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的心学哲学思想及其社会根源

第二节　哲学新气象

一、王守仁之“心学”

王守仁（1472～1528年），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曾居阳明洞，自号“阳明子”，故学者称“阳明先生”。他的哲学思想凸显了心的作用，所以称为“心学”，主要讲求“致良知”与“知行合一”。武宗时得罪宦官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后任汀赣巡抚，镇压了浏头八寨少数民族起义，又平定了朱宸濠的叛乱。其主要的哲学著作为《传习录》和《大学问》。

王守仁生活的时代，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出现了“东富西贫”、“高下失均”的新的经济动向。当时土地兼并日益激烈，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在各种社会矛盾的引发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不断激化，宦官专权，藩王叛乱，王朝统治岌岌可危。目睹天下颓靡的情况，王守仁认为其时“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王文成公全书》）为了维护大明帝国的统治秩序，将明王朝从“沉苛积痿”中挽救出来，王守仁不遗余力，先后平定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镇压了多次农民起义。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王守仁深感“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王文成公全书·年谱》）如果仅靠武力，只能从表面上暂时解决问题，而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叛乱。因此，他抓住心物关系、心理关系和知行关系等一系列哲学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思想探索，建立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体系。这是其“心学”理论体系创立的社会根源。另外，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深受先秦思孟学派和佛教禅宗的影响。先秦思孟学派的“尽心知性知天”、唐代禅宗的“明心法起灭天地”以及南宋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都具有比较系统的“心本论”的理论观点。王守仁博大的唯心主义“心学”体系，实际上是集我国古代唯心主义思想之大成。

王守仁的哲学理论基础是“心即理”，这也是其宇宙观方面最重要的命题。这里所说的心，“不是一块血肉”，不是物质的心，而是一个能主宰一切的精神实体。他认为，人心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没有人的意念活动，便没有客观事物。他说：“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在王守仁看来，事物之“理”，并不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而是存在于人们的心中。所谓“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他用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山花明寂”的比喻来说明这种心与物的关系，“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在认识论上，王守仁提出了主观唯心主义的“致良知”认识论。他认为，要认识“理”，即所谓“致良知”，其途径不是通过实践，而是到心中去体验。王守仁也讲“格物致知”，但他所谓的“格物”，实际上成了“格意”、“格心”。他说：“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王守仁的这一套认识论，全部是在人心与意念上作文章，与客观唯心主义者朱熹的认识论方法完全不同。在知行关系的问题上，王守仁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主张“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就是说人们内心一旦有某种念头，同时也就是人的“行”了。即言知即有行在，言行即有知在，知行只是一个功夫。这在某种意义上混淆了知与行的界限，抹杀了它们之间的区别。

王守仁的“心学”体系，比陆九渊的心学更为广泛和完善，是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发展的顶峰。它强调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当时僵化的理学是有力的冲击和突破。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它过于强调主观精神的作用，从而脱离了对客观事物的研究和探讨，不利于认识的发展和提高。阳明心学这种理论上的内在矛盾促使了这个学术体系最终走向分化，为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兴起准备了理论条件。

二、平民阶层思想的萌芽：王艮及其思想

王艮（1483～1540年），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今属江苏东台县）人。出身盐丁，壮年才读《大学》、《论语》等书。后拜王守仁为师，习王学，学成后长期在小生产者中讲学，创立泰州学派，在王学诸多弟子中，影响最大。这一学派的特点是具有浓郁的平民化色彩，注重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其著作被后人辑为《王心斋先生遗集》。

王艮虽然拜王守仁为师，但是在为学宗旨上他仍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王艮在接受王守仁主观唯心主义的“良知”学说之前，有自己的“格物说”。他说“格物就是止至善”，凡符合封建道德标准的就是“至善”，与王守仁的观点较为接近。拜王守仁为师后，他将自己的“格物说”与王守仁的“良知说”结合起来，提出了“复初说”。王艮认为，要治理天下，首先应端“本”，也就是“诚其心”，意思是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诚心”指“知不善之动而复之，乃所谓致良知而复其初也”。（《王心斋先生遗集·复初说》）“复初说”实际上是一套修身说。他十分注意“身”的作用，将它视为“本”，而以天下国家为“末”，要从自我出发去矫正天地万物，使之皆符合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

