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史概论：制度文化的因循与专制

第一节　制度文化的因循与专制

一、明初的君主集权：灭异端的大一统

明朝初年，职官设置承袭元朝，中央设中书省，“百司纲领，总率郡属”，地方设行中书省，总揽一省大权。不久，朱元璋认为中书省与行中书省的权力过大，决心改革。首先，在洪武九年（1376年），他废掉行中书省，在全国设置了13个承宣布政使司，置左右布政使，管一省行政；另设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管刑法与军事，即是所谓的“三司”，互不统属。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借口丞相胡惟庸私通蒙古及倭寇，阴谋篡权，将其处死，乘机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将相权分于六部，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并进一步宣布丞相之职永不再置。秦汉以来实行一千余年的宰相制度，从此废除，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就此消失，皇帝将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丞相废除以后，太祖置内阁大学士充当他的幕僚，协助他批阅奏章，草拟诏旨。成祖时，阁臣开始参与机务。到仁宗、英宗之后，阁臣的权力更是越来越大。尽管如此，内阁毕竟不是一个正式的行政机构，也没有下属机构，它仍带有皇帝秘书兼顾问的性质。另外，洪武十年（1377年），设通政使司掌奏疏封驳之事，是一个下传上达的机构。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原来的监察机构御史台为都察院，专职弹劾百司，纠举不法。又根据全国当时有13省行政区，在都察院下设13道监察御使，纠察内外百官。监察御使只有七品，但是位低权重，外出巡查，号“代天子巡狩”，大事奏裁，小事立决。此外，还设立六科给事中，负责对六部进行监察。太祖时，还设立特务机构锦衣卫，负责侍卫、密缉盗贼和诏狱。通过这些监察和特务机构的设置，皇帝进一步加强了对官吏和百姓的控制。

洪武三十年（1397年），《大明律》正式颁行，这是由刑部奉旨编定，经太祖亲自裁酌，后又几经修订才正式施行的。《大明律》按照六部体制，分为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加卷首的名例律共七律。《大明律》旨在维护君主集权，维护贵贱尊卑的封建等级制度。如《吏律》规定，大臣私自选授官吏者斩，交接朋党者斩，擅离职守、违弃制书、误犯御名庙讳、遇事应奏不奏等等都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刑律》对谋反、谋大逆的量罪尤其重，不但共谋者不论首从一律凌迟处死，其祖父、父、子、兄弟，不分异姓，伯、叔、侄不限同籍，一律处斩。对于等级制度，《大明律》亦有严格的规定，如主人犯罪，奴婢不得首告，奴婢殴家长者斩，骂家长者绞，而家长殴死无罪的奴婢仅杖60、徒1年。明朝通行的律典还有朱元璋亲自编撰的《大诰》三篇，其中汇集了大量惩治官民犯罪的案例和凌迟、剥皮实草等酷刑。另外，明太祖还实行了廷杖制度，在大殿上杖责大臣，很多功名显赫的勋臣就被活活杖死在朝堂之上。明朝的法典和太祖的廷杖制度作为慑服臣民、维护皇权的重要手段，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的专制和残暴。

二、清代统治机构的强化

清代的统治机构基本沿袭明朝，但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面对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的新变化，清统治者不能不对其政权结构的某些方面做相应的调整和变动。

清入关前，最高的权力机构是由八旗诸王和总理旗务大臣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军国大政，都要由它讨论决策，亦称“国议”，权力非常大，是满州贵族控制朝政、维护自己权益的特权机构。这种贵族专制形式，必然同皇权发生冲突，而且也不利于清朝取得汉族地主的支持，所以清朝在统一中国后，统治者便开始采取措施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并最终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式予以裁撤。

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改内三院（清入关前的行政机构，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宏文院）为内阁，作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设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学士，满汉各半。内阁的职权与明朝类似，代拟批旨，传达诏令。顺治时，大学士仅为五品官，到雍正时，大学士的品级升至正一品，成为朝廷的最高级官员。不过，雍正时军机处的设立大大降低了阁臣的权力。雍正七年（1729年），当时清军正在和西北的准噶尔部交战，为了能及时处理军务，在内廷设立了军机房，雍正十年改称“军机处”，承旨办理机务，取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而代之，成为新的最高行政机构。军机处设“军机大臣”、“军机大臣上行走”等职，都是皇帝在满汉大学士和各部尚书、侍郎中选出充任的。军机大臣都是皇帝的亲信，完全听命于皇帝。军机处将皇帝的密旨直接寄给地方叫做“廷寄”，地方上奏请重大问题也是由军机处直接呈送皇上，中间省去了内阁这道手续，所以行政效率比较高。军机处的设立，使得君主的权力空前集中。

