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文史艺术的绚丽风采

第三节　文史艺术的绚丽风采

一、明清小说

中国的小说在明清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以历史、神怪、公案、言情和市民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章回小说和短篇的话本、拟话本。创作于元末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名著，在明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广泛的流传。明代新创作的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西游记》、《金瓶梅》和“三言二拍”。

《西游记》是一部积极反映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新旧势力斗争的浪漫主义长篇神话小说，作者吴承恩。唐僧取经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吴承恩在民间流传的基础上重新组织创作了《西游记》。全书共100回，可分为两大部分：前7回主要写孙悟空大闹天宫；第7回之后则讲述了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的故事。《西游记》具有丰富而奇特的想象，通过对神魔世界的描写，曲折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作者热情歌颂了孙悟空自由不羁、机智乐观、不怕艰险的性格和精神，作者创作的孙悟空上闹天宫，下闹九幽十八界，将封建神权蔑视得一文不值，且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大无畏气概，体现了作品的进步思想和作者对于封建统治深刻的揭露与批判。《西游记》具有幽默与诙谐的艺术风格，书中人物形象刻画鲜明，情节构思精妙，文笔清新洒脱，是一部融浪漫与现实为一体的佳作，流传广远。

《金瓶梅》的成书年代，约在隆庆至万历年间，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全书共100回，从《水浒传》引申而来，通过对富商、恶霸、官僚三位一体的封建势力代表者西门庆肮脏丑恶生活的描写，揭露了封建市侩和官僚士夫夫勾结起来欺压百姓、作威作福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自明代中期之后的社会现实。但作者对于他所揭露的西门庆荒淫无耻的生活缺乏应有的批判，全书不仅充满了因果报应的迷信思想，还有大量淫秽的描写，大大降低了这部作品的思想性。后人将《金瓶梅》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并称为“四大奇书”。

“三言两拍”是明代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三言”指晚明冯梦龙编纂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短篇小说集，共收集作品120篇，或描写下层妇女的悲惨地位以及她们在黑暗中对自由和幸福的向往与追求，或揭露封建权贵的祸国殃民和纨绔子弟的荒淫卑鄙，或歌颂青年男女坚贞不渝的爱情，或赞扬下层平民的善良和纯朴，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二拍”是《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两部短篇小说集的合称，作者凌濛初。“二拍”与“三言”不同之处是，前者是凌濛初的个人创作，而后者只是冯梦龙的汇编和加工。“二拍”共收小说78篇，或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贪婪恶毒，或反映明代社会商人的生活和心理，某些篇章还抨击了科举制度和封建司法制度的弊病，反映了丰富的社会内容。但两书都掺杂不少落后和庸俗的思想，如宣扬封建伦理、低级趣味的色情描写等。

入清以后，在清初至乾隆末年，中国古典小说达到了极盛时期。其中最著名的有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

《聊斋志异》是一部以浅近的文言写成的短篇小说集，共有小说490余篇。作者蒲松龄，山东淄川人。一生穷困潦倒，以教书为业。他创造性地用传奇志怪的手法，借妖狐鬼怪的故事形式，倾吐自己的“孤愤”之情，因而作品有强烈的现实性。《聊斋志异》中描写最多的是鬼狐精怪与人的恋爱故事，作者通过曲折奇异的爱情故事，歌颂男女之间的真挚爱情，揭露封建礼教的虚伪本质。其他的作品有的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腐败，猛烈抨击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罪恶行径，对百姓的不幸遭遇寄予深切同情；有的深刻揭露和批判了科举制的弊端；有的寄寓了深刻的人生哲理。《聊斋志异》刻画了许许多多典型的人物形象，布局巧妙，结构严密，文笔流畅，语言生动，代表了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

