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史：文史艺术的雅致与神韵

第三节　文史艺术的雅致与神韵

一、独领风骚：宋词的兴盛

词的全称为“曲子词”或“词曲”，简称为“词”。它源于民间，在唐末兴起，经五代至宋而达到鼎盛阶段。宋代著名词人众多，词作数量巨大。近人唐圭璋编《全宋词》，著录词人1330多家，作品有19900余首。

北宋初年，以“花间派”为代表的西蜀词和以李煜为代表的南唐词，对词坛影响甚深。其代表人物和作品集有：晏殊的《珠玉词》、晏几道的《小山词》和欧阳修的《六一词》。晏殊词的特征是闲雅清婉，内容仍不出男欢女爱、离情别绪等传统题材，词风深受五代著名词人冯延己的影响。晏几道为晏殊之子，两人合称“二晏”。早年词风与晏殊相近，有五代遗韵。后因变故，潦倒落魄，词风渐多感伤凄楚的特征，与南唐后主李煜词风相类。欧阳修词作颇多，内容以恋情相思、惜春赏花、酣饮醉歌为主，善用清新疏淡的笔触描绘自然景物，抒发个人情怀，词风深受冯延己影响，与晏殊十分相似。

北宋词人中，成就最大者当推柳永和苏轼。柳永因创作了大量适合于歌唱的新乐府（又称“慢词”）而成为北宋词坛中影响最大的词人之一。这种慢词与小令相比，属于繁音纡节的长调，更宜于表达人物的情感。他善以民间俚俗语入词，作品充满了浓厚的市民气息，深受下层百姓的喜爱，时称“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说明柳词流行之广。柳永词的内容以描写都市繁华、歌妓的遭遇和自己落魄流浪的生活际遇居多，词风婉转柔美，对后来李清照、周邦彦等人有较大的影响。有《乐章集》行于世。苏轼在词创作中，冲破传统藩篱，“一洗绮罗香泽之态”，开拓了广阔的题材天地。大凡山川景物、农舍风光、纪游咏物、感旧怀古等，都是苏词的重要题材。其词富有幻想，意境雄浑，表现出豪迈奔放的个人性格及其乐观处世的生活态度，与柳词情绪消沉的格调迥然异趣。后人因其具有的豪放词风，视之为宋词豪放派的开创者。有《东坡七集》行于世。

南宋词坛的精神面貌在强烈的抗金气氛和爱国主义浪潮中焕然一新。反映时代的突出矛盾和社会现实的爱国诗篇，成为这一时期词坛的主流。主要代表人物有陆游和辛弃疾。陆游的词风格雄浑豪放，表现出渴望恢复国家统一的强烈情感和壮志未酬的悲怆情绪，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其抒写日常生活，也多清新之作。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老学庵笔记》等著作传世。辛弃疾与陆游同为南宋著名的爱国志士和开创一代词风的杰出文学家。他一生填词无数，今《稼轩词》中留存600余首。辛词笔力雄健，艺术风格多样，以豪放为主。作品大多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吟咏祖国山河的秀丽。此外，南宋词坛久负盛名者还有女词人李清照。早期词作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则多悲叹身世，流露出对中原的怀念之情。她作词强调谐律，祟尚典雅，词风以委婉含蓄、清新秀丽著称，后人视之为婉约派的正宗。作品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等。

南宋后期，国运渐衰，宋词风格出现了逃避现实、追求形式、雕琢词藻的特征。主要代表人物有姜夔、吴文英等人。宋词由此而进入末路，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二、市民阶层的文艺形式：话本小说与说话人

“说话”和“市人小说”出现在唐代。入宋之后，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城市平民阶层的壮大，各种适应市民阶层文化娱乐需要的文艺形式也应时而兴。其中最流行的形式之一叫做“说话”，操此业的人称“说话人”，而“说话人”所用的底本，即为“话本”。

“说话”有不同的种类，当时称“家数”。宋代说话的家数有说经（佛经中的故事）、讲史（历史故事）和小说。其中小说最受欢迎。宋代话本的数目，据罗烨《醉翁谈录》统计，有115种。流传至今的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国志平话》、《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以及《京本通俗小说》等，总数不过四五十篇。