理藩院是清朝特设的一个行政机构，为前代所无，是清代用来管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专门机构，其管辖的事务范围包括新疆、青海、西藏、四川等地区。还兼管部分外交、通商事务。其编制与六部基本相同，以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但是只有满、蒙族人担任，不用汉人。理藩院的设置，说明当时的统治者十分注意对少数民族的管理。除上述机构外，清代其他的重要机构还有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翰林院、内务府、詹事府、国子监等等，都是沿袭明制，略有损益。

清代的地方行政机构分为省、府、县三级。省级最高官员为总督和巡抚，总督一般管辖两至三省，例兼兵部尚书和都察院右都御使衔。巡抚只管辖一省，例兼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使衔。他们都是皇帝的心腹。督抚之下，各省都设有布政使和按察使，布政使主管一省民政、财政，按察使主管一省司法、刑狱和纠察。省下设府，长官为知府，掌管一府政务，另外在省与府中间还有一级机构称为“道”，长官道员，道分守道和巡道，驻守在某一地的叫“守道”，专掌钱谷；可去分巡某一地方的叫“巡道”，专掌刑名。还有与府同级的直隶州、直隶厅，直属于省，长官为知州、同知或通判。府下设县，长官为知县。清代地方机构的特别之处在于设置了与省平级的边疆特别行政区，与中央的理藩院相对应。清统治者在东三省、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地都设有这样的行政区，采取和内地不同的管理措施。(www.xing528.com)

三、明清的兵制

明朝初年，兵力都统属于大都督府。洪武十三年（1380年），随着宰相制的废除，大都督府也改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管在京各卫所及地方都司。五军都督府只管训练，无权直接统调军队，而且五府之间各不相属，只设一名中军断事官，负责五府之间的联络。军官的选授权在兵部，调遣和最高指挥权则把持在皇帝一人手中。士兵们平时由都督府进行训练，如遇战事，则由兵部奉皇帝旨调兵、选官，发给印信。战事结束，将官向都督府退还兵员，向兵部缴回印信。如此以来，除了皇帝没有任何人能够专事军权。在编制方面，明朝实行的是卫所制，卫所遍布全国，“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明史·兵志一》）卫所的人员编制为：每卫5600人，置卫指挥使；每卫下辖5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有兵1112人，由千户统领；千户所下辖10个百户所，每个百户所有兵120人，由百户统领；百户所下辖2个总旗，每总旗下又辖5小旗，一小旗有兵10名。府县各卫统于各省都指挥使司，各都指挥使司又分统于五军都督府。明初士兵的来源有多种，有前朝遗留的世袭军户，有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农民军，有敌方投降过来的归附兵，有犯罪的百姓构成的所谓长生军，还有从平民中征调的垛集军。所谓垛集，即民户3户为一垛，选出一丁多户为“军户”，其余两户就叫“贴户”。军户出一人为军丁，叫“正军”，正军是世袭的，如有逃亡或死绝的，就由贴户中补充。

清朝的军事制度为“八旗制”。入关前，旗兵都是由女真族人组成，先有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后又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称“八旗”。后又立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共二十四旗。每旗设都统1人，副都统2人，每旗有兵7500人，下辖参领5人，各带兵1500人，每参领又辖5佐领，每佐领带兵300人。八旗军分为守卫京师的“禁卫兵”和驻防各地的“驻防兵”。“禁卫兵”又分为“郎卫”和“兵卫”，郎卫挑选上三旗中成绩优异者组成，职责是保卫禁中；兵卫的建制有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步军营、火器营、健锐营、虎枪营等。“驻防兵”则是根据所驻防地的需要，决定驻防人数的多少。旗兵是世袭制，他们不用从事生产，一个人的兵饷就能养活全家，是清朝各种军种中待遇最好的。清人入关后还组建了绿营兵，主要由明朝降卒和各省改编军队构成，因用绿色军旗，故称“绿营兵”。绿营兵分为步兵、马兵和水师，只在土著地服役，不随军官的调动而转移，兵籍由兵部掌握。编制为镇、协、营、汛。镇的长官称“总兵”；镇下设协，协的长官称“副将”；协下设营，由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统领；营下设汛，由千总、把总分别统领。为了加强对全国各地的控制，统治者将武装力量分布在京师和各省要地，八旗军和绿营军在驻防地相互交叉，在全国构成军事控制网，有利于八旗兵对绿营兵进行监视和控制。这些军队在各地为非作歹，祸害百姓，就连清朝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其为民累，更有不可胜言者”。（《清世祖实录》）

