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教在宋代的发展
宋代是道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宋代皇室十分尊崇道教，宋太宗曾命在开封、苏州等地建立道观，并亲自召见华山道士陈抟，赐号“希夷先生”。又命徐铉、王禹偁等收集、校勘道教经典7000余卷。宋真宗曾虚构了一个赵姓祖先赵玄郎，奉为道教尊神。又命人编辑《大宋天官宝藏》七藏，取其中精要，辑成《云笈七籤》一书，对道教典籍有保存整理之功。大中祥符八年（1016年），宋真宗诏赐信州道士张正随为“虚静先生”，这就是后来江西“张天师”的开端。同时，在开封及各路，宋真宗命遍置宫观，有力推动了道教的传播。宋徽宗也是一个道教的狂热信徒，曾自封“教主道君皇帝”，通过诏求道教仙经、置道阶道官等推广道教。因朝廷的提倡，两宋道教极为流行。尽管宫观中的道士有才者殊为少见，但在山野之士中仍出现了不少著名的道教人物，如陈抟、张伯端等。
陈抟（？～989年），字图南，自号扶摇子。毫州真源（今河南鹿邑县）人。宋太宗时由华山应诏来朝，赐号“希夷先生”。民间传说陈抟善于“五龙蛰法”，一睡800年；又能预奏死期，其死之后7日犹温，有五色祥云到其洞。著有《无极图》和《先天图》，主张万物一体，只行超绝万有的“一大理法”存在。其学说及《无极图》经过种放、穆修，传之于周敦颐、程颢、程颐，成为宋代理学的组成部分。在两宋学术史上，陈抟占有重要的地位。
张伯端（？～1082年），一名用成，字平叙，天台人。少业进士，坐累谪岭南兵籍，后参陆诜幕府，掌管机要。事迹详见南宋陆彦孚所著《悟真篇记》。张伯端被后人视为道教南宗的开山宗师，而其思想实则主张“三教合一”。他的性命之说，与张载相通，将“性”分为“气禀之性”（也称“气质之性”）和“先天之性”（也称“天地之性”或“本元之性”）。
白玉蟾，原名葛长庚，字白叟，福建闽清人。因任侠杀人，亡命武夷，出家为道士。他是道教南宗的实际开创者，著有《玉隆集》、《上清集》、《武夷集》。其弟子彭耜纂辑其著作为《海琼玉蟾先生文集》，又集其语录，编为一书，名《海琼白真人语录》。白玉蟾身为道士，却深受佛教禅宗的影响，又推崇朱熹，因而其思想也是儒、佛、道三者的混合物。
宋代道教除了陈抟、张伯端、白玉蟾三位著名人物外，民间传说中的“八仙”（汉钟离、张果老、韩湘子、铁拐李、吕洞宾、曹国舅、蓝采和和何仙姑）中，曹国舅、蓝采和、何仙姑均系宋人。
二、重在修养：“净土宗”和“禅宗”流行一时
五代后周时，周世宗曾禁止百姓为僧尼，并废天下佛寺3300所，予佛教以沉重的打击。入宋以后，宋代诸帝一反后周的排佛政策，大力提倡佛教。如太宗建隆元年（960年）度僧800人，并停止了对寺院的废毁，继而又派遣僧人行勤等150人去印度求法。
开宝四年（971年），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部官刻的大藏经《开宝藏》起刻，卷数达6600余卷。宋太宗在位时，创建了规模宏大的译经院，并亲自撰写了《新译三藏圣教序》，以弘扬佛法。从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到七年（982年）间，度僧达17万人。宋真宗登基后，除继续建寺译经外，还亲自为佛经作序，撰《崇释论》，称佛教与孔孟“迹异而道同”。其时全国僧徒将近40万人，尼僧有6万人。在宋室的大力支持下，佛教在两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首先，宋代在继续译经的同时，出现了版刻大藏诸经。宋代的译经，始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从太宗至仁宗共译经500余卷，其后因缺乏新的梵文佛经，译经工作时断时续。著名的翻译家有15人，包括法贤、惟净、慧洵、绍德等人。所译佛经以印度密宗的典籍为主。由于我国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宋代开始大规模地版刻刊印佛经。在宋代300余年间，官刻、私刻的大藏经共有5种版本。其中最佳者当推蜀版大藏经，此系官刻。其他4种皆是各地的私刻本。其次，两宋佛教各宗本身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律宗等派都有高僧传法，著名的高僧有禅宗的方会、法演、克勤、慧南、省常，天台宗的知礼、源清、净觉、从义，华严宗的净源、道亭、观复、师会、希迪，律宗的赞宁等。其中禅宗最为发达，出现了多部禅宗史，如道原《景德传灯录》30卷、悟明《联灯会要》30卷、普济《五灯会元》20卷以及赜藏生所集的《古尊宿语录》48卷等。禅宗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儒家学者，对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再次，宋代佛教特别是天台宗继续影响着海外的日本等国，宋僧兰溪道隆曾去日本传授禅法，日僧来浙江天台山国清寺求法多达50余次。最后，宋代佛教寺院经济也较前代有了长足发展。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宋代寺院月收房租1.5万，季收粮食百石以上者，方才缴纳助役钱。由此可见宋代寺院的富有。南宋时，仅福建路，寺院的田产收入，除缴纳两税和供应寺院僧侣需用外，每年尚有盈余36.5万多贯。（《宋会要辑稿·食货》）总之，宋代的佛教有了很大的发展。
三、儒学发展的新阶段：理学的产生与发展
理学亦称“道学”，是两宋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它是以儒家思孟学派为基础，渗入佛家和道家思想以后形成的一个新儒家学说。它的产生，适应了当时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不断加强的需要。