《儒林外史》是一部优秀的长篇讽刺小说。作者吴敬梓，安徽全椒人，出身没落官僚地主家庭。全书以反对科举和功名富贵为中心，描绘了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等儒林群丑的可笑形象，进而对整个封建社会和科举制度进行无情的抨击。在作者笔下，儒林人物的虚伪嘴脸暴露无遗。《儒林外史》还成功塑造了杜少卿、沈琼枝等一系列市井小民的形象，肯定了他们反礼教、要求平等自由、个性解放的精神，这些人物形象是作者理想的化身。全书没有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但是主题突出，层层递进，语言精练，形象生动，是谴责小说的优秀范本。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满州正白旗人。出身贵族世家，少年时富贵，后因抄家，穷困潦倒，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红楼梦》就创作于这一变故之后。全书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故事为主线，描写了一个贵族大家庭由盛而衰的变迁，揭露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种种黑暗和罪恶，客观上揭示出封建社会终将覆亡的历史命运。作者塑造了众多不朽的人物形象，脍炙人口，深入人心。全书规模宏大，脉络纵横却又清晰贯通，浑然天成。其语言风格平淡含蓄、通俗典雅，既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又有诗一样的美感。《红楼梦》是一部划时代的不朽巨著，其成就达到了我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

二、明清的诗词与散文

在明初诗坛上具有代表性的诗人有刘基、宋濂和高启等，他们都亲身经历过元末动乱，因此诗歌内容大都反映民生疾苦。其后以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为首的“台阁体”诗派风靡一时，内容多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主。弘治、正德年间和嘉靖、万历年间分别出现了“前七子”和“后七子”，他们都对这种“台阁体”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前七子”指李东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后七子”是李攀龙、谢榛、梁有誉、宋臣、王世贞、徐中行、吴国伦。他们提出复古的文学主张，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其倡导下，明代诗坛拟古之风极盛。继之而起的“唐宋派”、“公安派”则与复古派针锋相对，“唐宋派”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归等为首，他们认为秦汉与唐宋文章各具时代特色，不应谤伤唐宋诸名家，因而结成“唐宋派”。“公安派”的代表人物有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因他们都是湖北公安人，故称。他们反对“裂古人语言之迹”，主张“独抒灵性，不拘套格”。在明末的诗坛上还出现了如陈子龙、夏完淳等一批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的诗人，他们发出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呐喊。

清代著名的诗人有钱谦益、吴伟业、王士祯等。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是当时诗坛的领袖，诗习杜甫，功力极深，著有《初学集》、《有学集》等。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其诗多寓身世之感，擅长歌咏明清之际时事，善七律与七言歌行，代表作有《圆圆曲》、《楚两生行》等。王士祯，字贻上，号阮亭，诗风清俊，内容以日常琐事和个人情怀居多。清代杰出的词人有纳兰性德、陈维崧等。纳兰性德，字容若，号楞枷山人，词以小令为佳，多伤感情调，亦有雄浑之作。陈维崧，字其年，号迦陵，风格以豪放为主，多感怀旧情之作，也有少数反映民间疾苦的作品。雍、乾年间，诗坛形成两大派别：一是以沈德潜为首的“格调说”派，主张写诗要师法古人，讲求“温柔敦厚”的风格；一是以袁枚为首的“性灵说”派，主张写个人的性情遭遇。两派在创作方面各有成就。

清代散文的主流是桐城派，影响深远。因其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都是安徽桐城人，故名“桐城文派”。方、刘、姚三人被称为“桐城派三祖”。

方苞，字凤九，号望溪。自幼聪明好学，曾在乡试中名列第一，在清代文坛久负盛名。方苞曾因戴名世《南山集》一案牵连入狱，被判死刑，后康熙读了他的文章，感于他的才气，免死起用。方苞出狱后写了一系列文章，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散文理论——“义法”说。“义法”说的核心，就是要以清雅简练的语言，借具体可稽之事，阐明封建伦理纲常。方苞的“义法”说，是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基础。

刘大櫆，字才甫，号海峰，师从方苞。仕途坎坷，仅做过黟县教谕。在桐城派的发展历程上，刘大櫆是上承方苞、下启姚鼐的中坚人物。他在散文艺术方面提出“神气音节”说。“神气”指文章的神志气势和作家的精神气质，而这种“神气”又通过文章的“音节”来表达，因而创作时要注重文章音节的和美、字句的平仄有秩。刘大櫆的“神气音节”说丰富、发展了桐城派的散文理论。

