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式选择的多样性-《中国传统文化史概论》

第六节　生活方式的多样性选择

一、丰富精致的饮食

饮食是历代人生存和生活的必需，亦是社会发展的前提。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地域和民族的差异，饮食呈现多样化特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及民族的交融，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浓厚的胡汉杂糅色彩。这一时期，中国饮食原料丰富，品种花样繁多。这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有密切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面食更加普及。当时人们依照秦汉旧俗，称所有面食为“饼”，其中用蒸笼蒸的面食叫“蒸饼”，用水煮和油炸的叫“汤饼”，用火烘烤烙制的叫“炉饼”。当时人们还掌握了面粉发酵技术，做出了“起面饼”。这时的面食品种更为丰富，据晋人束皙在《饼赋》中记载，当时新出的面食有安乾、狗舌、剑带、案盛等等。蒸饼的形状也在不断改进，有扁平逐渐变成圆形，叫“馒头”。提起馒头，它的发明还极具戏剧性。据说诸葛亮南征孟获时，有人告诉他蛮人有种习俗，在打仗前要杀人用人头祭神，否则就得不到神灵的庇护。诸葛亮不愿草菅人命，就以猪肉和羊肉为馅，做成蛮人人头的样子来祭神。祭神之后，人们在享用祭品时发现它非常美味，就给它取名叫“蛮首”，后来演变成“馒头”。不过当时的馒头是有馅的包子，之后才改成无馅的。魏晋时汉人特别喜爱的一种面食是胡饼。其制作方法与今日之烧饼完全相同，在经炉火烘烤之前，先往上撒些胡麻（芝麻），即成胡饼。胡饼的出现不仅是面食的进步，更是民族交流的结果。

相对面食而言，菜肴更能够体现中华饮食文化的风格。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现今丰富多彩的菜系蕴蓄和积累时期。现代中国菜肴的九大主味：酸、甜、苦、辣、咸、鲜、香、麻、淡都已基本具备。当时所用的调味品主要是葱、姜、梅、饴、蜜“五味”。人们用这些调料将百果千蔬和各种禽兽鱼鳖烹制成美味佳肴。当时也有一些生食的菜肴，比如脍、脯腊以及各种腌菜。脍是一种切得又薄又细的生肉，以鱼为原料的称为“鲊”；脯腊是经过风干处理的各类咸干肉。这些都不用烹熟，加入调料后直接食用即可。当时还出现了一些极具民族融合特色的菜肴，例如“羌煮貊炙”。羌煮是仿照羌人将精选的鹿肉煮熟后切成块，蘸着各种调料和成的浓汁吃。貊炙是貊人发明的一种烤乳猪，色泽鲜丽，汁多肉润，是上等美味。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饮品主要是酒、酪浆和茶。酒是饮品中的上等佳品，上至帝王显贵，下至平民百姓，大都喜好之。贵族名士更是嗜酒成风。官方和民间酿酒业兴盛，各地都有一些比较著名的酒，如荆楚的菊花酒，巴东的巴乡酒等。酪浆原是胡人的饮料，这时已成为汉人的日常饮品。茶原产于中国南方，在三国两晋时已相当流行。当时人们的饮茶方法是先将预制的茶饼捣碎放入瓷碗，然后用滚水冲泡，并加葱、姜、桔子调味。东晋南朝时，饮茶之风已经在南方的上层人物中成为一种嗜好，茶果成为士大夫招待客人的必备物品。

二、多姿多彩的服饰

三国西晋时的服饰基本上与东汉相同。只是从东晋开始，由于日益腐朽的士族地主追求所谓的风流放达，使本来就比较肥大的衣服博大得更为夸张。《晋书·五行志》所谓“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放”，描写的便是这种风气。到南朝宋时，甚至发展到“一袖之大，足断为两；一裾之长，可分为二”的地步。宽大是当时服饰的主要特征。

魏晋南北朝时衣服可分为元服（头衣）、体衣和足衣三种。元服有冠、冕、巾、幞等。冠是先秦时期成年男子常戴的元服，一直通行到南朝。冠又有小冠和大冠之分，小冠一般为中空，用簪子由后贯入，把小冠和发髻固定，是由汉代的平巾帻发展而来的。巾子在汉以前本为庶民所戴，直到东汉末和魏晋时，由于一些名士开始使用，因而得以流行。三国时一些军事将领如袁绍等就曾佩戴巾子指挥作战，以显示风雅。到北周时，人们常用三尺帛绢幞发，名为“幞头”。当时北方常用的头饰除冠和巾子外，还有毡帽。

体衣又称“衣裳”。这时期妇女的服装已从汉代的深衣向衣、裳分开的方向发展，上衣下裙的装束成为主流。两晋时还出现了上衣甚短而裙子特长的装束，有的裙子外露部位已及腰部，史书称之为“上俭下丰”。在北方，十六国时期以后，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大批进入中原，胡服十分流行。胡服的主要特点是紧身、窄袖、开襟。由于它十分便于行动，因此深受汉族劳动人民的喜爱。北魏孝文帝曾一度禁止北方各族穿胡服，并仿照汉制规定了一套褒衣博带的礼服，但由于行动不便，人们还是习惯穿胡服。由于这时战事较多，一般男子常穿袴褶，袴褶的基本样式是上褶下袴，窄袖短衣，长袴靿靴并佩戴蹀躞带。这种服装原本也是胡服，但早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时就已传入中原，后来一直作为戎服穿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扩展为庶民的常穿衣服。另外，这时还流行过一种两当衫，是模仿军人作战时所披戴的裆铠制作的，男女均有穿着。