王艮认为，做学问的目的就在于明白“身安而天下国家可保”的道理。由此，他进一步提出了“明哲保身”的观点。在《明哲保身论》中，王艮说：“知保身者，则必爱身如宝，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爱我，则吾身保矣，能爱人，则不敢恶人。不恶人，则人不恶我，则吾身保矣”。王艮的“爱”与“恶”，都是超乎阶级之上的，带有幻想地宣扬阶级调和。王艮及其泰州学派的重要并不在于其理论上的成就，而在于其所倡导的平民化儒学在社会下层的影响。王艮长期在下层民众中讲学，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认为“百姓日用之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王心斋先生遗集·语录》）百姓日用即是判断是否符合圣人之道的标准，他把圣人与百姓等同起来，这种思想易为下层人民所接受，体现了泰州学派平民化的特点。

从整个思想体系来说，王艮并没有超出其师阳明心学体系的框架，但他敢于体现自己的特色。王艮所收门徒甚众，且收学生不论地位、不问身份，其中不乏高官显贵，但以平民百姓居多。在王艮门下的下层劳动者中，曾涌现了不少杰出的平民思想家，如樵夫朱恕、窑匠韩贞等。他们经常用通俗易懂的诗歌，向不识字的田夫野老宣传封建的道德伦理以及安分守己的人生态度。如“世路多歧未许游，得休休处且休休”；“人生安分且逍遥，莫向明时叹不遭”等，规劝人们安分守己、清心淡泊。这在一定程度上磨灭了人们的进取意识，故其为泰州学派的局限之处。

三、明清的异端思想——李贽的社会政治观

李贽（1527～1602年），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福建泉州人。青年时代饱受生活奔波之苦，中年以后做了20多年的小官，亲身感受了明末社会的黑暗和官场的腐败。晚年毅然辞官，专事著述。他的学术思想颇杂，非儒非释非道，又亦儒亦释亦道。他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属于王守仁学派，但其反对封建正统思想的“异端”学说，则是王守仁学派所没有的。其讲学内容多与封建保守势力相抵触，因而被当权者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关押在京师狱中，最终自杀身亡。

李贽的著作反映了作者强烈的反抗封建正统思想的倾向，因而生前和死后其著作多次遭到统治者的禁毁。但其重要著作《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仍得以流传下来。

李贽的进步社会观，集中表现在敢于打破千百年来对孔子的迷信。宋明理学家一直将孔子思想化为万古不朽的教条，视孔子为万世宗师。而李贽对孔子的圣人形象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孔子是人而非神，如此尊奉只是后人的盲目崇拜。由此，李贽对儒家经典也做了重新估价。认为这些“经典”不过是史官过分的“赞美之语”和孔孟之徒“记忆师说”的残缺笔记而已。根本不能成为“万世之至论”。李贽认为，千百年来，人们在孔子的权威面前，闭塞耳目，造成了孔子后“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的文化沉闷局面。对此，李贽提出了“是非无定质、无定论”的观点，强烈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充分表现出其敢于离经叛道的“叛逆”精神。

李贽的批判锋芒，还接触到了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他反对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观点，在《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中，李贽从人的认识能力角度来阐述男女平等的思想，认为“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他认为“人人皆可以为圣”，“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因此以高低贵贱来划分人等是不符合“致一之理”的。李贽还特别强调“率性之真”，他主张要“各从所好，各聘所长”，充分发挥人的才能和个性。这一思想贯彻到文学创作上，李贽提出了“童心说”。“童心”即真心，是人生之初纯真无瑕本质的体现，是一种真实的思想感情。李贽认为，凡是“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焚书·童心说》）因此在文学创作上，李贽尤为反对“文假文”、“言假事”的文风。针对当时文坛出现的复古派拟古摹古风气，李贽认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把传奇、院本、杂剧、《西厢记》、《水浒传》等传统封建文人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作品列为“古今至文”，打破了传统的偏见。

在中国思想史上，李贽是一位具有重要地位的启蒙思想家。沈瓒在《近事丛残》中评论李贽“好为惊世骇俗之论，务反宋儒道学之说”，客观反映了李贽斗争的锋芒主要指向宋明理学以及被道学先生们所美化的封建伦理道德。他的思想，根植于明代后期新的经济变动之中，构成了一种反叛传统的文化模式，具有新的时代特征。

