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冲突与交流：中国传统文化史

第七节　文化的冲突与交流

一、胡汉文化的冲突和交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民族迁移的高潮时期，周边少数民族纷纷内迁。活跃在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有匈奴、鲜卑、氐、羌、羯、柔然、乌桓、敕勒、吐谷浑、高丽、奚、室韦等。其中前5个民族先后在这一时期建立了20多个政权，相互之间以及与汉族都有较多或十分密切的来往。被称作“胡”的这些少数民族和汉族就在中原辽阔的大地上展开了双向的碰撞与交融。汉族是中原政权的建立者，经过长期的发展，封建经济和文化都已相当发达，典章制度比较齐全完善，而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比较落后。因此，汉文化对胡文化一直怀有贬低和排斥心态。称少数民族为“夷蛮”，认为少数民族“非我族类”，主张“内诸夏而外夷狄”。（西晋江统《徙戎论》）同样，当披发左衽的胡人骑马而来时，面对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他们一时也难以适应，感觉异常陌生和慌张。他们敌视汉人，蔑称汉人为“汉狗”、“汉贼”，自卑心理使他们实行抑汉尊胡。北魏拓跋焘甚至杀害了崇尚汉文化以至于言语衣着皆类似汉族的胡人贺狄干。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但这些激烈的冲突毕竟是暂时的，胡文化与汉文化的大趋势是一致的，那就是融合，共同发展与进步。

各族与汉族的融合，走的是“自然同化”的道路，但也有些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有意识地采取推进汉化的措施。前秦（氐族贵族所建）皇帝苻坚和北魏（鲜卑贵族所建）孝文帝拓拔宏是这一发明的典型代表。苻坚重用汉族士人王猛，制定“治乱邦以法”的基本国策，加快汉化步伐。经济上劝农耕桑，通关市，通渠引渎，在民族政策上坚持和戎之术等。更重要的是立太学，不仅把氐族子弟送进去学习，还把被征服的拓拔族的代王送进太学学汉人文化，自己以“中国以学养性”自居，视漠北人落后，只堪为将。他对太学的重视也是少有的。每月亲临太学亲试诸生，品其高低，有时提问五经中的问题，博士多不能答。他还令四军将士授学，甚至要后宫学经，选阉人、女奴中的聪识者皆由博士授经，苻坚征隐士为国子祭酒，并选拔聪明有才识的阉人当博士，成为中国古代办学史上的佳话。北魏孝文帝更主动自觉地推进汉化，他的第一个汉化措施就是把北魏的都城从平城迁到中原文化的中心地洛阳。随后，改官制、禁胡服、断北语、改姓氏、定族姓等一系列强行改变原来风俗习惯的措施和法令的出台，加速了鲜卑族的封建化速度，促进了以鲜卑族为中心的北方各族的封建化进程。

在胡文化汉化的同时，汉文化也深受胡文化的影响，吸纳其内容。在生活习俗和文化艺术方面，汉人接受并使用了多种胡物，例如胡帽、胡衫、胡靴等胡服；胡饼、胡椒、羌煮、胡羹等胡食；胡笳、羌笛、琵琶等胡人乐器。在婚姻方面，汉人引进来一些胡人的婚姻习俗，风气变得比以前开放，妇女地位也有所提高。这一切都是胡汉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结果。

在这时期的民族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中，曾涌现出一些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冼夫人即是其中一例。她是俚族的女英雄。她维护统一的思想在少数民族中是绝无仅有的。《隋书·谯国夫人传》记载，冼夫人为高凉冼氏之女，“世为南越首领，跨拒山洞，部落十余万家”。后嫁于高凉太守冯宝。她维护各族友好关系的愿望，很早便有所表现。她做了大量规劝工作，使其兄、其夫归顺朝廷，使岭南稳定发展，并加强了各族的友好关系。以后在侯景之乱中维护统一，拒不反叛。历梁、陈、隋三代维护国家统一之心不变，为俚族等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作出了贡献。

二、与大秦、中西亚各国的文化交流

大秦（罗马帝国）早在两汉时期就与中国建立了联系。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不仅通过丝绸之路，并开始经由海路来中国。公元226年，大秦商人秦伦由海路到达建业（今广州），受到了孙权的接见，成为第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姓名的大秦人。西晋、前凉、东晋、北魏时，大秦都曾遣使来访。

魏晋南北朝时期，波斯（伊朗）、康居、大宛、大月氏等国均保持着同中国的友好交往，不断有使者和商人前来。据记载，在曹魏、后赵、前秦和北魏时，大宛曾10次遣使来访。公元455年，波斯萨珊王朝遣使来华，到西魏恭帝二年（555年）的100年间，共遣使15次。在中西亚各国使者源源而来时，中国使者也多次前往这些国家。北魏高徽两次出使吠哒，韩羊皮曾出使波斯等国。