姚鼐，字姬传，一字梦古，因其室名“惜抱轩”，故时人称“惜抱先生”，师从刘大櫆，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仕途通畅，中年后辞官，致力于文学活动和学术研究。在文学理论方面，姚鼐在前辈的基础上提出了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的主张，义理指文章的观点，考证指文章的材料，文章即词章，指艺术形式，“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致于相害”。（《惜抱轩集》）同时，在文章的风格方面，主张应以阳刚和阴柔相区分，提出古文写作，内容与形式应该辨证统一。桐城派的文学理论经姚鼐的发挥和深化，更加完善。

桐城派发展至姚鼐时进入成熟期，一时风靡天下，门庭若市，门徒遍天下，有“天下文章，尽出桐城”之说。然而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清王朝的覆灭，桐城派失去了政治依托，开始走向衰落，最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的冲击下走向终结。

三、明清史学盛况

史学在明代的发展有四个标志：第一，私人著述增多。明代私人修史蔚然成风，并涌现出大批知名的史学家。第二，史学著作数量浩繁。据李晋华的《明代敕撰书考》统计，官修的书籍有200多部。私人著述则根本无法确切统计。第三，史书体裁相当完备。如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杂记、志书、舆图、类书、丛书等，无所不有。第四，史书内容丰富。这些卷帙浩繁的各种著述，所反映内容极其广泛，包括政治、经济、典章制度、农民起义、民族关系、对外关系、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各方面。

明代著名的官私史籍有《明实录》、《元史》、《明史纪事本末》、《国榷》等。

《明实录》共3045卷，是明代历朝官修的编年体史书。明朝定制，凡新皇帝即位，即命史官根据档案撰修前朝皇帝实录。《明实录》中的史料十分广泛、丰富，包括一朝的诏敕令旨、政务活动、财政赋役、政治制度、典章制度的变化、官吏的升迁，以及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民族关系等，都以编年体的形式，不间断地记载下来。尽管《明实录》中记事有曲笔讳饰之处，但仍是今天我们研究明史最有价值的资料。

《元史》210卷，包括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明宋濂等奉敕修。记载了从成吉思汗元年（1206年）到元顺帝二十八年（1368年）共160余年的历史。该书系以元朝十三代“实录”为依据修撰而成，其中保存了许多为他书所不见的原始材料，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因成书仓促等原因，该书也存在记事芜杂、考订未详等问题。(www.xing528.com)

《明史纪事本末》80卷，清谷应泰著。书成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就明代历史中的80个重要事件或问题，按时间前后编排叙述。其成书时间早于《明史》，史料收集亦很丰富，叙事简明扼要，首尾一致，因此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缺点是有意回避明满关系，对这一段历史所叙不详。

《国榷》108卷，谈迁著。这是一部编年体的明史，按年、月、日记载明朝一代的重要史实。该书的特点有：一是敢于秉笔直书；二是善于评论；三是详于考订史实。这些特点使这本书的记载可补其他史书之不足，是一部有价值的史学著作。

清代也是史学发展较快的时期。处于社会大变动的明清之际，许多著名的学者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人，同时也是知名的史学家。他们紧密联系斗争实际，记录了不少有关明清之际的人物和事件，在史学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有关方志学的研究，在清代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还出现了一些像章学诚那样的方志学大师。嘉、道以后，重视“经世致用”风气再次浓厚起来，史学中的边疆史地的研究十分引人注目，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著作。如徐松的《西域水道记》、祁韵士的《皇朝藩部要略》、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这些成果，至今仍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清代的官修史籍，虽有不少问题，但可取之处也甚多，史料价值丰富。

清代出现的著名的官私史籍有：《明史》、《明史稿》、《续资治通鉴》、《明纪》等。

《明史》共236卷，清张廷玉等奉敕撰。该书是我国历史上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官修纪传体史书，记载了明代近300年的史事。主要取材于《明实录》、档案、文集、奏议、图经、志书、传记、邸报等有关著述和材料，经一些著名的史家，如万斯同等人的整理和考订，体例严谨、叙事清晰、文字简明、编排得当，引述丰富，因此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体例上，《明史》有不少创新之处。比如它专立了《阉党传》、《流贼传》和《土司传》，用以反映明代社会的突出问题。