四、明清之交的三大启蒙思想家

明末清初，封建制度衰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社会危机加深，资本主义萌芽也开始出现在某些地区的某些行业。在这种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学术领域也掀起了一股新思潮，出现了一批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民主色彩的学者和思想家，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有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因他们在思想方面的杰出贡献，后人称之为“明末清初三大家”。(www.xing528.com)

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别号梨洲，浙江余姚人，是阳明学派刘宗周的高徒。其父黄尊素，系东林党著名领袖。黄宗羲青年时代承父遗志，成为“复社”领袖，以反阉党名闻全国。明亡后，又组织“世忠营”，开展抗清斗争。失败后，拒绝出仕清朝，而致力于著述。主要著作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和《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的宇宙观带有唯物主义色彩。他认为：“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宋元学案·濂溪学案下》）人和物都是由气产生的。“无气则无理”，“理”不过是“气”的条理和秩序，“气”日新不已，而“理”也会随之日新。这是对宋明理学中气本体论的继承。但在认识论上，他的观点又流于唯心主义了。他说：“我与天地万物一气流退，无有碍隔，故人心之理即天地万物之理。”因此，在黄宗羲看来，“穷理者尽其心也”，即通过人心穷究天理。这是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观点。

黄宗羲的杰出贡献在于其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社会政治思想。首先，黄宗羲强烈反对君主专制制度。他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原君》）这是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严厉批判。其次，黄宗羲揭露了“天下之法”与“一家之法”的矛盾，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倡导限制君权，实现“天下为主，君为客”的理想。此外，黄宗羲还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口号，主张改革币制、整顿市场、调整物价、扩大贸易，以推动工商业的发展。这一思想反映了农民和新兴市民的要求，符合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需要。

顾炎武（1613～1682年），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青年时代入复社，清兵入关后，参加抗清起义。失败后，致力于学术，至死不仕清朝。主要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和《亭林诗文集》等。

在宇宙观方面，顾炎武赞成张载关于“太虚”、“气”、“万物”三者统一的学说，主张“气”是宇宙的实体，所谓“盈天地之间者，气也”。（《日知录·游魂为变》）他认为道存于器，提出“非器则道无所寓”的观点。从总体来看，顾炎武的哲学思想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

顾炎武思想的闪光点还体现在其社会政治思想上。他将封建社会中的“亡国”与“亡天下”作了区别，认为“亡国”只是“易姓改号”，而后者则是“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在此认识的基础上，顾炎武提出了“保国”与“保天下”的不同：“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普通人无须介入；“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应该是人人关心。同时，顾炎武也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反对者。他主张限制君权，要求“众治”，说“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认为“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才能达到“天下治矣”的目的。同时，在治学方面，顾炎武反对空谈心性义理，重视践履的优良学风，提倡经世致用的治学方法。他的治学思想，对清代学术思想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王夫之（1619～1692年），字而农，湖南衡阳人。清兵入关后，曾领导衡山抗清起义，失败后隐居在衡阳船山著书立说，学者称为“船山先生”。主要著作有《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读四书大全说》、《读通鉴论》和《宋论》等，后人辑为《船山遗书》100余卷。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最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首先，在宇宙观上，他发展了张载的“气本论”，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物质性的气构成的。提出“气者，理之依也”，“气外更无虚托悬空之理”。（《读四书大全说》）也就是说，气是基本的，理是气的秩序，理离不开气。在道器问题上，王夫之主张“天下唯器而已，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道之器也”。（《周易外传》）就是说，规律性的“道”不能离开客观事物的本身而独立存在。其次，在认识论上，他认为人的知觉由形（身体）、神（感觉和思维）、物（外在的客观世界）结合而产生。他强调人的认识来源于客观对象，而客观对象独立于人而存在。再次，在知行关系问题上，王夫之批判了朱熹的“知先行后”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提出了“行先知后”的唯物主义知行说，主张“知行相资以为用”，即知行互相依赖，互相作用，而“行”是起决定作用的主导方面。最后，在方法论上，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对立统一之中，都处在不停息的运动变化之中。动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这种变化不是旧事物的重复，而是“推故而别致其新”。（《周易外传·无妄》）因此历史的发展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人们可“在势之必然处见理”。