宋代理学的直接渊源是“宋初三先生”。宋初三先生指胡瑗（993～1059年），字翼之，泰州如皋人，学者称“安定先生”；孙复（992～1057年），字明复，晋州平阴人，学者称“泰山先生”；石介（1005～1045年），字守道，兖州奉符人，学者称“徂徕先生”。他们解经不重训诂而重义理，揭开了后来理学家借用儒家经典以创立自己理论体系的序幕。
理学的真正奠基人是周敦颐和张载。周敦颐（1017～1073年），道州营口（今湖南道县）人，学者称“濂溪先生”，主要著作有《大极图说》和《通书》。他认为宇宙的本源是无形无声、无始无终的“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万物则“生生而变化元穷焉”。在人性论上，周敦颐将儒家思孟学派的“诚”解释为人的至善本性，是“五常”（仁、义、礼、智、信）的根本。为达到“诚”的境界，周敦颐提出了“主静”的修养方法。张载（1020～1077年），字子厚，世称“横渠先生”，今陕西关中眉县人，其学派称“关学”。著有《正蒙》、《西铭》等著作。他在理学基本框架构建中的作用，一是区别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并提出“立天理”、“灭人欲”的命题；二是提出“理一分殊”的思想，成为后来程、朱以“理”为宇宙本体的张本；三是提出了“穷神知化”与“穷理尽性”的认识论，成为程、朱“格物致知”论的重要来源。
理学体系形成于程颢和程颐。程颢（1032～1085年），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程颐（103～1107年），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河南洛阳人。二人同学于周敦颐，著作被后人合编为《河南程氏全书》。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为哲学的最高范畴，理不仅是世界的本原，而且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穷理的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而程颐则“主敬”，强调“格物致知”。在人性论上，二程将“去人欲，存天理”的观点更加系统化，使之更具抽象的思辩性。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www.xing528.com)
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是朱熹。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祖籍安徽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生于福建尤溪。他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思想，并吸收张载关于“气”的学说，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朱熹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太极本身包含了理与气，理在先，气在后。太极之理是一切理的综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时空，不生不灭，是“万善”的道德标准。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兼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他还把理推之于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朱熹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学者，著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和《诗集传》等。他使得理学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并被后世封建统治者视为“显学”。
与朱熹同时代的另一位主观唯心主义理学大师陆九渊，是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开创者，对理学的发展也作出了重大贡献。陆九渊（1139～1193年），字子静，自号存斋，怃州金溪（今属江西）人。曾结茅讲学于象山（今江西贵溪县西南），人称“象山先生”。后人辑其著作为《象山先生全集》。他将儒家思孟学说和佛教禅宗思想结合起来，并承袭程颢“天即理即心”的观点，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在认识论上，陆九渊反对从客观事物中寻求知识和认识真理，主张通过“发明本心”体验天理。他还提出了“存心”、“去欲”的道德修养方法，认为人的本性的自我觉悟，就是道德的自我完成。陆九渊的学说对明代王阳明的思想有直接影响。
四、反理学流派——“永嘉学派”与“永康学派”
永嘉学派是南宋时期反对理学、提倡功利的学术流派之一。因其主要代表人物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均系永嘉（郡治今浙江温州市）人，而得名。
薛季宣（1134～1173年），字士龙，号艮斋，曾官居大理正，是永嘉学派的开创者。他提出了道“则常存乎形器之内”的唯物主义观点，反对空谈性命义理，主张为学应“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著有《书故训语》、《浪语集》等。
