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史概论：恢宏壮丽的文史艺术

第三节　文史艺术之恢宏壮丽

一、古典诗歌的极致：唐诗

隋唐文学，特别是唐代文学，百花盛开，争奇斗艳，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灿烂篇章。唐代文学以诗歌最为发达。诗在唐代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就，其题材之新颖、内容之广泛、篇目之众多、艺术之精粹，都是任何朝代无法比拟的。唐诗是我国古典诗歌的极致。仅清代康熙时编辑的《全唐诗》所录就有2300多位诗人的48900余首诗。后来又有补遗的《全唐诗外编》，增录唐诗2000多首。

唐代诗歌空前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时代，封建经济高度发达，都市繁荣，对外交流频繁，为诗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二是庶族地主登上政治舞台，从他们中间涌现出大批勇于革新的诗人，这些诗人突破了南朝宫体诗只重辞藻华丽、缺乏内在思想的浮靡文风，把诗歌创作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使唐诗的内容得以充实、丰富；三是唐代的进士科和制科，诗赋是考试的重要内容之一。兼之封建帝王对诗歌的提倡，这些都激起了士人对诗歌创作的热情。此外，各民族的大融合以及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也都为唐诗的发展增添了养分。

唐诗的发展一般可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

初唐的诗风承袭齐梁余绪，占统治地位的是“以综错婉媚为本”（《旧唐书·上官仪传》）的“上官体”。初唐名家有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号称“初唐四杰”。王勃，字子安，太原祁县人。著有《王子安集》；杨炯，陕西华阴人，著有《杨盈川集》；卢照邻，字升之，自号幽忧子，幽州范阳人，代表作有《长安古意》、《五悲》、《病梨树赋》等；骆宾王，婺州义乌人，著有《骆临海集》等。他们反对颓靡媚俗的“上官体”，提出重“骨气”的文学主张，并对创制七言歌行和发展五律、五绝作出了重要贡献。唐代诗风的转变由此而始。稍后的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更加锐意革新诗风。他不仅在理论上提倡“汉魏风骨”，反对齐梁之诗，而且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开创了刚健雄浑的一代新风。在陈子昂的120余首诗歌作品中，代表作有《感遇》诗38首、《蓟丘览古》7首和《登幽州台歌》等。尤其是《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更是慷慨激烈，千古传唱不绝。开元和天宝初年的王昌龄、高适、岑参，都以七言诗来描写边塞战争生活，其中岑参诗《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中“上将拥牦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中“蕃军遥见汉家营，满谷连山遍哭声。万箭干刀一夜杀，平明流血浸空城”等名句，一方面可以说是在盲目歌颂战争，另一方面也是唐初边功全盛时期，一些年轻人抱负要立功域外的社会现实的反映。高适比岑参更深刻了一层，看出在盛大的边功中，潜伏着没落的因素，看出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所以他在《燕歌行》中沉痛地说：“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鲜明地写出帝王的鹰犬将军们的丑恶面貌，与岑参之诗一味歌颂已有所不同。

盛唐诗人中有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派。山水田园诗派的诗人多描写山川秀丽之景、山野乡居之趣。如王维《渭川田家》、《积雨辋川庄作》、《送元二使安西》等篇善于营构田园意境，表达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独特感受，情韵隽永。他的《归嵩山作》中“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使至塞上》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等句，都如苏轼所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孟浩然的《过故人庄》、《夏日南亭怀辛大》、《夜归鹿门歌》等篇清疏简淡，含蓄蕴藉，情景交融，耐人寻味；他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气蒸云梦泽，波憾岳阳城”，描写洞庭湖的烟云波澜、惟妙惟肖。这一时期还产生了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诗仙”李白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圣”杜甫，他们两人被誉为“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郭沫若《在杜甫诞生12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李白（701～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出生于碎叶城（今吉尔吉斯共和国的托克马克）。幼年时随父母迁居四川彰明（今四川江汕）青莲乡，有《李白全集》30卷行世。他创造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诗风，开拓了唐诗的新境界。他的诗气势磅礴，活泼生动，热情奔放，想象丰富，手法夸张，意境深远，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对祖国壮丽河山的描述和歌颂，是李白诗歌的主要内容之一。如《将进酒》中对黄河的描写：“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望庐山瀑布》中对庐山瀑布的描写：“飞流直下三干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蜀道难》中对蜀道的描写：“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读了这些诗，自然地激起人们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之情，也激发了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另外，他的诗还表现了对权贵的反抗精神，发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呼喊。李白的诗一直为人们传诵不衰，杜甫说他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杜甫（712～770年），字子美，因做过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河南巩县人。杜甫是我国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经历了安史之乱，一生在颠沛流离和贫困之中度过，深刻地感受到了统治阶级的腐败和人民生活的痛苦。他的诗歌反映了唐由盛转衰时期复杂的社会矛盾。他的《兵车行》、《丽人行》等光辉诗篇，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与奢侈，他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句，表达了对人民苦难生活的同情。安史之乱后，他在长期漂泊的生活中写出了著名的诗作《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深刻地刻画了当时广大百姓在沉重的兵役徭役下水深火热的生活。杜诗沉郁浑厚，感情真挚，语言精练，叙事严谨，诗篇大多是现实社会的真实反映，充满了人民性，是“诗史”。