《明史稿》310卷，王鸿绪撰。王鸿绪，字季友，号俨斋，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康熙年间的榜眼，历官至户部尚书。所著《明史稿》在万斯同《明史稿》基础上略加删削而成，计有本纪19卷、志77卷、表9卷、列传205卷，外加目录3卷。除本纪外，大多整理有序。张廷玉等纂修《明史》时，采纳甚多。

《续资治通鉴》220卷，毕沅主编。毕沅，字秋帆，号灵岩山人。乾隆时状元及第，官至湖广总督。该书为宋、元两代的编年史，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与《资治通鉴》相衔接，下迄元顺帝至正三十年（1370年）。参与《续资治通鉴》编撰工作的，还有章学诚、邵晋涵等名家，因而在《资治通鉴》的众多续修工作中，该书堪称上品。

《明纪》60卷，是清人陈鹤、陈克家编撰的有明一代编年体史书，清同治以后，常与毕沅的《续资治通鉴》一并刊行。亦是一部研究明史的重要著作。

四、反对空谈义理：考据学的兴起

考据学是清代学术的主流，又称“汉学”、“朴学”。其内容主要是从文字音韵、名物训诂、校勘辑佚等方面从事经书古义的考证，并由此而推广到其他书籍。

清初考据学的创始者及代表人物应首推顾炎武和黄宗羲等人。他们针对宋明学者空谈义理的弊端，提倡汉学，主张学术要有关当世之务。顾炎武说：“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与人书三》）他们反对宋明理学家对《六经》的任意主观阐述和发挥，主张从“小学”即字义名物的训诂入手，以求经典之旨。随着清廷统治的稳定，统治者一面大兴文字狱，加强思想钳制；同时又提倡整理考订古典文献，以转移人们反清斗争的目标，将学者的目光从社会引向故纸堆。在这种背景下，当年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思想中“经世致用”的内容被后人忽略了，而其倡导的考证之风则被清初学者发扬光大。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阎若璩、胡渭。

阎若璩（1636～1704年），字百诗，号潜丘，山西太原人，迁居江苏淮安。他深于经史，亦精于地理。年轻时读《尚书古文》，怀疑其不可信，于是潜心研究30年，著成《古文尚书疏证》8卷，用比较严谨的考据方法，证明古文尚书系东晋人伪造。又撰《四书释地》，校正前人关于古地名附会的错误。

胡渭（1633～1714年），初名渭生，字朏明，号东樵，浙江德清人。精于经义，尤精舆地之学。所著《禹贡锥指》搜集方志舆图，阐释《尚书·禹贡》，对九州分域、山水脉络的沿革，详加说明，其中尤重治水。又著《易图明辨》，考定宋儒所谓“河图”、“洛书”之误。在辨别古书真伪和提倡疑古精神方面，胡渭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胡渭与阎若璩之后，逐渐形成了一种脱离社会现实、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这种学风在乾隆与嘉庆时期最为流行，形成了考据学派，史称“乾嘉学派”。

乾嘉考据学派主要分为吴、皖两大派。吴派以苏州元和人惠栋（1697～1758年）为首。惠栋，字定宇，号松崖，著有《九经古义》等书，治学方法是信家法而尚古训。其言：“汉人通经有家法……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九经古义》）主张一切务在恢复汉学。学者认为惠栋使断绝千年的汉学得以复继，但是其过于株守汉学，全盘接收，不加甄别，所学杂乱。《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说：“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这种不足导致吴派的成就不如皖派。

皖派的代表人物是戴震。戴震（1723～1777年），字东原，安徽休宁人，不但如前所说是一位启蒙思想家，也是一位杰出的考据学大师、经学大师。该派在治学上富有创造性，不拘泥于一家之言。戴震曾说：“汉儒训诂有师承，有时亦傅会。”（《戴东原集·与某书》）所以在《答郑用牧书》中，他主张从事考据必须有“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的求实精神和严谨态度。他们采取的考据方法是“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潜研堂集·戴先生传》）戴震考据学的著作有《声韵考》、《声类表》、《考工记等图》。皖派其他重要的人物的著作在当时也很有影响。如段玉裁（1735～1815年），撰有《说文解字注》，在文字方面获得了很高成就。另一弟子王念孙（1744～1832年），有《广雅疏证》和《读书杂志》，也是乾嘉时期有关训诂、校勘的代表作。