宋代话本具有比较鲜明的思想性。如《碾玉观音》、《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等篇，正面描述了青年男女对自由恋爱的渴望和追求，歌颂了他们对爱情的坚贞态度。《错斩崔宁》、《简帖和尚》、《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万秀娘仇报山亭儿》等篇则大胆揭露了封建政治的黑暗，对贪官污吏的昏庸和贪赃枉法作了无情鞭挞。话本还宣扬了“劫富济贫”的侠盗们解困济危、舍己为人的高贵品德，对百姓遭受的痛苦和迫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话本善于用人物的行动、对话来表现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个性，成功地塑造了一些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如《碾玉观音》中璩秀秀和《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周胜仙的叛逆妇女形象、《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中尹宗的侠盗形象等。宋代话本的不足在于其浓厚的因果报应和宿命论思想，部分篇章有低级趣味的淫秽描写。此外，过多巧合情节的安排也削弱了故事的现实性。总体而言，宋代话本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元明以来的章回小说中，有不少就是在宋代话本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和再创作而成的。

宋代的“说话人”依据话本，以“说话”为生，或专讲历史故事，或专讲佛经故事，各有所擅长。其中涌现了一批著名的艺人，如北宋末年在开封说三国（三国故事）的霍四究、说五代故事的尹常等。在南宋的杭州，以讲小说而出名的艺人有蔡和、李佐、史惠英（女）等52人。当时说话人献艺的场所，主要在城市的瓦舍、勾栏等热闹地方，也有一些说话人还深入到乡村小镇。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描绘了后一种情况。诗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于此可见宋代“说话”的流行。

三、宋之“六大家”：波澜壮阔的古文运动

唐代韩愈、柳宗元之后，古文运动日趋式微。五代以及宋初骈俪之风再度弥漫，诗文呈现追求格律、雕琢词句、内容空虚、风格卑下等特征。宋真宗时，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的“西昆体”盛行，将骈俪浮艳的文风推到了顶峰。宋仁宗中期，欧阳修针对四昆体“专事藻饰”的形式和“缀风月、弄花草”的内容，联合一批骈文的反对者，倡导了一个以“尊韩”、“复古”为口号，以“明道”、“致用”为内容，以“尚朴”、“重散”为形式的诗文革新运动。宋代的古文运动由此大兴。其后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等人致力于古文创作，使宋代古文的内容和技巧更加成熟，并对后代的散文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人将他们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合称为“唐宋古文八大家”。

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杰出领袖之一。他的古文理论与韩愈一脉相承，而散文的创作则达到了情文并茂、说理畅达的境界，无论是叙事、议论、抒情都有很高的技巧。主要代表作有《朋党论》、《醉翁亭记》、《秋声赋》等。所著《新五代史》讲究春秋笔法，文字简洁，其中不乏精彩的传论。继欧阳修而起且与之齐名的宋代古文运动的另一位干将是王安石。王氏散文结构严谨，析理透彻，笔力雄健，语言洁净。诸多佳篇关注现实、关注时事，充分体现了王安石“务为有补于世”的主张。散文的主要代表作有《游褒禅山记》、《答司马谏议书》、《伤仲永》等。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也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杰出代表，后人称之为“三苏”。其中苏洵尤擅散文，为文纵横雄奇，宏伟犀利，议政论军，有战国纵横家的风格。有《嘉祐集》传世，其中名篇《六国论》、《上枢密韩太尉书》等被人传诵不绝。苏洵长子苏轼在“三苏”中成就最高。其文绍述《孟子》、《庄子》，气势纵横，结构多变，达到了浩瀚无涯的境界，后人因此有“韩（愈）潮苏海”之说。苏轼的代表作有前后《赤壁赋》、《石钟山记》、《晁错论》、《留侯论》等，句句精彩，篇篇可传。苏洵次子苏辙也擅古文，有《栾城集》传世。曾巩为文平缓朴实，擅叙事理，讲究布局法度，曾为王安石所推许。《宋史》称许其文“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清桐城派的古文“义法”，多继承于曾巩。有《元丰类稿》行于世。

宋代的古文运动在“唐宋八大家”之宋代六家的努力下，取得了重大成就，对后代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巨制迭出：史学的继续发展