中唐的著名诗人，最早有“大历十才子”。“大历”系唐代宗年号，“十才子”指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李端等。其诗歌成就虽前不及李、杜，后不如白居易，但仍有不少名篇佳句被人们传诵不绝。特别是韩翃《寒食》诗：“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落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号称千秋绝唱。

中唐时期风格独具、影响最大的诗人是白居易。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生于河南新郑。他是杜甫之后我国又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主张写诗作文都要接触时事，反映现实生活，要求“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反对那种追求艳丽文风和言之无物的空洞文风。他的诗歌音韵优美，语言质朴平易，明快流畅。他一方面把诗歌作为批判黑暗政治、揭露统治阶级罪恶的武器，同时也用诗歌来表达他对人民的深刻同情。他的《新乐府》50首和《秦中吟》10首，就是这类诗歌的代表作。他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和《琵琶行》，既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也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他一生创作了很多诗，流传下来的就有2800多首。

中唐时期著名的诗人还有韩愈，其诗追求奇崛险怪，着意用奇字怪句，作品有散文化的倾向，如《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山石》、《南山诗》等篇，格局恢宏，章法灵活，充分显示了他的古文修养。韩诗对诗风的革新，对当时以及后学有深刻的影响。孟郊（字东野，湖州武康人），作品意境萧索悲凉，读来使人有一种净化的美感。代表作有《织妇辞》、《苦寒吟》、《巫山曲》等。韩愈、孟郊在文学史上被称为“韩孟学派”。中唐时期与孟郊同以“苦吟”著称的诗人是贾岛（字浪仙，范阳人）。贾岛诗多写幽僻冷寂之趣，代表作有《剑客》等，后人有“郊寒岛瘦”之说。刘禹锡，诗篇多怀古之作，意境壮阔，气韵雄浑。代表作有《昏镜词》、《竹枝词》、《西塞山怀古》等。柳宗元，作品以描写山水见长，诗意清朗疏淡，寄寓了作者的幽愤心情。代表作有《江雪》、《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等。李贺（字长吉，河南福昌人），作品构思奇特，意境怪诞，变化莫测，内容多为感慨人生、抒发愤惋、描写儿女闲情，充满了出人意表的想象和浪漫情调。代表作有《金铜仙人辞汉歌》、《公莫舞歌》、《梦天》、《湖中曲》等。这些名家为这一时期的诗坛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晚唐时期的诗歌具有浓郁的感伤韵味。前期诗人以杜牧、李商隐为代表。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人）的诗以感时伤世之作居多，如《感怀》、《郡斋独酌》、《泊秦淮》、《江南春》等。其中“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是抚时感事千古一歌。他的一些抒情写景小诗情思绵绵，意蕴含蓄，清俊生动，艺术造诣很高。杜牧之诗在晚唐诗坛地位较高，后人称杜甫为“老杜”，而称杜牧为“小杜”。李商隐（字义山，怀州河内人）是晚唐诗坛中又一位公认的领袖人物。其诗文字、音节高度和谐，是诗歌形式美的典范。他写了大量的咏史诗，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在李诗中，最反映其风格的作品是以《无题》和个别词汇作为题目的爱情诗。这些诗作凄凉伤感，和谐婉转，对仗工整，词藻华丽，刻画了生动优美的形象，传达出深刻真挚的情感。李商隐还有不少写景咏物诗，也是别具一格。

