语。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或多或少应该对少年春树产生某种日本文学的影响，但村上曾不止一次地表示他从不看日本的小说，在整个成长过程中，更是“从来不曾被日本小说深刻感动过”⁽¹²⁾。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村上文学中几乎看不到有关父母、家庭的描写。虽然有日本研究者认为《海边的卡夫卡》中，从大阪来的那对“短歌⁽¹³⁾夫妇”身上有村上父母的影子⁽¹⁴⁾，但这终究只是一种猜谜式的联想。事实上，在村上文学中，父母、特别是父亲的形象几乎是不存在的。作为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影子也显得十分淡薄。主人公多为单身，即使结婚也多像《寻羊冒险记》或《奇鸟行状录》中的主人公一样，妻子离家而去。这种情况某种程度上与日本当今社会的现状有关，而更主要的原因恐怕在于村上春树个人的一些禁忌。在接受川本三郎的采访时，村上曾表示:自己有些东西可以写，有些东西却不能写。创作的过程是一个“可以写的范围慢慢扩大的过程”⁽¹⁵⁾。由此看来，父母、家庭对村上来说很可能是一个不愿触摸的领域。在《海边的卡夫卡》之前的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里，夫妻关系第一次以较为直接的方式出现。如果确如前面日本研究者所推测的那样，“短歌夫妇”的背后隐含了村上父母的形象的话，那么在“出道”将近30年后，村上春树终于向自己最后的禁区迈出了一步。(www.xing528.com)

但无论这种创作上的禁忌是否曾经存在以及是否被打破，村上春树的父母还是使少年春树很早就进入到了文学世界中。只是他没有如父母所期待的那样对日本古典文学产生兴趣。村上的兴趣在前面提到的由河出书房出版的《世界文学》丛书，喜欢外国作家如司汤达(1783—1842)、托尔斯泰(1828—1910)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高中后，村上的阅读范围扩展到美国小说。村上曾讲:对他影响最大的三位作家是菲茨杰拉德、雷蒙德·钱德勒(1888—1959)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没有受过什么“文学修炼”，写文章的方法得益于前面提到的几位作家。⁽¹⁶⁾其实，村上春树并非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完全不看日本作品。他曾说自己喜欢古典文学中的《平家物语》(1309之前)、《方丈记》(1212)和《徒然草》(1330—1331)。⁽¹⁷⁾同时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也常常可以感觉到他是有意以日本文学巨匠夏目漱石(1867—1916)作为自己的参照。

除小说外，历史也是少年春树的兴趣所在。他在随笔集《终究悲哀的外国语》(1994)中这样写到:

社会课程方面世界史最拿手。这是因为，从上初中时我就反复看——真可谓十遍二十遍——中央公论社出版的全套《世界的历史》。记得上面有句广告词说“比小说还有趣”，这并非言过其实，实际上读起来也引人入胜。读的过程中自然而然记住了世界史的主要事项，无需过多用功。历史这东西，只要头脑有其前后左右的粗线条关系图，就能猜出十之八九。⁽¹⁸⁾

对历史的兴趣无疑反映在村上春树日后的创作中。不但某些重要作品中出现不同程度的历史指涉，而且村上本人也表现出强烈的书写历史的欲望。不过，与其他后现代作家在创作中出现的历史指涉不同，在村上春树的小说中，历史本身并不是目的。让历史成为桥梁和隐喻，勾连起历史与现实、历史与未来的关系才是村上文学的着眼点。应该说村上春树文学中之所以出现与历史相关的描写，与少年时代他对历史的强烈兴趣是成正比的。

作为战后大量出生的一代，少年时期的春树就这样徜徉在自己的阅读世界里。1967年，18岁的村上春树高考落榜，在复读一年之后考进了位于东京的早稻田大学。由此，也开始了他在东京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