在隋唐史学繁荣的基础上，两宋史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突出标志是史官制度更为完善，史学名家辈出，史书体裁呈现了多样化的特色。

两宋史官制度，就其组织庞大和内容丰富而言，实为前代所不及。朝廷先后设置了起居院、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玉牒所和会要所，任命官员记录时政、编撰史书，形成了一整套史官修史制度。

两宋是知名史家辈出的时代，所著史书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知名史家及其史学名著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王应麟的《玉海》、《困学纪闻》和《汉艺文志考证》，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等。此外，陈均著《皇朝编年纲目》、欧阳修著《新五代史》、朱熹著《五朝名臣言行录》、钱若水著《太宗实录》、熊克著《中兴小记》、刘时举著《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李攸著《宋朝事实》、刘敞著《先秦古器图》和《汉书刊误》、黄震著《黄氏日钞》、胡宏著《皇王大纪》、罗泌著《路史》、金履祥著《通鉴前编》和《举要》等书，在史学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

两宋时期，各种新史体和新史书的出现，也较前代为多。这也是宋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如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史书纪事本末体的先河；年谱一体，也是到了宋代才正式成形的。此外，宋代的历史哲学也十分发达，金华学派中的吕祖谦、陈亮，永嘉学派中的陈傅良、叶适等人，都曾提出了独树一帜的历史哲学，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下面介绍几部最有影响的宋代史学名著。

（一）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www.xing528.com)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其学识渊博，除史学外，音乐、律历、天文、术数，无所不通。仁宗宝元初，考中进士甲科，历官直秘阁、开封府推官、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英宗立，进龙图阁直学士。后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死后追封为温国公。遗著有《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等。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倾注一生心血主持编撰的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全书29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1362年的历史。司马光在编撰该书过程中，邀集了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刘恕、刘攽、范祖禹为主要助手，同心协力，共襄事业。刘恕后来中风偏瘫，呻吟病榻，仍握笔不辍。范祖禹专心修史15年，“不事进取”。司马光居洛阳时，每天秉烛读书至深夜，五更点烛复起著述，结果是“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耗尽了心血。他们从收集资料到全书定稿，有一套严谨周密的方法和步骤。全书文字简洁质朴，结构浑然一体，取材丰富，内容翔实，是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的主要特点是：第一，记事略古详今，繁简适宜。周纪16年只用五卷篇幅，平均每卷约记30年之事。秦纪平均每卷约记16年之事。自秦汉魏晋以后，记事逐渐增加，入唐以后更为详尽。五代53年的时间，所用篇幅达29卷之多，每卷只记一两年之事，体现了略古详今的特点。第二，《通鉴》记载历代史事，既写其盛，也写其衰；既写明君忠臣，也写昏君奸臣。这在客观上使这部记载“皇帝之家谱”的史书，并不完全是颂帝王之歌。第三，《通鉴》采用《左传》、《汉纪》编年的形式，按年、时、月、日的顺序记叙史事。它将大量分散在纪传体正史和其他书中的材料集中编排，依次叙述，避免了纪传体史书一事复见数篇、前后屡出、断续相离的短处。同时，它又广泛吸收了纪传体史书的长处，充分运用追叙和并叙的方法，对旧有编年体史书的编撰方法加以改进，既扩大了编年体史记事的范围，又弥补了编年体史书以年隔越的弊病。第四，引用史料极为丰富。司马光自称“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进资治通鉴表》）所记一事，往往以三四种资料经过审核鉴别后撰成，具有相当的可靠性。此外，《资治通鉴》还通过《考异》建立了优良的考史方法。

《资治通鉴》成书后，历代研究者众多。其中贡献最大者应推宋末元初学者胡三省所著《资治通鉴音注》一书，注释精详，考核有据，历来有很高的评价。

（二）袁枢与《通鉴纪事本末》

袁枢（1131～1205），字机仲，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南宋著名史学家。乾道九年（1173年）任明州教授。后奉召至临安（今浙江杭州），历任国史院编修官、大理少卿、工部侍郎等官。

