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融会与对外交流：中国传统文化简介

第七节　中华文化的自身融会与对外交流

一、满汉文化的交流

在与满族的文化交流中，汉族占据着主导地位，满族文化在吸收汉族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发展了本族文化，当然这种交流是双向的，汉族文化也从满族文化中吸取了营养，丰富了自己。

在清入关前努尔哈赤的时代，汉字就在女真人中广泛流传，随着与汉族交往的增多，后金统治者注意到精通汉文的重要性。努尔哈赤聘请大量的汉族知识分子讲授汉文。当时满族学者的翻译水平高超，汉族许多经典书籍都被翻译成满文，如《武经》、《三国演义》、《资治通鉴》、《性理经义》、《古文渊鉴》等等，达海曾经受命翻译过《明会典》、《素书》、《三略》等书籍，有户部郎中曹和素翻译过的《西厢记》、《金瓶梅》诸书，当时无论是翻译机构还是翻译人员都盛极一时。文化典籍的大量翻译，带去了汉文化的精髓，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满族人的文化心理。努尔哈赤曾经就被《论语》中的人伦、孝悌理论所吸引并用以教导大臣。汉族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更是在满人中广为传播，深入人心，关羽这位忠烈骁勇的英雄也成了满族人崇拜的神人，统治者为其修建了许多祀庙，并追加封号为“忠谊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

清朝建立以后，大量的满族人离开东北的白山黑水，移居到中原和汉族人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杂居，满族统治者也迁移了大量的汉族人口到边疆，因此，满汉两族人民有了更为频繁和亲密的接触，为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创造了条件。为消除汉族人民的反抗情绪，巩固自己的统治，清代的皇帝从未放松对汉文化的学习。顺治和康熙就是这方面的典型，顺治帝曾苦读汉文书籍长达九年之久，涉猎广泛，深得儒家文化的奥妙；康熙对汉文化的学习也很认真，他采用前朝的做法，请经学家讲解四书五经，对儒家思想也深有体会，他还十分推崇程朱理学，汉族的封建思想已经为满族统治者所精熟和运用。他们还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教育措施，将汉族文化推广到满族生活的各个领域，让满族贵族们系统地学习汉族文化。另外大量的汉族儒生士大夫入仕清廷，也是满汉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途径。这些汉族官僚和士大夫对汉族传统文化的各方面都有非常深的研究，因此，当他们参与到清朝的管理体制中，为清王朝出谋划策时，汉文化会很自然地融入到满族文化系统内。

除此之外，汉文化对满文化的影响还体现在宗教、艺术、风俗等各方面。满族原有的婚姻制度还保留了一些氏族社会的习俗，族内婚很普遍，随着汉文化中伦理观念的深入，清统治者开始约束这种现象的发生，“礼义之国，同族从不婚娶，若娶族中妇女，与禽兽何异？”并明令禁止，渐渐地族内婚现象基本消失。清军入关后对妇女的节操问题也日渐重视，各地都开始旌表节孝，广立贞节坊，摆放节妇、烈妇、贞女的牌位。甚至连汉族女子裹足的陋俗也为满州女子所效仿。在混居的生活中，满族人的生活习俗和汉族人越来越接近。

在汉文化深刻影响满族文化的同时，满族文化也影响着汉族文化，这种交流是双向的。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语言、服饰方面。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的普通话，吸收了许多满族语的词汇，例如“妞儿”、“爸爸”、“萨其马”等。清代汉人服饰的最后定型既保留了汉族宽衣大袖的传统样式，也吸收了满族服装的特色。满族妇女的旗袍，因能充分展现女性的体态风韵而在汉族妇女中广为流传。清中叶，满族妇女的发饰也为汉族妇女所模仿，有诗云：“凤髻盘出两道齐，珠光钗影护蝤蛴。城中何止高于尺，叉子平分燕尾低。”（《清宫词》）

二、藏传佛教——喇嘛教的流播

所谓藏传佛教指主要在藏族地区形成、发展的西藏语系佛教，俗称喇嘛教，是明清时期佛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喇嘛教教派众多，主要有红教（宁玛派）、花教（萨迦派）、白教（葛举派）、黄教（格鲁派）。其中以黄教势力最为强大，处于统治地位，创始人为宗客巴，因教中喇嘛都穿戴黄衣、黄帽，故称黄教。万历六年（1578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在青海湖畔的仰华寺会见了当时黄教寺庙集团首领锁南嘉错，并赠予他“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意即无所不知、坚强如大海般的高僧。锁南嘉错即为第三世达赖喇嘛。