陈傅良（1137～1203年），字君举，号止斋，曾官至宝谟阁待制，是薛季宣的学生。为学重“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性理。主要著作有《止斋文集》等。
叶适（1150～1223年），字正则，学者称“水心先生”，为永嘉之学的集大成者。著有《习学记言》、《水心集》等。叶氏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认为有形有象的具体事物，是天地间最根本的、惟一的存在。在认识论上，注重对具体事物的考察，强调理论要从实际出发和以实际效果来检验理论。叶适还提倡功利，反对将仁义和功利截然对立。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事功学派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南宋时期与永嘉学派同反理学、同讲功利的另一学术流派是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
陈亮（1143～1194年），字同甫，号龙川，浙江永康人。著有《龙川文集》和《龙川词》。陈亮哲学思想的核心是“物”，他认为物是真实的客观存在，而“道”则体现在具体事物之中。这种道物关系的观点，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色彩，与朱熹所主张的道在物先、理在事先的唯心主义观点相对立。陈亮和朱熹曾就“王霸义利”、“天理人欲”等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书信往来激烈辩论达3年之久。陈亮从自然人性论的观点出发，认为人欲是不可除的。无论是汉唐君主，还是三代圣贤，在生而有欲这一点上是完全相同的。他认为，在人类活动中，“义”与“利”或“天理”与“人欲”，从来就是并行的。三代以前不能没有人欲，汉唐之时不能没有天理；所谓的王道政治与霸道政治在历史上从来也是交杂并用，两者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对立。陈亮在“王霸义利”、“天理人欲”问题上的认识，是一种唯物进步的观点。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提倡注重事业功利、有补国计民生的“事功之学”，强调面向现实、改造环境，肯定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
五、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人。庆历进士。熙宁三年（1070年）拜相，积极推行新政。熙宁九年（1106年）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封荆国公。他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其哲学思想散见于《王临川文集》的《杂著》中。《洪范传》和《道德经注》（辑本）是其哲学代表作。
在王安石的哲学体系中，最高范畴是“道”，有时又称“太极”，指的是充塞宇宙的物质性的“元气”。它是世界万物产生的根源。由道分化而为阴阳，阴阳二气按照一定的规律运行不息，生成水、火、木、金、土（五行），由这五种物质元素的变化而形成万事万物。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宇宙生成论。王安石十分强调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认为“尚变者天道也”，“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无已”，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处在不停的变动之中。而万物变化的原因，则是由于事物内部存在着矛盾的对立面。他说：“盖五行之为物，……皆各有耦，推却散之，无所不通，一柔一刚，一晦一明，故有正邪，有美有恶，有丑有好，有凶有吉，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皆在是矣。耦之中又有耦焉，而万物之变遂至于无穷。其相生也，所以相继也；其相克也，所以相治也。”（《洪范传》）
王安石还提出了“新故相除”的辨证观点。他在《字说》中解释“除”字时说：“除，有阴有阳，新故相除者，天也；有处有辨，新故相除者，人也。”新故相除就是新陈代谢，这是“天”和“人”（社会）共同的变化规律。针对司马光等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复古主义，王安石依据“新故相除”的辨证观点来考察当时的社会问题，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著名口号，并将其作为政治改革的思想基础。
在人性论上，王安石主张人性无善无恶说，认为善恶是后天环境和习惯的产物。他还对孔子的“上智下愚不移”之说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智愚并非生来不可改变，所谓“不移”是就其后天的学习态度和结果而言，主观上不去改变，并非客观上不能改变。移与不移的关键在于“习”，而不在于先天的禀性。王安石承认人的天赋有所不同，但他更看重后天的调教。在《伤仲永》篇中，他记述了一个神童天赋聪颖，因后天不学而最终成为普通孩子的故事，以之说明后天的调教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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