史称袁枢喜读《资治通鉴》，但苦其卷帙浩繁，头绪众多。于是对该书进行改编，区别门目，以类排纂，综括1362年史迹，分隶239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征淮南，每事一篇，自为首尾，分别命名。因不同于《通鉴》原先以年为经的编撰体例，而是以事为主，故名《通鉴纪事本末》。这是我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的历史著作。

我国史籍在宋朝以前，主要是编年、纪传二体。前者以年为经，“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后者以人为主，“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辩”；各有缺点。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文史通义·书教下》）较编年、纪传二体有其优越之处。因此袁枢所创此体，开创了历史编纂学的新途径，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就《通鉴纪事本末》本身而言，其特点在于完全以某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结果作为主线采撷史料，分题列目，组织全书。它在集中和综合相关史料后，分事排比，能集中在一篇之中反映历史事件的全过程，确实收到了“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的效果。《通鉴纪事本末》的又一个特点是其编排史事的灵活性，注意所编历史事件的完整性，而不追求全面描绘整个历史进程，也不过多权衡各个历史事件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的地位。此外，《通鉴纪事本末》尤其注重“乱世”的历史，对所谓的升平时期，也着重留意其间的“祸乱”。选题的侧重点则是军事、政治、民族关系等内容，而很少注意经济的内容，思想文化方面则一条也没有。由此反映了作者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史观。在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影响下，明、清二代有不少模拟作品问世。其中重要的有：明冯琦、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本》、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清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等。

（三）郑樵和《通志》

郑樵（1004～1162年），字渔仲，自号西溪遗民。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生当两宋之际，力主抗金。后因其志不得伸，隐居在莆田县西北夹山中30年，著书上千卷。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因王伦、贺允中之荐，得诏对，授迪功郎。以御史叶义问劾，改监潭州南岳庙，结札归抄所著《通志》。书成，入为枢密院编修官。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高宗至建康，命以《通志》进。会病卒，终年59岁。

郑樵在史学方面主张通史而反对断代。他认为：“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通志》一书之作，贯彻了郑樵的“会通”史观。该书共计200卷，分为4部分：《本纪》18卷，由三皇到隋；《列传》（包括载记和世家）126卷，从周至隋；《略》52卷，自远古迄唐；此外还有《谱》四卷。其中《本纪》、《列传》两部分多承袭前史旧文，不受史家重视。而专讲典章制度的《二十略》，则是全书的精华，为后人所推荐。《二十略》指氏族略、六书略、七音略、职官略、选举略、刑法略、食货略、天文略、地理略、都邑略、礼略、谥略、器服略、乐略、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金石略、灾祥略和草木昆虫略。在二十略之中，氏族略、六书略、七音赂、都邑略、昆虫草木略等五略为旧史所无，尤其是六书略讲文字、七音略讲语音，更是郑樵的首创。二十略包括学术史、制度史、社会史三方面的内容，基本概括了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反映了郑樵在文化史方面的独创精神和恢宏气魄。

五、神韵超然的书画艺术

（一）绘画

宋代仿西蜀和南唐制度，在宫中设立了翰林图画院，征召大批著名画家到画院供职，授以待召、艺学、画学生、供奉等职。宋徽宗时，画院发展到了鼎盛。凡入画院者，须先经过绘画考试，试题往往是前人的名句，如“踏花归去马蹄香”等。由于朝廷的积极推动，两宋的绘画艺术在唐代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以人物画、花鸟画和山水画最盛。

宋代人物画名家众多，其中以北宋中叶的李公麟最为著名。李氏博学工诗善画，尤精于画人物山水鞍马等。画作题材广泛，技法较前人有新的突破。特别是将过去只作为壁画粉本的“白画”，加以精炼提高，确立了“白描”在绘画中的独立地位。人物画家中另一位杰出代表是张择端。代表作《清明上河图》以全景式的构图和严谨精细的笔法，描绘了北宋都城汴梁汴河两岸及东角子门内外市区的风貌，画中人群熙攘，商店鳞次栉比，街道纵横交错，反映了宋代商业、运输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内容，不仅是一幅杰出的绘画作品，而且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南宋著名的人物画家还有李嵩、刘松年等人。