后期诗人以皮日休、杜荀鹤、陆龟蒙为代表，他们继承了白居易诗歌的传统，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反映社会现实，锋芒锐利，语言平易，如《橡媪叹》、《山中寡妇》、《村中晚望》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二、从拘谨到酣放：古文运动

唐朝初年，齐梁以来盛行的骈体文继续流行，初唐四杰就是著名的骈体作家。骈体文要求四六对偶，追求声律、词藻、用典，文风縻縻、形式僵化、内容空洞，已成为表达思想的障碍，不能反映丰富的现实生活。于是，唐代一些文学家发动了古文运动。古文是指先秦、西汉的散文，唐人称为古文。古文运动是指中唐时期以韩愈、柳宗元为主将，在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等方面进行的一次改革运动。它打着“复古”的旗号，名义上是要恢复先秦西汉的散文体，实际上是要在继承古代散文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反对骈体文的空虚无聊和浮华艳丽，创造一种自由、质朴、实用、注重内容的新散文体，从而使文体更适合于反映现实，表达思想。

古文运动的先驱是唐初的陈子昂，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曾指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晋、宋、齐、梁“采丽竞繁”、“逶迤颓靡，风雅不作”的文体和文风诸弊丛集，应当恢复《诗经》风雅和汉魏古文的传统。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主将，他提倡继承古文的优良传统，认为学习古人应该“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他提出了“文以载道”的口号和“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视，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的标准与要求，也即是说形式要为内容服务，艺术性要为思想性服务。他强调文章要有创造性，反对陈词滥调，应做到“惟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韩愈按照自己的文体改革理论写了300多篇优秀的散文。这些散文感情真挚，气势雄健，言之有物，语言流畅，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本人也因之而居唐宋“八大家”之首。

柳宗元是古文运动的另一位干将，他写了400多篇散文，造诣很高。他的议论文如《元说》、《封建论》等，结构严密，笔锋犀利，宣传无神论，抨击唯心史观，极具思想性；他的记事散文《捕蛇者说》和寓言小品《黔之驴》，寓理深刻，精练动人；山水游记《永州八记》，高洁凄清，寓意深沉，在描绘自然景物的同时，渗透着自己对现实对人生痛苦的感受和抑郁的情怀。韩愈曾赞赏柳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司马迁）。”

唐代古文运动一扫六朝绚丽萎靡的文风，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散文家，直接开导了北宋的文学革新运动，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雅俗共赏：传奇的兴起

中国小说发展到唐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唐代小说又称传奇，传奇的兴起是唐代文学的又一成就。唐代传奇源于六朝的志怪小说，但比志怪小说具有更丰富的社会内容，它的主人翁已由神怪变成了现实生活中的人。中唐以后，传奇创作进入全盛时期，一方面是由于古文运动的开展，给传奇的创作提供了表现力较强的文体；诗歌的繁荣，又在语言、意境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另一方面是由于经济的发达，都市的繁荣，使得人们对文化生活提出了新的要求。综合传奇的内容，按题材可分为五类：别传类，如《迷楼记》、《长恨歌传》、《李正公别传》等；剑侠类，如《虬髯客传》、《红线传》等；爱情类，如《莺莺传》、《霍小玉传》、《李娃传》等；神怪类，如《柳毅传》、《东城父老传》、《周秦纪行》、《东阳夜怪录》等；寓言类，如《南柯记》、《枕中记》等。

唐代传奇小说在语言、结构情节和人物塑造各个方面都有新发展。《枕中记》和《南柯太守传》是两篇主题相同、艺术表现手法也十分相似的作品。前篇的作者沈既济，小说写卢生在邯郸道旅舍中遇道士吕翁，黄粱一梦的故事。后篇的作者李公佐，写淳于棼因酒醉卧，在屋旁的蚂蚁窝中梦为高官的故事。两篇小说通过梦幻而实写人生，宣扬富贵如烟的出世思想，反映了士人醉心功名利禄的心态。《莺莺传》是一篇爱情题材的作品，作者元稹。小说写的是张生和大家闺秀莺莺恋爱，最后又把她遗弃的故事。这些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情致委婉，情节曲折，人物性格鲜明，反映了深刻的社会内容，是唐代传奇小说中成就最高的部分。