五、颜元、李塨的反理学思想

清初意识形态领域新旧杂存，理学在这一时期虽仍居支配地位，但社会上出现了一批进步思想家，他们反对理学，倡导重实践、尚事功的实学。颜元、李塨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

颜元（1635～1704年），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人。一生从事教书、行医，主要著作有《四存编》、《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习斋记余》等。颜元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宇宙观上，他赞成气本论，并进一步提出理气合一的唯物主义观点。他用“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的理论批驳程朱的“理在气先”的唯心主义“天理”论，他认为气是最根本、最具体的，而理具有抽象性，并不是永恒存在的先天道德，而是具体事物的道理、条理。因此，理在事中，决不能离开事物去求理。对宋明理学家先验论的认识论，颜元也予以大力抨击。他指责陆王心学的“悟道”之功，有如镜花水月，“若无镜水，则花月无有矣。即对镜水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矣”。他认为认识的真正对象是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如果没有客观事物作为认识对象，那么认识就会变得毫无意义。此外，他还认识到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颜元十分强调“习行”、“践履”对认识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亲身的习行、践履，求诸实际事物，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颜元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主张“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主张效法三代，有以更张。

李塨（1659～1733年），字刚主，号恕谷，保定蠡县（今属河北）人。少时师从颜元，后人因有“颜李学派”之说。史学家万斯同见李塨所著《大学辨业》后，盛赞为“圣学真传”。晚年修葺习斋学舍，讲学其中，从游弟子甚多。著作有《恕谷集》等。在理气关系问题上，李塨继承并发挥了其师的思想。他认为朱熹的“理在事上”颠倒了理事的关系。他主张“理在事中”，认为“夫事有条理曰理，即在事中。今曰理在事上，是理别为一物矣”，“离事物何所为理乎？”（《传注问》）在经世主张方面，李塨较颜元有进一步的发挥。他十分注重实际知识，认为“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恕谷先生年谱》）在李塨看来，明亡的根本原因在于理学家的空谈致虚。

后人将两人的著作合编为《颜李丛书》。颜元、李塨之学形成后，在北方传播较广，有一定数量的信仰者。因其敢于“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笔，开二千年不敢开之口”，所以遭到顽固派的谩骂，被攻击为“霸学”。

六、富有战斗精神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戴震

戴震（1723～1777年），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曾六次进京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国家开《四库全书》馆，戴震以举人特招入馆，乾隆四十年（1775年），奉旨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其后两年，病逝于书馆中。其著作内容包括算学、天文、地理、声韵、训诂、哲学等方面，后人编为《戴氏遗书》。哲学代表作有《孟子字义疏证》、《原善》等。他是我国18世纪的著名学者，是一位富有战斗精神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戴震继承和发展了张载“气本论”，认为宇宙的本体和动因都是“气”，万物由“气”之分化而成。他疏证“理”之字义，乃是“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不紊，谓之条理”。（《孟子字义疏证》）将理学核心“理”放入平凡的物质界考察，从而否定以“理”为世界本原的学说。在理气关系上，戴震提出“理在气中”、“理在物中”的命题，认为理不能脱离气而独立存在，理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万物各具其理而各为其物。在认识论上，戴震认为物质是感觉的来源，感觉是物质引起的结果。他说：“味也、声也、色也，在物而接于我之血气，理义在事而接于我之心知。”同时，他还指出，人与自然界的区别在于人有“神明”，“神明”是“心知”的发展，而“心知”又以血气为基础。人的意识依赖于肉体，感官是沟通主观与客观的门户。这种认识论是以承认认识对象的客观性和可知性为前提的，具有唯物主义倾向。

戴震对理学家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情感、欲望、理智乃是人的“自然”本性。所谓“理”，应当是用来“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使天下都能满足求生存的欲望。在戴震看来，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无异是“以理杀人”。而这种“以理杀人”比“以法杀人”更为残酷。他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这是对封建礼教最强烈的抗议。

戴震是皖派经学的开山始祖，在治学方法上，强调以“小学”为基础，从音韵训诂、字义名物、典章制度等方面阐明经典大义。他认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所以阐述义理须从字入手，“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戴震文集·与是仲明论学书》）他培养了一大批以“求是”为宗旨、以考据为学术特色的经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