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与哲学的兴盛与发展

第二节　宗教与哲学的兴盛和发展

一、元代宗教的兴盛

辽、夏、金、元时期，各朝的宗教政策都十分宽松，宗教十分兴盛。各种宗教在这一时期都有很大的发展。尤其在元朝，除了一直很有势力的佛教、道教继续发扬光大之外，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摩尼教、婆罗门教、犹太教也都随着西域人的大量东来而遍及沿海和内地许多城市。在当时的元大都，各种宗教活动场所林立，呈现出一派兴旺的景象。

元代最盛行的宗教是佛教中的喇嘛教。喇嘛，是西藏佛教僧人的专称，意为上人，即长老之义。喇嘛教是佛教传入西藏后与西藏原有的本教相互影响、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教派。喇嘛教的教派主要有萨斯迦、噶举、噶当、宁玛等。至元六年（1269年），萨迦派领袖八思巴因创制蒙古文字有功，被封为帝师。自此，元朝历代皇帝都尊喇嘛为帝师，并亲自受戒。帝师领宣政院事，不但是吐蕃地区的政、教首领，而且是全国佛教的最高统领。帝师制度极大地提高了藏传佛教领袖的政治地位。除了政治上的扶持，元统治者给喇嘛教经济上的待遇也非常优厚，所以元代喇嘛教的势力空前壮大，因而喇嘛们骄横不法、为非作歹的事也屡见不鲜。

除了喇嘛教，元代内地流行的佛教还有禅（即禅宗）、教（指天台、法相等宗）、律（即律宗）三大派。各派特点是：“禅尚虚寂，律严戒行，而教则通经释典”。其中最大的是禅宗中的曹洞和临济两家。曹洞宗在元初北方势力较大，代表人物有万松行秀、福裕等人。临济宗在元代有南北二系，南方的临济宗著名人物有雪岩祖钦、高峰原妙、中峰明本；北方的临济宗代表人物有海云印简等人。

辽、夏、金、元时期，在北方活动的道教，主要有太一、大道、全真等新创诸派和固有的正一道。其中全真教对后世影响最大。全真教的创始人是金代道士王重阳。他著有《立教十五论》，主张儒、释、道三教一家、三教同源，倡导清静自然，重视心性、性命的修养。王重阳有七大高徒：马钰（号丹阳真人）、谭处端（号长真真人）、刘处玄（号长生真人）、丘处机（号长春真人）、王处一（号玉阳真人）、郝大道（号广宁真人）、孙不二（号清静散人），后世称之为“全真教七真人”。其中对全真教发展贡献最大的是丘处机一脉的“龙门派”。王重阳死后，丘处机曾隐居苦修数年，后元太祖成吉思汗召之，因为太祖讲解修身养命之道受到太祖的赏识和宠遇，被赐号“神仙”，爵“大宗师”，并受命掌管天下道教。全真教因此广泛传播，盛极一时。太一道是金天眷年间道士肖抱珍在卫州（今河南汲县）所创的道教流派，其教法以笃人伦、翊世教为本，禁止道士饮酒、食鱼肉及娶妻。太一道在元代得到很大发展，七传之后始渐衰落。大道教为金初刘德仁所创，蒙哥汗时改为真大道教。它以《道德经》的清静无为为中心，兼收佛教的“五戒十善”要素和儒家的忠、孝、仁、义等，具有明显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倾向。真大道教一度与全真、正一两派不相上下，后经十余传而衰落。这一时期，在南方活动的道教主要是正一道，又称“玄教”。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世居龙虎山的第38代天师张与材因以道术治潮患有功，被封为正一教主，主领龙虎山、閤皂山、茅山三山符箓。正一道讲究斋醮祈禳、符咒印剑，天师的职位世袭。与全真道不同，正一派道士可以娶妻生子，不必出家。全真道与正一道是道教后期的两大主要派别。

辽、夏、金、元时期除佛教、道教之外，基督教也十分流行。元代称基督教为“也里可温”、“也立乔”，意为信仰基督之人。其时中国的基督教有两派。一派是聂十脱里派，随波斯商人由泉州、广州等沿海城市传入内地；一派是天主教的圣方济各派，主要在大都附近传教，第一任总教主是奉教皇之命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约翰·孟德高维奴。元代基督教在全国各地都有信徒，比较集中的地区是唐古特、汪古、大都及江南沿海。在沿海及内地，基督教徒修建了众多的教堂。