唐代传奇小说对后世文学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提出了反对封建压迫、要求爱情自由的思想主题，创造了许多生动美丽的人物和故事，成为元明清三代小说戏剧家创作汲取的源泉。如清洪升的《长生殿》取材于《长恨歌传》；元王实甫的《西厢记》由《莺莺传》改编而来。白话小说也受到了唐代传奇小说的影响，如《初刻拍案惊奇》中的《李公佐巧解梦中言，谢小娥智擒船山盗》取材于《谢小娥传》；《醒世恒言》中的《杜子春三入长安》则取材于《续玄怪录》中的《杜子春》。唐代传奇小说因具有严谨完整的结构、曲折动人的故事、性格鲜明的人物以及表现出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四、开风气之先：唐代的史学

隋唐时期的史学有了重大的发展，一是官修史书制度的确立，二是史学著作中有了新的创作体裁，如史评、政书、典章制度史等。

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修史。隋唐以前，史书大多是私家著作，一些著名的史书如《史记》、《汉书》等均出于私人之手。尽管自《三国志》以后，也有部分著作乃是奉帝王之命所修，如魏收的《魏书》等，但官修史书并未成制度。隋唐时，统治者为加强对修史的控制，逐步建立了官修史书的制度。隋文帝曾下令禁止私人修撰史书，“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隋书·高祖纪》）禁绝私修史书，充分表明隋朝统治者已深知修史的重要性，因而将史书的编纂权控制在政府手中，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一措施，为唐代实行官修史书制度创造了条件。

入唐以后，唐太宗于禁中设置史馆，调派史官专修前代和本朝历史，并令宰相担任监修。从此官修正史和宰相监修成为历朝修史的定制。史书编撰工作上的这一转变，反映了封建统治者更加重视总结统治经验，加强思想控制。唐代以后，由于各朝沿袭了修史制度，使我国保存了较为完整的史料。

唐代设馆修史取得了很大成绩，二十四史中，唐朝编撰的就有8部。这8部史书是：房玄龄、褚遂良的《晋书》130卷，姚思廉的《梁书》56卷、《陈书》36卷，李百药的《北齐书》50卷，令狐德棻的《北周书》50卷，魏征、颜师古、孔颖达的《隋书》85卷，还有经唐政府批准由李延寿独自编写的《南史》和《北史》。鉴于梁、陈、北齐、周、隋五史没有《志》，唐高宗时又编修了《五代史志》，这就是现在《隋书》中的《志》。

除官修正史之外，唐代还出现了多部杰出的史学名著。

《史通》20卷，刘知几著。西汉魏晋以来，史家辈出，各种体裁的史书不断涌现，史学思想不断发展，到隋唐时我国史学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与此同时，史学领域也有不少问题急需从理论上加以总结。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史评类专著《史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问世的。

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江苏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出生于官僚家庭，17岁时已经读了诸史，20岁考中进士。武周长安二年（702年）刘知几开始担任史官，但是在监修官控制下，难以按照自己的见解撰史，且常遭讥笑和排挤，“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卷十《自叙》）中宗景龙四年（710年），他终于写成了《史通》这部辉煌的史学著作。刘知几一生著述宏富，但大多不传。《史通》是其著述中惟一流传至今而又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该书对以往的史学著作，从体例、史料、文字到人物评价、史事记述，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批判，提出独特的见解和主张，形成了别具才识的史学理论。这实际上是对唐以前的史学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总结。

刘知几认为，史家治史的宗旨，不仅仅要区分善恶、劝善惩恶，而更应提高到“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的高度，强调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这种理论在当时以及后来的史学发展中，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他在《史通》中对“五经”和“先圣”的历史研究态度、编纂史书的原则以及其他学术理论问题都提出了批评，并对两汉以来经学渗透史学的现象作了较为系统的清理。(www.xing528.com)

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了自己的史学主张。他认为史学家应“才”、“学”、“识”兼备，“才”是指写作表达能力，“学”指渊博的历史知识，“识”是对历史问题的见解。他认为只有三者结合，尤其是具备“识”，才能写出有价值的历史著作。他批驳了历代史书对古代圣贤的美化，强调写史要“直笔”，就是“不掩恶”、“不虚美”。他反对史家阿世取容，挟私受贿，主张“仗令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史通·直书》）他还主张写史要占有大量史料，兼取各家之长，不囿于一家之见。