四、思想上的控制：文字狱的兴起

明清两朝的统治者都十分注意文化思想控制，对不利于其统治的思想和言行，一律进行严厉的钳制和残酷的镇压，屡兴文字狱。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低微，因此对于知识分子十分忌讳，致使大批儒生士大夫因文字而遭飞来横祸。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之语；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知府作《贺正旦表》中，有“睿性生智”等词，朱元璋把“则”都念成“贼”，把“生”读作“僧”，认为是讥讽他参加过红巾军和出过家，于是分别予以严惩。他不仅镇压任何触犯自身忌讳的文字，而且决不允许文人在著文时涉及宫廷密事和政治弊端。洪武年间监察御使张尚礼作宫怨诗云：“庭院沈沈昼漏清，闲门春草共愁生。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即被太祖“投之于水”。在明代文字狱的施行过程中还辅以特务手段的运用，以士人为重点侦察对象，“飞诬立构，摘竿牍片字，株连至十数人”。（《明史·刑法志》）

清代文字狱的森严，远远超过明代。康、雍、乾三代，曾连续大兴文字狱。一切文字著述，只要清统治者认为触犯了君权，或者有碍于自己的统治，便被视为“狂吠”、“异端”、“悖逆”，往往一案株连数百人。康熙年间，就出现了轰动朝野的“庄氏明史稿案”与“戴名世《南山集》案”。浙江富户庄廷请人编辑《明书》，续纂天启、崇祯两朝事，名曰《明书辑略》，书成刊印，庄廷已死，却被人告发，说书中称清太祖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又将南明隆武、永历二帝视为正宗，都属大逆不道，是有意反清。结果庄廷被戮尸，其父被捕，死于狱中，亦被戮尸，庄氏全族及为此书写序、校对以及买书、卖书、刻字、印刷的人“一应具斩”，还有几百人充军边疆。戴名世当时是翰林院的编修，他对清初文人方孝标的著作十分欣赏，将其著作中的许多论述引入自己的著作《南山集》中，并且在《南山集》中直称南明三帝的年号。方孝标的著作多阐发民族精神，对清王朝多有微词，如《钝斋文集》、《滇黔纪闻》等。后来此事亦被告发，康熙帝大怒，将戴名世处斩。此案株连数百人，戴名世子孙数人并斩，方孝标被戮尸，方氏后人坐死者多人，当时为《南山集》作序、刊行诸人也被放逐、贬黜。

雍正六年（1728年），发生了“吕留良文选案”。吕留良是一位民族主义鼓吹者，其所著诗文和日记中有激烈的夷夏之防等言论。吕留良早死，湖南人曾静与其弟子张熙，受其思想影响，列举了雍正皇帝的九条罪状，并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起事反清。岳钟琪假意赞同，却立即上奏朝廷，将吕留良家属、师徒以及其他与此事有关的人员一律治罪，主要人物死者戮尸，活者斩首，受牵连者或杀或流，或发配为奴。

乾隆时期的文网更加严密，由于乾隆疑心汉人嘲讽满清，酿成了许多大狱。如礼部尚书沈得潜作诗《咏黑牡丹》云：“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被认为是影射清朝以异族夺得朱氏正统王朝。时沈得潜已死，亦被开棺戮尸。此类案件在乾隆时期屡见不鲜，即使是那些曾经深受皇帝赏识的人，只要被认为稍有出位的言行，也会立即招来横祸。

文字狱现象是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的结果，是统治者企图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树立绝对权威的手段。文字狱的施行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