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一个人的江湖，“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洋人似乎也一样，诺贝尔文学奖通常只给一个人，而物理奖、经济奖什么的，经常是两三个人分享。法律则不同，法律不是一个人的世界。不用课堂教学，也可以产生作家，而且可以产生很好的作家，但很少听说法律有自学成才的。法律需要讨论，需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法律重严谨，文学重奔放。如此看来，法律和文学似乎相隔很远。其实不然，文学与法律其实是相通的。而且我顽固地认为，先文学，后法律。
一、文学是统帅，是灵魂
法律是群体与群体、群体与个人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妥协。而在文学作品中，个人的自由可以发挥到极致——至少在精神上是这样。现实中我们是不自由的，受到诸多限制，但我们内心渴望自由，我们的心灵也可以得到自由。人有心灵的自由，这是人类与动物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英国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是这样表述的：“即便身上披枷戴锁，灵魂有时也能傲然微笑”。（注意，这是灵魂的傲然微笑，而不是没事偷着乐的麻木）。正是因为有这种个人自由的发扬光大，才能有真正意义上妥协。如果个人或个体都没有真正的独立或自由，甚至连精神上的独立和自由都没有，妥协又从何谈起？而不是通过妥协产生的法律，适用时必会遇到很大麻烦，因为人们不会从内心对这些法律有敬畏之心，只能靠压服才能使人们屈从。
文学作品是有灵魂的，而法律条文本身并没有灵魂，需要法官赋予其灵魂。我以为有了文学家，才会有法学家，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善法。我坚信，先有“相逢何必曾相识”，才会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美国联邦法官勒尼德·汉德说过：“自由置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间；如果我们心中的自由已死，那么世上任何宪法，任何法律，任何法院，都无济于事。如果我们心中有自由，即便没有宪法、即便没有法律、即便没有法院，那又何妨？”
文学家和法官对人都充满关心。对于弱势群体和处于弱势状态的人，作家和法官有发自内心的关怀。比如，张爱玲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于孩子来说，父母是上帝。可父母不是上帝。”如果我们对这句话有感同身受的理解，我们对现行中、小学教育都会有深刻的理解，就不太可能残害自己的孩子。我们就不会因为自己的短视或一己私利，去教授孩子那么多无用的东西。如果法官对这句话有感同身受的理解，在家庭法诉讼的审判中会是另一种取向。
在法律、法制建设中，文学作品还有其特殊的作用。比如《秋菊打官司》，这部被拍成电影的小说是被作为案例来解析的。在美国，小说就是小说，如何能够作为既定事实来演绎法律？美国学者讨论法律，事实大多是引用法院的判例，尤其是引用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
一审中当事方主要打得是事实。诉讼也涉及法律的阐述，但法律学术讨论则主要是研究法律，事实已经由法院做了认定，对事实部分有了共识，大家可以放下心来讨论判例。很遗憾，中国没有如此深入人心的判例，所以只好借助广为流传的文学故事来演绎法律。
在中国现阶段，以文学故事来演绎法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避免真人真事所可能引发的争议或诉讼。在现阶段中国，是非观念、真伪观念极为模糊。法院在判案方面缺乏应有的道德权威，有时甚至无法起到公正解决一般民事纠纷的职能。当然这并不妨碍坏人做坏事，坏人反正是要做坏事，宁当凶手，不当苦主，即便是败诉，也并不冤枉。既然没有公道，那只能是谁无耻谁占先。既然如此，大多数人只好明哲保身，避免任何诉讼的可能。法学家也是如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借助文学故事来讲法律，以免有人为了所谓名誉权而乱告。
二、心随长风去，吹散万里云
文章中插入名人名言，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为了增加说服力，我们也借助大师的话语——拉大旗做虎皮是普遍现象。英、美人可以引用他们自己的作家、哲学家、法学家或法官（美国的许多联邦法官本身就是法学家）。我们没有伟大的法官——至少是近代没有。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多用唐诗宋词。唐诗宋词不一定充满理性，但确实充满灵性，充满了人的灵性。中国有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不引用先人的话，不用古人词句，我们的话语经常略显苍白。
“心随长风去，吹散万里云”（李白，《赠何七判官昌浩》）。我以为唐诗就是这种精神，这也是我们个人衷心向往的自由王国。唐诗中还有关心弱势群体的，如“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李白，《封丘作》）。唐朝是我们民族的辉煌时代。现实越是令人失望，就越是让人怀念我们古代的灿烂文明。