清代考据学的兴起，一反明朝浮泛的学术风气，主张经世致用，具有进步意义，这一点我们不能抹杀。但是随着考据学的发展，乾嘉考据学派形成，出现了“为考据而考据”的倾向，终日只在书本内下功夫，学术完全脱离了实际生活，烦琐的考证之风日甚一日，阻碍了进步思想的发展。

五、明清的绘画艺术

在明代各种画科中，以山水画的成就最为辉煌。明初著名的山水画家王绂，是宫廷画家，博学工诗，继承了“元四家”中王蒙、倪瓒的画风，善画竹石，特别是墨竹，被誉为“明朝第一”。宣德时，浙江钱塘人戴进宗法南宋李唐、刘松年的院体画风，兼融各家之长，形成自己劲健豪放的风格，一时群起响应，人称“浙派”。后人吴伟受其影响又建立了浙派的支流“江夏派”，吴伟的山水画挥洒放纵，孝宗赐他“画状元”称号，名噪一时。

明代中期，江南地区涌现了大批杰出的画家，时人称之“吴门画派”，代表人物有沈周、文徵明、唐寅和仇英，并称“吴门四家”。他们广泛吸取了唐、五代、宋、元诸派之长，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绘画艺术。沈周，字启南，号石田，晚号白石翁，出身诗画世家。师承“元四家”而远绍董源、巨然。其绘画作品多描绘江南胜景，布局疏朗，用笔刚健有力又浑朴天然，被公认为吴门画派的开创者和领袖人物。代表作有《青园图卷》。文徵明，字征仲，号衡山居士。早年师从沈周学画，画风较沈周更加文秀细润，他的山水画亦多描绘江南风光，代表作《金焦落日图》、《古木寒泉图》，妍丽稳健，清和淡雅。唐寅，字子畏，一字伯虎，号六如居士，出身商贾家庭。画技全面，山水、人物、花鸟、楼阁无所不工，尤善美人图，笔下仕女造型优美，光彩动人。代表作有《秋风执扇图》、《事茗图》、《西洲话旧图》等。仇英，字实父，号十洲，工匠出身，苦学成才。擅长人物、山水、花鸟，尤长临摹。能熔各派之长与一炉，形成自己清劲潇洒的风格。代表作有《桃源仙境图》、《修竹仕女图》、《职贡图》等。吴门除上述四家外，较有成就的画家还有文嘉、文伯仁、钱谷、陆治、谢时臣等。

明末董其昌创“松江派”，成为画坛主流。董其昌师承“元四家”，擅水墨画，兼擅泼墨，作品优雅，烟云流畅，但气魄不大。明末其他著名的画家还有陈洪绶、崔子忠、曾鲸等。

清代在绘画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清初的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恽阁、吴历并称“清初六大家”，是当时画坛的代表人物。“四王”都师承与追随明代董其昌的绘画技艺，故在艺术风格上，刻意工整稳健、明净清润；在绘画技法上，则把仿古、临古放在第一位，轻视从生活中获取真实感受，因而作品较多书卷气，缺乏源自生活的自然情趣。恽格是清初影响很大的花鸟画家。在绘画技法上兼取诸家之长，色调雅致清新，风格放逸清苍。吴历的山水画重于实景取材，不拘古法，有新意，中年后到澳门学习，受西洋画的影响，讲究明暗远近，结构严谨。以上六大家合成了清代正统派的风格。

清代画坛上还出现了以朱耷、石涛、肖云从等人为代表的“野逸派”，与正统派相对峙。朱耷等人都是明代遗民，入清后隐居不仕，通过绘画来慰藉自己的内心。他们的作品也因此带有反对清朝民族压迫的寓意，有着旺盛的艺术生命力。清中期以扬州画家为代表的“扬州八怪”画派，指金农、郑燮、罗聘、李、黄慎、李方膺、高翔、汪士慎八人为首的一批画家。他们敢于摆脱清初以来的临古风气，创造了个性鲜明、风格怪异的艺术，在清代画坛上独树一帜。他们的作品多取材梅、兰、竹、菊等，寓意深刻，有较强的思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