清统一中原以后，对喇嘛教也大力提倡。太宗崇德年间，达赖五世和班禅四世遣使向清廷进贡，皇太极以隆重的礼节款待了使者，向他们回赠了金碗、银盆等。顺治九年（1652年），达赖五世进京觐见顺治皇帝，顺治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大礼，盛情接待，并册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赐印信。康熙年间，又册封黄教的另一活佛转世系统首领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意为智勇双全的珍宝般的学者。由此，达赖和班禅成为黄教正式的两大系统，代代相传，同为黄教教主。雍正年间，雍正继承其祖、父的政策，继续尊奉喇嘛教，把自己以前的王府更名为“雍和宫”，视其为京城内喇嘛教的中心寺院。并册封蒙古大喇嘛哲布尊丹巴为“启法哲布尊丹巴喇嘛”，赐予金印和敕书。乾隆帝也非常重视喇嘛教，在平定西藏农奴主叛乱后，设置了“金奔巴”，用金瓶掣签的方式选出正式的灵童来继承达赖或班禅，杜绝了弄虚作假和宗派斗争。

清政府不仅在政治上给予喇嘛教以大力扶持，对他们的宗教活动也持鼎力相助的态度。每逢“腊八”日，皇帝御宫内中正殿的佛堂前会临时搭建黄毡圆帐房，由御前大臣侍奉，众多喇嘛在帐外念经，有时还请达赖喇嘛和蒙古活佛为皇帝拂拭衣冠，以示拔除不祥。统治者还在各地大兴土木，耗资巨万来修建喇嘛庙，著名的有北京的西黄寺、雍和宫，承德的外八庙，多伦的汇宗寺、善因寺，外蒙古的庆宁寺，五台山的咸通寺等等。在朝廷的支持下，喇嘛教在清代流传广远，喇嘛教徒急剧增长，寺庙权威迅速扩大，全国形成了四大喇嘛教首领，即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章嘉活佛，分别主持前藏、后藏、漠北和漠南的宗教事务。

乾隆初年，黄教下辖寺院总数达3500余所，僧人306200余人。这些寺院集以往各教派组织制度之大成，形成了十分完备、典型的藏传佛教的僧侣组织制度，具有代表性的有拉萨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在这三大寺中，每寺都下设教授一人，负责全寺的诵经、受戒、讲学和考试等事务，他们由达赖喇嘛考选任命，任期七年；襄佐四人，管理经济事务，任期也是七年；正副监寺二人，负责寺院的秩序、诉讼及僧侣纪律等事务，任期一年。如有人想入教，先得拜师，穿上喇嘛服装，学习藏文学和佛经，经考试合格后，才能获得“喇嘛”或“格西”的称号。在戒律修行方面，藏传佛教的红、白、花教派都不实行禁欲主义，僧徒可以娶妻生子，但黄教的规定有自己的特点，即教徒不允许娶妻生子，传宗接代，也不准从事生产劳动。

喇嘛教的流传就像一条精神纽带，将满、蒙、藏、汉联系在一起。(www.xing528.com)

三、郑和下西洋

明初封建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明朝对外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更优越的条件。

明成祖即位之后，为了扩大明王朝的对外影响，派宦官郑和出使西洋。郑和原姓马，小名三宝，回族人，祖居云南，明太祖统一云南后，郑和被阉入宫。靖难之役中，从燕王起兵有功，成祖赐姓郑，并提拔他为内官监太监。从永乐三年（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创造了中国航海史上的空前伟绩。郑和率领规模浩大的船队，乘坐着中国制造的船只，往来于东起琉球、菲律宾和马鲁古海，西至非洲东海岸的广大地区，对占城（越南）、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满刺加（马六甲）、彭亨（马来西亚）、榜葛刺（孟加拉）、古里、苏门达腊、旧港、爪哇、锁里、柯枝、加异勒（印度半岛）、锡兰山（斯里兰卡）、溜山（马尔代夫）、忽鲁谟斯（波斯湾口）、祖法儿、阿丹（阿拉伯半岛）、木骨都束、卜刺哇、竹布（索马里）、麻林（肯尼亚的麻林迪）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友好访问。郑和第一次出航的船队有船只62艘，船上的工作人员共有27000多人，包括水手、船师、卫兵、工匠、医生、翻译等等。最大的船长44丈，宽18丈，可以容纳1000多人，是当时海上航行的最大的船只，并且具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设备和技术。

郑和的船队满载中国的特产，如瓷器、茶叶、铁器、农具、丝绸、金银等等，以换取沿途各国的土特产，如非洲和阿拉伯地区的乳香、香脂、宝石、珊瑚、象牙、犀角、名马、颜料，波斯湾的珍珠、碾花玻璃，叙利亚的拂郎双刃刀，孟加拉的糖霜，印度的棉布、绒布等等，所以当时人们把郑和的船叫做“宝船”。郑和每到一国，就把中国出产的礼物送给国王以示友好，同时和各国商民交换货物，进行和平贸易。如在印度古里按照当地贸易的习惯，定价时以在众人面前拍掌为誓，“自后价有贵贱，再不改悔”。此外，郑和到斯里兰卡时，还向岛上的寺庙布施大量的金银贡器，并立碑留念。郑和七次下西洋给亚非各国人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们所到之处，受到当地人民的热情接待，有些国家至今仍保存着纪念郑和航海的文物与古迹。