《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著作，是我国古代史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文献。该书的史学理论体系，奠定了我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基础，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通典》200卷，杜佑著。杜佑（735～812年），字君卿，京兆百年（今陕西长安县）人。出身于累世官宦之家，18岁人仕，居官60年，任职遍历刑、工、户及度支各部，又曾任淮南节度使、宰相等职，因此对于政治、经济等典章制度相当熟悉。同时，杜佑为官的数十年，正是唐王朝经“安史之乱”后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开始走下坡路的时期。为解决大唐帝国的政治经济危机，从历代治乱兴衰的演变中寻求富国安民的方略，杜佑集中整理了与民生利弊、国家兴废有密切联系的历代典章制度，研究其沿革废置，探讨其利弊得失，“为来今龟镜”，写成此煌煌巨著。另外，从史学本身的发展来看，因纪传体史书中《书》、《志》的局限性，无法反映出历代典章制度演变的轨迹，所以迫切需要有典章制度的通史问世。杜佑《通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

《通典》是一部专门叙述历代典章制度沿革变迁的著作，所记内容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年间，肃宗、代宗以后的沿革变迁也附载于注中。全书共200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各门再分子目。比如《食货典》里就分为《田制》、《水利田》、《屯田》、《乡党》、《赋税》、《钱币》、《漕运》等16个子目。书中除《兵典》以外的每一制度皆条贯古今，溯源明流，通其原委。《通典》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史料，而且开创了政治、经济、礼乐、刑法等典章制度分类专史的先例，从而创立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政书体。后来的《三通》、《九通》、《十通》以及各种会要、会典的编撰，都是在它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这充分说明了《通典》对我国古代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杜佑在《通典》中不仅列入前人的有关议论，而且还以说、议、评、论等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在篇目安排的次序上，也与以往正史诸志不同。杜佑认为：“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通典·食货典序》）因此，《通典》一反史家通常以礼乐、天文等类置于志首的做法，列食货为第一位，而食货又以田制为先，突出了经济对于历史发展的重要性，反映了作者的卓识。但《通典》大讲礼教，礼一门占了全书的一半，这也说明了他写史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礼教，巩固封建统治。

《元和郡县图志》40卷，李吉甫著。李吉甫（758～814年），字弘宪，赵郡（今河北赵县）人，曾任太常博士、忠州等地刺史。宪宗即位后，由考功郎中升为中书舍人，参与策划讨平剑南节度副使刘辟的叛乱。元和二年（807年），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再次策划讨平镇河节度使李琦的叛乱。在一年多时间里，改换了36个藩镇，以削弱藩镇势力。后又转任淮南节度使，在高邮筑富人、固本二塘，灌溉田地近万顷，政绩不俗。元和六年，李吉甫再任宰相，裁减冗官800人，吏员1400人，并迫使魏博节度使田兴（即田弘正）听命朝廷。在唐朝历史上，李吉甫是著名的主张削藩的宰相。《元和郡县图志》即是为了配合当时政治、军事斗争形势的需要而作。因此，李吉甫很注意叙述攻守要害之地，详加注册。他还认为淮西内地与河溯一带不同，宜因时攻取，并绘淮西地图，但未及进呈而卒。

《元和郡县图志》是我国现存最早而又比较完整的全国性历史地理著作。它记述了各郡县的户口、物产、山川古迹、地理沿革等内容，是研究唐代历史和地理的重要著作。尤其是它分别记载了诸郡在开元和元和时的户口数，参照互读，对了解唐代前后户口的变动和社会状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所记载的州郡建制沿革、户口数、山川位置以及重要关、亭、寨、障和祠庙等，比《新唐书》、《旧唐书》相关部分详细得多。它首次创设每州州境的“四至”及“八到”，对了解各地的面积和当时的交通状况，都有重大意义。原书各镇篇首的地图在宋朝时已经佚失，因此后人又称此书为《元和郡县志》。

《蛮书》10卷，唐懿宗时樊绰著。咸通三年（862年）樊绰充任唐安南经略使蔡袭幕僚，亲身经历南方，对南诏情况进行了研究，并参照前人著作写成此书。它系统地记载了当时云南地区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山川地理和风土人情等，是研究云南各民族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但由于作者的阶级局限和民族偏见，书中对云南少数民族的某些记载有失偏颇。近人向达有《蛮书校注》，可资参考。

《元和郡县图志》和《蛮书》是唐代史学中有关历史地理研究的最主要代表作。

五、极尽妍美：唐人书法

隋唐书法在我国书法史上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时期，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不仅名家辈出，而且有许多创新，书体繁多。