宋代花鸟画有两大流派，一以后蜀名画家黄荃之子黄居为代表，一以南唐名画家徐熙之孙徐祟嗣为代表。前者笔法工整，富丽堂皇，重彩浓色；后者画法落笔较重，略施丹粉，故时人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之说。著名的花鸟画家还有赵昌、崔白、易元吉、杨补之、马麟等。

宋代山水画家中，宋初有李成、关仝、范宽三大家。李成善画山水，尤喜作寒林雪景，笔势锋利简洁，有“惜墨如金”之誉。关仝山水学唐末名家荆浩，作品多描绘关中一带风景，尤其喜欢画秋山寒林、村居野渡。笔势简练而气势壮阔，被人誉为“笔愈简而气愈壮，景愈少而意愈长”。范宽的山水画受李成的影响较大，所作之画多描绘关陕地区雄奇壮美的景色。北宋中期著名的山水画家是郭熙，其绘画技法熟练，风格受到李成的影响，作品意境优美，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他的绘画理论思想，集中在由他儿子郭思辑录的《林泉高致集》一书中。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阐述山水画创作规律的理论著作，在美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南宋山水画家最杰出者，当推马远和夏圭。两人所绘风光，构图别具一格，喜取“一角”、“半边”之景，人谓“残山剩水”。由此马远有“马一角”之称，而夏圭有“夏半边”之号，二人并称“马夏”。

（二）书法

两宋时期，书法的最大特色是盛行行书。这一期间书法名家辈出，而成就最高者为“北宋四大家”——蔡襄、苏轼、黄庭坚和米芾。

蔡襄书学虞世南和颜真卿，并远法晋人。真、草、行、楷诸体，皆称妙品。正楷端正沉着，行书温淳婉媚，代表作有《林禽帖》、《尺牍》和《谢赐御书诗表》等。其草书采用飞白法，风云龙蛇，随手奔腾，世称之为“飞草”。苏轼自称书法仿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之笔，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认为苏轼更多取法于刘宋的王僧虔。苏字肉丰骨劲，笔圆韵胜，深得世人好评。代表作有法书大楷《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行书有《西楼帖》、《中山松醪赋》等。黄庭坚书法初以周越为师，后取法颜真卿及怀素，受五代杨凝式影响较深，尤其得力于《瘗鹤铭》，擅行草书；其行楷笔法浑圆，内紧外松，纵横奇倔，气势开张；草书随心所欲，恣肆纵横，自成风格。书迹有《松风阁诗》、《华严疏》、《苏轼寒食诗跋》、《廉颇蔺相如传》、《幽兰赋》等。米芾在徽宗时被诏为书画学博士，曾官礼部员外郎，人称“米南宫”。因举止颠狂，又有“米颠”之号。诗文有名，书画更精。行书、草书得力于王献之，运笔具奔腾之势，中多飞白，筋雄骨毅，素有“风樯阵马，沉着痛快”之说。行书、草书作品有《苕溪帖诗》、《蜀素帖》、《珊瑚帖》、《草书九帖》等。

北宋著名书法家除四大家外，徽宗赵佶（1082～1135年）也颇有影响。《书史会要》称其“行草正书，笔势劲逸，初学薛稷，变其法度，自号瘦金体”。这种书体精神外露，极其瘦硬，深受书法家的重视。传有真书及草书《千字文卷》等书迹。

南宋书法家中成就较大者为张即之。张氏书法学米芾而参用欧阳询、褚遂良的体势笔法，行楷书注重笔画轻重对比，起落多变而归于平正。代表作有《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和《李伯嘉墓志》等。

除名家辈出以外，两宋还出现了大量的论书法的专著。其中最著名的是宣和年间敕撰的《宣和书谱》20卷。该书共著录书法家198人，法书1252件。分历代诸帝王书，以及篆、隶、正、行、草、八分、制诰等8门，每门前有序论，并于法书目录前系书家小传及品第风格源流，保存了十分丰富的书法史料。此外，米芾著有《书史》2卷，考订平生所见所闻的历代书法名迹真伪，并叙述其流传渊源和跋尾、装裱、摹拓等情况。曹士冕著有《书法谱系》、姜夔著有《续书谱》、陈樽著有《负暄野录》，也都是两宋论书法之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