郑和船队远航亚非各国，除物质上的交流外，更重要的是增进了各国政治、经济和科技上的联系。郑和下西洋之后，亚非许多国家都先后派使节与明朝贸易。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古里等16国使臣和商人来到南京，一次就达1200人。中国先进的造船技术传到欧洲，影响了欧洲的船舶设计，郑和船队的船一般有五桅，同时期欧洲的船只有两桅，在郑和船队船只的启发下，16世纪的荷兰人造出了一种具有前后牙樯的四桅帆船。郑和还把阿拉伯的玻璃工匠带到中国，让他们向中国工匠传授西方烧制玻璃的新工艺，使得中国玻璃制造技术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郑和船队带到亚非各国的青花瓷器，特别受当地人们的欢迎，成为明代大宗出口货物，同时青花瓷器的烧制技术也因此传到亚非各国。与郑和随行的学者费信著《星槎胜览》，马欢著《瀛涯胜览》，巩珍著《西洋番国志》，记载了所到各国的概况，加深了中国人民对亚非各国人民生活习俗及社会生产等方面的了解，是研究中外关系的重要资料。

郑和的七下西洋，为明朝对外关系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为航海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

四、中西文化的交汇和冲突

新航路开辟后，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更为畅通。当时的罗马教廷为扩大自己的势力，不断地派遣传教士前往南美、亚、非各洲，幅员辽阔，物博天华的中国首当其冲，成为其扩张的重点对象。

在众多的传教士中，最著名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他十分虔诚于传教事业，少年时代就立志要献身“上帝的事业”。利玛窦来华前曾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有着渊博的学识。利玛窦来华传教的宗旨是学习汉学，传播西学，因此他的到来引起了当时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注意和重视，他们频繁接触，互相学习，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徐光启，徐光启深为利马窦的博学多才所折服，他在京师翰林院供职期间，经常向利玛窦求教。他们通过合作，把欧洲古典数学名著《几何原本》翻译成汉文，还合作编写了《测量法义》、《勾股义》等书。通过东西方学者的共同努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始在中国流传并影响和推动了中国科技的发展。

西学的传播在清初呈现出更为活跃的势头，并且方式也有一些变化。明末传教士的活动范围只局限在士大夫阶层，而清初传教士的活动范围则上升到了宫廷，和皇帝直接接触和交流，使得西学的传播更为迅速和有效。清朝最著名的传教士是汤若望和南怀仁。多尔滚一掌权，就召见汤若望，委任他主编新历，即《时宪历》，并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顺治帝对汤若望也是优礼有加，他称汤若望为“玛法”，即满语的“爷爷”，并免除其觐见时的跪拜礼。汤若望居住在北京宣武门内时，顺治在两年内亲自去看望过他24次，在其住所内吃饭、喝茶，这是以前任何君主都没有过的行为。康熙对西方文化的兴趣更为浓厚，亲政之初，就任用传教士南怀仁主持钦天监工作，并通过南怀仁的推荐，招聘了更多的西方人才，给予他们非常优厚的待遇，康熙曾致信罗马教廷，表示：“凡擅长天文学、光学、静力学、动力学等物质科学之耶稣会士，中国无不欢迎。”（《康熙大帝与路易十四》）康熙对于外域文明的热忱欢迎，显示出一种锐意进取的文化精神及开放的心态，由于统治者的鼎力扶持与推动，西方科技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及应用。

明末清初传入中国的西学主要指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技成果，包括数学、化学、物理学、天文历法、地理学、机械工程学等等。在欧洲科技传入中国之际，中国文化也经由西方传教士这个媒介，在西方传播开来。利玛窦就曾把中国的古代经典“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这是欧洲传教士编译中国典籍的开始。来华的传教士还通过书信和著作，向本国广泛介绍中国的历史、地理、学术、制度和风俗习惯等。康熙还曾通过传教士将大量的中国书籍赠送给法国君主。中国的瓷器、漆器、丝绸、轿子、折扇等，在这时期也传到欧洲。特别是瓷器和漆器，深受欧洲人的欢迎，从明末到康熙前期，仅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往欧洲各国的瓷器就多达1600万件以上。中国的园林建筑艺术，使欧洲人大为惊叹。圆明园建筑的雄伟壮丽和精巧自然使得来华的传教士们用惊奇的心情赞叹和钦佩中国工人的才能。英国建筑师前柏兹来中国参观以后，著有《东方园林》一书，并为肯特公爵在伦敦附近修建了一所模仿中国园林的克幽花园，当时被称为“中英式花园”。

以耶稣会士来华为中介的西学东渐与中学西渐，对中欧历史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