伊斯兰教在元代也很流行。其信徒在汉文史籍中称“回回人”。元代回回人足迹遍天下，他们主要来源于蒙古西征时从中亚、波斯等地俘掠的工匠或平民，先后签调来的军队，入仕于元朝的官员和学者，来中国经商因而留居的商人，以及少部分在前代即已寓居中土的波斯和大食人后裔。元代伊斯兰教主要就流行于这些回回人中。蒙古贵族中仅有忽必烈之孙阿难答是回教徒，阿难答自幼受伊斯兰教熏陶，他继位安西王后，曾使部下15万大军改信伊斯兰教，天下震动，使得伊斯兰教在西北地区流行一时。

此外，在辽、夏、金、元时代活动的宗教还有：犹太教，其教徒元时称为“术忽”或“主吾”。今开封犹太教教堂的明朝碑刻《重建清真寺记》，证明该寺初建于金，复修于元，重建于明。摩尼教，主要流传于东南沿海一带。珊蛮教，是漠北游牧民族和东北诸部落中十分流行的宗教，元代还进入了宫廷。

二、元代的理学三大家

理学兴起于北宋，宋、金对峙期间，理学在南方继续发展，而北方因“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很少能见到南宋理学家朱熹、陆九渊等人的著述。首传理学于北方者，是湖北德安（今湖北安陆）人赵复。赵复，字仁甫，学者称“江汉先生”，是朱熹门生谢梦先的学生。赵复于公元1234年被俘至燕京，忽必烈专门请他讲授程朱理学。赵复以其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选取遗书8000余卷，对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书目、宗旨、师承关系作了全面介绍，培养了一大批理学家。理学在北方由此而得到传播。在元代众多理学家中，最著名的是许衡、刘因、吴澄。

许衡（1209～1281年），字仲平，因其所置斋名曰鲁，故学者称“鲁斋先生”。河内（今河南沁阳）人。曾官至左丞、国子祭酒。他热心事功，主张“践履”以进，积极向忽必烈陈《时务五事》，推行汉法，与刘秉忠、张文谦在元朝开国之际立朝仪、定官制。在兼管太学期间，许衡著《中庸直解》、《大学直解》等书，并以此为课本，选其主要弟子12人分任各书院山长，教授蒙古子弟，传播朱熹哲学，“使天下人皆诵习程朱之书”。在确立朱熹学说正统地位和传播朱子学方面，其功甚伟。在哲学思想上，许衡一生“以朱子之言为师”，以朱熹为宗。他继承了朱熹“天即理也”的思想，以理为最高本体。认为事物的变化是由阴阳、刚柔之间“相感应”、“相胜负”，是既统一又斗争的关系推动的。他用自然现象推论社会现象，强调“自古到今，天下国家惟有个三纲五常是治乱之本”，还认为社会的治乱和历史的进退，都由“命”支配的“时”、“势”决定。在政治上主张“王道”、“仁政”，认为“衣食以厚民生，礼义以养其心”。（《农桑学校》）因许衡在理学方面的重大成就，卒后赠光禄大夫、司徒，谥文正，从祀孔庙。许衡有《鲁斋遗书》传世。(www.xing528.com)

刘因（1249～1293年），一名骃，字梦吉，号静修，雄州容城（今河北保定徐水）人。自幼从国子司业砚弥坚学训诂疏释之说，后从赵复学，始得程朱之书，研习义理之学。在乡邦授徒讲学，从者日众，被视为元初北方大儒。因祖父本为金朝人，刘因遂以亡金的遗民自视，除至元十九年（1282年）有一次短暂的应召之外，“遗世独往”，不肯仕元，谓“不如此，则道不尊”。（《辍耕录·片聘》）刘因认为遵道未必用世，达道不在治功，而在于自身德性修养。既主张读六经圣贤之书，以复全材善性；又强调视物若无，专务其静，反求本心。著有《四书精要》30卷、《丁亥集》15卷、《易系辞说》等，均已失传，仅存《静修文集》。