宋为元所灭，国破家亡，生离死别，凄凉万事。一吐胸中积郁，没有比宋词更善于表达了。比如，“少年听雨歌楼上。壮年听雨客舟中”（蒋捷，《虞美人》）。万千感慨，尽在其中。宋词也有豪放、义气的一面：“拼一醉，留君住。歌一曲，送君路”（吴潜，《满江红》）。我们今天也有饭局，也喜欢劝酒，但比宋人的劝酒令如何？宋词表现力强，至少是比黄段子强。
引用孔子或老子如何？我以为不好。《论语》太压抑，大多是清规戒律。孔孟之道下，妇女和儿童受害最深。孔孟之道要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还赤裸裸地叫嚣“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鲁迅批孔更是一针见血，说是“孔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为权势者设想的法律，为了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老子呢？老子太玄，我们自己都读不太懂，如何引用？而诗歌则是人民大众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两句有谁看不懂？你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可能过于抽象，但白居易的两句诗，我们大多是心领神会。
许多朋友连中文都写不好，甚至是连中文都说不好，却自认为是爱国的，是传统的，而且他们要求别人爱国，要求别人传统，口口声声地说什么要发扬光大民族特色。我以为，果真要谈中国特色，唐诗宋词是中国特色。
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我顽固地认为，只有伟大的国家，才会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看看唐诗宋词，就能感受到当时中国的伟大文明。美国是法律大国，但美国也是一个文学大国，甚至可以说首先是一个文学大国。美国开国之初，就有拉尔夫·爱默森和亨利、戴维·索罗等人，他们的出现远在律师群体横行美国之前。美国有大批文学家，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有十来位。从布鲁德斯基（1936年）开始，然后是珀尔·巴克（1938年）、威廉·福克纳（1949年）、海明威（1954年）、斯坦贝克（1962年）、索·贝娄（1976年）、辛格、柴莎·米尔罗茨（1980年），直到托妮·莫尼森（1993年）。除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外，美国还有其他许多杰出的文学家，像《麦田的守望者》的作者塞林格和《推销员之死》的作家阿瑟·米勒。(www.xing528.com)
近几十年来，美国大片比较猖獗，大有盖过文学作品的势头。但若是仔细看一看，就会发现，许多好的美国大片，都是借尸还魂，是文学作品借助电影获得更广泛的传播。《阿甘正传》、《飞跃疯人院》、《难以忍受生命之轻》、《飘》、《日瓦格医生》是这样，就连《爱情故事》和《廊桥遗梦》这样的轻喜剧，也是小说的翻版。
中国现代文学比较弱，要害是缺少幽默。诗歌不需要幽默，但小说、戏剧或随笔需要幽默。而小说是现代文学的主要形式。中国文学最大的败笔，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最大的败笔，就是缺少幽默。幽默的实质是自嘲，承认自己不是绝对正确的，承认并尊重自己的对立面。幽默在英、美法律中也有对应，其典型代表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书中的不同意见。
中国的作家大多不敢面对现实，而且有此传统。张爱玲是很多人比较喜欢的作家。但处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张爱玲基本不谈民族的苦难。何止是张爱玲，钱钟书也一样。《围城》是被公认的优秀作品。但就是这部好作品，也不敢正面写抗战，对南京大屠杀只字未提，尽管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同一时间段。更要命的是，尽管文学作品没有面对现实的勇气，但文学作品中杀人的勇气委实不小。《水浒》中的好汉大多杀人如麻，杀贪官奸臣，更杀无辜的平民百姓。贪官污吏陷害忠良，忠良则滥杀无辜。《水浒》中的第一好汉武松杀贪官是个英雄，但杀得兴起时丫鬟也杀，养马的长工也杀。贫苦出身的李逵更是以杀人为乐。最令人不安的是，《水浒》中杀人杀的轻巧，全不把杀人当一回事。岂止是《水浒》，中国武侠小说也是这样，杀人轻松愉快。当然，武侠小说是否可以归作文学作品一类，确实还是一个问题。
轻松杀人，好莱坞大片也有这个问题。好莱坞大片中杀起人来也是轻松潇洒，其典型代表是施瓦辛格的动作片。而我们大多看得兴高采烈（这样看来，不仅帝王喜欢杀人，百姓也喜欢杀人，至少是喜欢看人杀人）。但除了大片之外，美国还有比较严肃的作品，而且好莱坞大片中也有比较严肃的作品。
“南去北来如梦梦，生离死别太频频。”中国人和犹太人都有苦难的历史。但犹太人敢于面对现实，至少是敢于面对历史。犹太人有伟大的文学家，美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就有两位犹太人：索·贝娄和辛格。犹太人有伟大的文学家，更有伟大的法学家，如美国大法官卡多索和布兰代斯。美国法学院的教授中犹太人占了很大比例。从美国犹太人的成就看，文学与法律或许有必然的联系。