隋代的书法，继承了晋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的传统，代表人物有智永和尚。智永系王羲之七世孙，能作各体书，尤擅真、草。他以“永”字为例总结了历代书法的用笔技巧，是谓“永字八法”。智永好写《千字文》，相传曾写有八百通。因时代久远，传世的只有宋人临摹在陕西勒石的所谓《陕本千字文》。本世纪初日本京都小川为次郎家藏唐写本真草《二体千字文》，被认为系智永真迹。该写本在国内原版重印时题为《智永千字文》。智永在书法史上被称为“永禅师”，是我国书法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承前启后人物。

唐朝重视书法。唐翰林院有诗书学士，国子监有书学博士，科举考试有书科，吏选以书判定选。书法成为士人进身的途径之一，加上帝王的大力提倡，所以唐人习书法的很多，这就促进了书法的发展。

初唐盛行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的书法，唐太宗酷爱王羲之的书法，称誉他的书法“尽善尽美”、“玩之不觉为倦”。唐初著名的书法家有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合称“唐初四大家”。虞世南的书法雍容华贵，尤其是楷书遒美凝练，劲力内蕴，张弛有度，为历代书法家所推崇。欧阳询书法初学右军，后吸收碑体的峭拔，自成一家。书界称之为“欧体”，并形容其如“快马砍阵”、“老吏断狱”。褚遂良书法融合欧、虞，用笔注重虚实变化，清人包世臣赞其字如“孔雀皈佛，花散金屏”。

盛唐时，书法名家颜真卿打破了王体的娇媚，把篆、隶、行、楷四种笔法结合起来，创造了方正敦厚、沉着雄浑的新书体，人称“颜体”，对后世影响颇大。传世之作有《多宝塔碑》、《颜世家庙碑》等。这一时期书法名家还有张旭、怀素。张旭，字伯高，吴（今江苏苏州）人。精通书法，尤其草书纵逸灵劲，号称“草圣”。相传他经常醉后呼号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传世作品有草书《古诗四帖》。怀素，字藏真，长沙（今属湖南）人，以体势连绵、风神潇洒的草书独步天下，有《自叙帖》传世，为书法中的珍品。

唐后期的书法大家是柳公权，以楷书见长。他吸取欧、颜之长，汇合古今诸家笔法之萃，体势劲媚，自成一家，称为“柳体”。柳体字谨严而又有开阔疏朗的神致，代表作有《玄秘塔碑》、《李晟碑》等。柳公权的书法与颜真卿齐名，人称“颜筋柳骨”。

唐代书法的成就还表现在对书法理论的研究方面。著名草书家和书法理论家孙过庭撰有《书谱》，对书法艺术的渊源、派别和书法名家作了精辟的评价，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名著。

六、盛大而灿烂：绘画、雕塑、音乐、舞蹈

隋唐五代的艺术，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先前固有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大量吸收了边疆少数民族以及当时域外的艺术成果，融合发展而形成这个时期辉煌的艺术成就。

隋唐时期的绘画，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是中国绘画史上继往开来的重要阶段。

隋朝的著名画家有展子虔、董伯仁、杨契丹、郑法士、尉迟跋质（大尉迟）和其子尉迟乙僧（小尉迟）等。隋朝的绘画仍以宗教人物为主，但山水画已有了独立发展的倾向。展子虔擅长画台阁人马，“写江山远近之势尤工，故咫尺有千里之趣”，（《宣和画谱》卷一）他的惟一传世作品《游春图》，山水占了重要的地位，被后人认为是山水画的始祖。郑法士、杨契丹、董伯仁均擅长画佛像、人物和楼阁，被时人称为“三绝”。西域人尉迟跋质、尉迟乙僧父子均是隋朝有名的画家。他们所用的“凹凸法”的绘画手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唐朝的吴道子就深受这种画法的影响。

唐代的绘画成就更大，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画家和杰出的美术作品。据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统计，从传说中的轩辕时起，到唐武宗会昌止，名画家有373人，而唐代就占了207人。唐代画家有姓名可考的，约有400人。