随着频繁的使臣往来，大秦等国的火浣布（石棉布）、水银、琉璃、药材和汗血马、玻璃制造术、石雕绘画艺术等输入中国，中国的丝绸、铜器等也传到大秦、波斯等国。公元6世纪末，中国的养蚕术通过波斯传入大秦，为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www.xing528.com)

三、与南亚、东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

三国之后，海路的开通加强了中国同南亚各国的联系。而且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与南亚之间以佛教为内容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十六国魏晋时期，僧侣往来不断，据不完全统计，印度等国的僧侣来中国传教译经的有70多人。不仅印度等国的僧人来华传经，中国亦有大批僧人西行求法。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僧人西行的高潮时期。当时前往印度等国取经的僧侣有近90人。他们有的只身前去，有的结伴而行，为中国与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法显。

法显是后秦人，3岁出家，一心向佛。公元399年，当时已经年过花甲的他从京城长安出发，先后约得同伴9人，西行取经。他历经艰难险阻，越过葱岭，经过今天的阿富汗，终于到达了印度。他的足迹遍布印度各地，曾到过释迦牟尼诞生地迦为罗卫城（尼泊尔境内），在回国途中又经过狮子国（斯里兰卡）和耶婆提国（印尼苏门答腊）。途经狮子国时，九死一生，船遭遇大风漏水，飘荡至耶婆提国，在那里停留了5个月才得以搭乘商船向广州进发。3个月后，当他孤身一人抵达青州时已经是东晋义熙八年（412年）。在他西行取经的13年中，他游历了包括西域6国、天竺21国、狮子国和耶婆提国在内的29个国家。不仅带回了大量中国没有的佛教经典，还写了《佛国记》（即《高僧法显传》），记述了中亚、印度、南海诸国的地理、历史及风土人情，是研究这一地区的重要文献。他对促进中国同印度、尼泊尔等国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一直都比较密切，魏晋南北朝时期依然保持着频繁的来往。据记载，这时期，扶南（今柬埔寨）遣使来中国就有30来次，林邑（今越南）与中国的联系也进一步加强。三国时，林邑国曾派使者赠送吴主金指杯，两晋南朝时又先后24次派遣使臣访问洛阳和建康。林邑的交趾是中国同西方、南海诸国商使往来的常经之路。公元245～250年间，孙吴也曾派遣中郎康泰和宣化从事朱应出使林邑、扶南等国。回国后，康泰著《外国传》，朱应著《扶南传》，分别记叙了这些国家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等实际情况。此外，南朝时，狼牙修国（今马来半岛北部）、盘盘（金泰国南部）、婆利国（今印尼巴厘岛）等也先后多次来访。

经过长期往来，中国的制酒、养蚕术传到老挝。中国的灌溉用具水车、建筑、造纸、纺织等技术传到越南，并得到推广。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和生活习惯也传到越南，那里的人学习汉文，阅读儒家经典，过上巳节、盂兰盆会等节日。越南的琉璃制造术，这时也传到我国，使我国的琉璃制造术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新的提高。

四、与朝鲜、日本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朝鲜半岛分为北边的高句丽、西边的百济、东边的新罗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同中国都保持着频繁而密切的联系，为彼此文化的交流创造了良好条件。南朝的宋、梁政府应百济的请求，曾送去《林》、《式占》和《元嘉历》等书，并将讲授《诗经》、《礼纪》的博士与工匠、画师等也赠给百济。中国的五经、《史记》、《汉书》、《三国志》、《晋阳秋》等儒家经典、史学和文学著作以及医药、历法等相继传入朝鲜，并且深受这三个国家文学之士的喜爱。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下，朝鲜的语言吸收了不少汉语词汇，很多人还能用汉语写作。中国的琴、瑟、筝等乐器也传入三国。与此同时，善歌善舞的朝鲜人民所创作的《箜篌引》乐曲和新罗的咖倻琴等乐器也传入我国，大大丰富了我国的文化艺术。北周曾把高句丽、百济乐列入乐部，称为“国伎”。

三国以后，中日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魏景初二年（238年），邪马台倭国女王卑弥呼派遣使者难升米和朱市牛利来洛阳朝献。自此之后的10年间，两国使者往返就有6次之多。东晋南朝时期，日本大和国先后12次派遣使者来中国访问，和中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来往与交流。

这一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将中国先进的科技文化传到日本。公元4世纪时，不少中国纺织工，养蚕和缫丝能手，制作陶瓷、缝衣的工匠以及厨师等移居日本，带去了中国先进的制陶、烧瓷、纺织、铜镜铸造等技术。除了当时的先进科技之外，中国的儒学、佛教也东传到日本。中国的《论语》、《千字文》由百济人王仁带入日本，日本人开始使用汉字；百济人段杨尔把中国的五经传入日本。在儒学的影响下，日本人开始把仁、义、礼、智、信作为德智的最高标准。梁武帝时，司马达把印度的佛教传到日本，使佛教在日本逐渐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