我们这个民族也是苦难深重，但为什么常有小人得志，残害忠良？这点法律规定本身无法解释。我们的法律条文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了，至少是最好的之一。所以我不懂，为什么遇到各种问题，还有那么多的人吵着要立法。立法难以解释我们的问题，判决书难以解释我们的问题，法律学术文章也难以解释我们的问题。但文学可以解释。我觉得，北岛的两句诗便全说清楚了：“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这就是我们民族的真实写照。
中国的文学大家太少。中国的作家也不敢面对现实，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都是苦难深重的民族，历史上都曾惨遭杀害。但犹太人主要是被异族杀害，而中国人则主要是自己杀害自己。这就是沉重的悲情，大概也是我们不敢面对现实、不敢面对自己的主要原因。
四、是生，还是死？
选择永远是痛苦的，经常是两难的局面。文学作品充满选择的痛苦：是背叛主义还是出卖亲友？伟大的作品来自冲突，冲突来自矛盾，而选择又是典型的矛盾。法律也是充满选择。律师可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但法官不行。法官必须平衡各种利益，在价值方面有所取舍，而且经常是在道德方面有所取舍。从理论上说，检察官也有很多的选择：起诉或不起诉有时是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但检察官的独立性远小于法官，因此其所需要做的选择也少得多，痛苦也要小得多。
选择或取舍是人面临的永恒挑战。比如堕胎，在美国就是很难选择的问题，美国人民也因此而分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堕胎派一口咬定：堕胎是妇女的权利，而反对派则认为婴儿的生命权重于孕妇的权利。对此，我们不仅要求法官做出困难的选择，而且还要求他们给出令人信服理由。
还有，选择和关于选择的思考，可以把我们推到极痛苦的地步。比如，我们这个民族有两恨：一恨汉奸，二恨叛徒。但历史上我们的汉奸又何其多。说起来大家都发誓要保全民族气节。可中国过去为什么盛产汉奸？这个问题没有人回答。既然大家都恨汉奸，怎么还会有人当汉奸？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当汉奸？今天大家都发誓宁愿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现在跪着的朋友也发誓，只要异族敌人一来，他们就会站起来，昂首挺胸地站起来。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心话，但我还是怀疑他们真的会站起来。果真如此，岂不是盼着异族敌人来吗？因为假如异族敌人一到，他们就会勇敢地站起来反抗，再也不用跪着了。这里似乎有些问题，文学家可以对这种人性进行深刻的探讨。
现实中还有很多人被打成叛徒——后来又被证明不是叛徒，而把人打成叛徒的人自己又成了叛徒。如果我们自己落入敌人的魔爪，受到严刑拷打，我们会不会供出同志？供出同志是不是就等于出卖同志？这样一来，就出现了难题：我们是应当痛恨叛徒呢，还是应当反省我们自己？是两者都不痛恨，或者两者都宽恕，还是只宽恕其中的一种？如果仅宽恕两者之一，理由是什么？再进一步问，今天我们没有落入敌人魔爪，没有受到敌人的严刑拷打，我们不也是照样出卖自己的同志和弟兄吗？从来没有出卖过？我不信。历次运动中我们没有揭发过别人？我们有没有背后说过别人的坏话？我们有没有“不经意”地谈到别人的“缺点”？我们有没有给人使绊下套？我们有没有暗算过别人？暗算与出卖难道不是一回事吗？我觉得，这里的道德定式难以成立，是文学作品可以大写特写的地方。
法律上也有这种易位、换位的思考。比如“冷战”期间，东德士兵开枪射杀逃离东德的平民。两德统一之后，就遇到了是否追究开枪士兵刑事责任的难题。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要求普通人（普通士兵应当属于普通人的范畴）为了良知或道德而承担牺牲？但反过来说，我们能以服从命令而逃脱罪责吗？如果普通士兵可以免责，那么军官呢？下级军官与高级军官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区别？
法学家和文学家都在挣扎，在痛苦的思索中挣扎。写作的人大多有穷途末路的感觉，是“破船载酒泛中流”。法国人有个说法，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焦虑和担忧。一个人得意了最好不要写文章，写也写不好。我有时很纳闷，有的朋友已经爱情事业双丰收了，却仍然酷爱写文章。我实在不明白是为什么。当然，得意或不得意，并没有科学的衡量标准。比如白居易，官已经做到正局级以上了，但还是不得意，听“三陪”弹琵琶居然听的“江州司马青衫湿”。同样，法官也不应该是洋洋得意的。英文“Judge”就没有“官”的意思。法官应该多的是焦虑和担忧。
五、在没有文学家的世界里，法学家是孤独的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而文学则向传统的道德定式挑战。文学家是开路先锋，法学家不敢说的话文学家敢说，法学家不敢想的事文学家敢想；如果没有文学家的呐喊和彷徨，法学家思索和讨论的范围就会小得多。至少可以这样说，在没有文学家的世界里，法学家会是很孤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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