初唐绘画名家有阎立德和阎立本兄弟。他们以宗教画和政治人物画见长。阎立本一生画作很多，但传世作品只有《历代帝王图》和《步辇图》等。《历代帝王图》画了从西汉到隋代的13位帝王，个性鲜明，栩栩如生，显示了阎立本以简练的笔法传神写照的杰出本领。《步辇图》描绘了唐太宗接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遣来迎娶文成公主入藏的使臣的情景，形象逼真，刻画细致，是一幅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作品，今存有宋代摹本。

唐代最杰出的画家是吴道子（又名吴道玄）。吴道子曾从草书大家张旭学笔法，将草书的笔法融于人物画之中，所画人物的衣裙线条飘逸，自然奔放，被誉为“吴带当风”。在画法技巧上，吴道子在传统的兰叶描和西域的铁线描之外，创造出一种莼菜条的笔法。他还在梁朝张僧繇用的晕染法（即凹凸法）的基础上，于焦墨痕中，别施彩色，微分深浅，使画富有立体感。他一生作画很多，但存世较少。苏东坡在《书墨道子画后》说：“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吴道子的画，代表了古代绘画史上的重大成就，后人称誉他为“画圣”，民间画工也尊其为“祖师”。吴道子之后，唐代著名的人物画家还有擅长仕女图的张萱和周昉。张萱的仕女画，人物形象曲眉高髻，丰颐健体，仪态雍容，线条工整而不繁琐，色彩浓丽而不俗艳，反映了盛唐气象。今传《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系宋代摹本。周昉的仕女画，色彩柔丽，神态逼真。传世作品有《簪花仕女图》、《纨扇仕女图》，描绘了贵族妇女闲逸的生活情景。

盛唐时期，吴道子、李思训、李昭道、王维等一批大家的努力，使山水画正式成为一种独立的画科。李思训、李昭道父子都擅画山水，强调勾画山石形状，树木多双钩填色，亦时以金银复勾，画面金碧辉煌，是山水画北派之祖。诗人王维首创水墨山水画，以清淡的水墨渲染画面，创水墨写意文人画。苏东坡称赞他的画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卷五）后世称之为“文人画”，为山水画南派之祖，对唐以后的山水画创作影响甚深。

花鸟畜兽入画在唐代也十分流行。如薛稷画鹤，曹霸、韩于画马，韩滉、戴嵩画牛等。

壁画是隋唐绘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唐代的宗教壁画遍布于当时的长安、洛阳、敦煌等地的寺庙、宫殿、石窟中。这些壁画，是众多无名艺术家的杰出创作。敦煌莫高窟壁画，是世界艺术的宝库。在现存的492个洞窟中，隋代开凿的有95窟，唐代开凿的有213窟。隋唐壁画数量多，内容丰富，壁画的题材主要是反映佛经故事和神话传说，也有不少反映现实生活的内容，如农耕、捕鱼、狩猎、营造等，带有明显的世俗化倾向。

隋唐的雕塑主要包括石窟寺院造像、陵寝前的石雕和墓葬中的俑器三种，其他还有碑碣、经幢上的浮雕等，其中以石雕和泥塑成就最为突出。

敦煌莫高窟的佛塑，其艺术之精，举世闻名。敦煌的隋代佛塑体现了北朝雕塑向唐朝过渡的特色，即变清秀瘦削为雍容厚重。而唐代的佛塑则摆脱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具有汉民族的特色，造型温和、慈祥、庄严、丰满。

在石雕方面，唐太宗墓前的昭陵六骏，是著名的高浮雕石刻，每匹马神态各异，生动逼真；四川乐山的石雕大佛，高达71米，雄伟自然，是我国最大的石佛像；洛阳龙门奉先寺的卢舍那佛像，通高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宏伟壮观；甘肃永靖炳灵寺第80号窟北面的文殊像，刻画细腻，庄重和活泼结合，富丽和朴厚兼具，气韵生动。这些都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杰作。

隋唐陶佣以唐代的三彩陶俑最为精美。人物俑有单像、群像，塑工们利用手势、动作、面部表情以及服饰等，刻画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感情，造型生动。动物俑以马和骆驼为最多，形态逼真，制作也很精美。这些也是享誉世界的艺术精品。

唐代最著名的雕塑家是杨惠之，他曾与吴道子一起学画，因耻居吴道子之下而专事雕塑，后来终于成为天下第一雕塑名家，被誉为“塑圣”。据说他曾经在长安为名伶留盃亭塑像，长安人看到它的后背，就能辨识出来是谁，（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可见杨惠之雕塑技艺的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