吴澄（1249～1333年），字幼清，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所居草屋，同门程钜夫题曰“草庐”，故学者称“草庐先生”。15岁始读朱熹《大学章句》，16岁拜新安理学家程若庸（徽庵）为师，系朱子四传弟子。吴澄后又师从晦静学派程绍开，为象山私淑。在元代，吴澄是名重一时的南方大儒，与许衡并称为“南吴北许”。他曾四入京师，历官至翰林学士。为学折中朱（熹）陆（九渊）而倾向于朱。认为“理在气中，原不相离”，而“理”是“气”的主宰。主张为学至要在于“心”，“学必以德性为本”。推崇朱熹的“格物”、“诚意”之说。吴澄对《礼经》研究颇深。他将《礼经》内容按朱熹之意整理修编，分别将《仪礼》、《大戴礼记》、《小戴礼记》、郑玄《三礼注》梳理成《仪礼》、《仪礼逸经》、《仪礼传》，在经学史上有突出的贡献。吴澄卒后，被追封为临川郡公，谥文正。主要著作有《五经纂言》、《老子注》等，后人辑有《草庐吴文正公全集》。

在以许衡、刘因、吴澄三大家为代表的元代理学家大力弘扬下，理学由南而北，遍及全国。三家虽互有矛盾，但基本观点完全继承了宋代理学。元代的理学在宋明之间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自元代始，理学真正确立了“显学”的地位。

三、“异端”思想的遗世独立

元代社会思想的主流是儒、佛、道的三足鼎立。元朝统治者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比较宽松，因而在元代思想界出现了一些反对理学、不信佛道的“异端”思想家。邓牧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邓牧（1247～1306年），字牧心，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南宋亡后，游历四方，誓不仕元，晚年隐居在余杭大涤山中的洞霄宫。大德九年（1305年），元廷诚请邓牧出山做官，邓牧坚拒不行，自称“三教（儒、佛、道）外人”，以示不入任何“正宗”行列。又曾号九鉴山人，世称“文行先生”。他的代表作有《洞霄图志》、《伯牙琴》。

邓牧的哲学思想集中反映在《伯牙琴》一书中。在亡国的悲痛中，邓牧对现实社会有十分强烈的对抗情绪，并进而大胆揭露封建君主“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夺人之所好，取人之所争”，“竭天下之财以自奉”。（《伯牙琴·君道》）他还痛斥贪官污吏“与虎豹蛇虺均为民害”。（《伯牙琴·吏道》）对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寄予了深切的同情，邓牧说：“夫夺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乱也，由夺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号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夺之而使乱！”这种“官逼民反”的见解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邓牧对于当时社会的剥削与压迫现象揭露得很深刻，但是他将这种不合理性归结于秦朝的统一与秦始皇。他认为秦始皇的统一破坏了分封制，拢天下为一，竭天下之财。又焚书坑儒，严刑苛律，为一己之私无所不用其极，这样的江山当然不可能长久。这种见解是错误的，秦的统一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他还没有认识到剥削压迫存在的真正根源。

邓牧的宇宙观基本上来源于道家的学说。在《伯牙琴·昊天阁记》中，邓牧说：“太极之动生阳，而静生阴。阳轻清，上为天，日月星辰、雷电风雨丽焉；阴重浊，下为地，丘陵山岳、川泽江海丽焉。阳变阴化，其气冲和则为人。其两间莫不有主宰者焉。”在这里邓牧将宇宙万物的生成，看做“太极”之动静生阳阴而成，与道家的观点基本一致。他还把自然界的运动、人类的生养，完全归功于“玉皇上帝”。邓牧说：“慕惟昊天玉皇上帝陛下，位三极之尊，御万有之众，凡天地所以覆载，日月所以照临，星辰所以运行，雷电风雨所以薄激荡沃，丘陵山岳之所以郁盘，川泽江海之所以流浸，生人之类所以相生相养，万古而不息，熟知乎帝力哉”！由此可见道家思想对邓牧的影响。

他还受道家“小国寡民”思想的影响，幻想重新出现一个“天下无乐乎为君”的像尧舜时代那样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君子道高而愈谦，德尊而愈慕。其于人也，遏恶而扬善；人之有善，若己有之，惟恐其不得闻，而以为己所不逮；不幸闻人之过，则亦含容覆护，不忍其不得为君子”。人们都有很高的精神境界，君民之间相安无事，选用真正的贤才充当官吏，废除冗烦的机构，不设县令，让天下人自己管理自己。这个理想社会无盗贼、无战争、无剥削压迫，人人各操其职，自食其力。然而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邓牧这种乌托邦式的思想，自然只能是一种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