足衣包括鞋和袜。当时的鞋具，名目主要有履、屐、屣、舄、靴等。履是穷人、罪徒穿的鞋，同时也是社会各阶层的丧服。舄是屣下加木底，屣则完全是木制的鞋。靴是皮制的长统靴，是胡服的一种。当时的袜亦称“靺袜”，和现在的不同，当时是用皮或布做成的，穿时必须要用带子系好。

三、城市建筑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文化艺术和建筑形式日益融合，当时建筑的规模及工艺都进入了新阶段，木构建筑已相当成熟。当时的建筑师和工匠们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建筑艺术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各民族和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建筑艺术，并为唐代建筑工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随着佛教的传入和传播，寺院建筑也在我国大量出现，几乎遍布全国各地，成为我国古代建筑中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支派。

这一时期，由于朝代更迭频繁，先后曾分别修建了许多都城，其中在北方使用时间较长、规模较大的是邺城和洛阳，南方则是建康。邺城是曹操在东汉末年打败袁绍后建造的，位于今河南安阳市东北。洛阳是魏文帝曹丕代汉后营建的新都，西晋、北魏也建都于此。建康是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六朝的古都，旧址在今南京玄武湖南岸，东枕钟山，南临秦淮河，地势十分险要。这三座都城的建设均有些共同特点，也体现了当时都城建设的总趋势：

首先，为适应动乱的时局，这些都城都特别注意加强城市的防御措施，使得城池工程日趋完善。邺城在宫城西北部曾建有铜雀三台（冰井台、铜雀台、金凤台），既是贵族游宴的地方，又是军事瞭望点；洛阳一度模仿铜雀三台修建了金镛城，可俯瞰全城。统治者还加厚了城墙，并在城外增修了墩台和壕沟。建康城也极重视防御，不仅以壕沟绕城，还加强了外围据点，白下、石头、东府、苑冶城都是当时营造的驻军之地。(www.xing528.com)

其次，从都城的南面城门通至宫城南门的大街逐渐发展成全城的中轴线，统治者的居住区逐渐集中到中轴线的偏北部，宫城的数目由原来的多个逐渐变为单个，与居民区的区分日趋严格。从曹魏邺城开始将宫城建于城市中轴线的北部；北魏洛阳则在城北建了单一的宫城；建康城布局大体仿照魏晋洛阳城，宫城也在中部偏北。

再次，随着居民区的日益扩大，为更好控制居民的里坊制度开始形成，里坊的区划和排列由不规整变为规整。

佛教建筑的主要类型包括寺、塔和石窟寺三种。当时寺院建筑发展得十分迅速，成为我国古代重要建筑形式之一。三国时期仅建邺一地就有寺院680余所，北魏末年洛阳城内有佛寺1300多所，整个北方多达3万余所。这些寺院建筑基本上仿照宫室布局，只多了一个佛塔。塔源于印度，原意为坟墓，是为藏置佛的舍利和遗物所修的，也是佛教徒礼拜的对象。这些寺院一般都把佛塔建在佛寺正中，稍后在塔的四周修筑佛殿供奉佛像，供信徒膜拜。这时塔与殿并重，出现了塔殿并列的布局。该布局以北魏洛阳城内的永宁寺最为典型。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永宁寺的平面布局呈长方形，寺的主体部分由塔、殿和廊院组成，并采取中轴对称。塔是这组建筑的核心，塔北建殿。院墙的四面各于中部开一门。由于此寺由皇家修建，所以处处模仿宫殿建筑，寺中的大殿形如太极殿，院墙与宫墙相似，寺院南门似端门。佛殿模仿宫殿形制是北魏佛寺的建筑特点之一。

石窟寺是在山崖上开凿出来的洞窟形佛寺建筑，也起源于印度，随同佛教传入我国。我国开凿石窟寺始于公元3世纪，北朝及隋唐时期最为兴盛。现存的大型石窟寺大部分建于十六国和隋唐时期，包括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龙门石窟等。这些石窟寺既继承了我国传统建筑的手法，也大量吸收了外来艺术手法，成为一种风格独特的建筑。

四、婚姻家庭状况的新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分裂动荡的政治形势、奢靡放达的社会风尚及各民族的大融合，都对当时的婚姻家庭状况产生了影响，使之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当时的婚姻极其重视门第，主张士庶不婚。这点与当时士家大族在政治、经济上占据要位有密切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为了保持自己的高贵血统，垄断政治，因而在婚姻问题上特别讲究门第，重视门当户对，士族将与庶族缔结婚姻视为耻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情是南朝梁武帝时期的“王源嫁女”。贫寒的士族王源将罗圈腿的女儿嫁给满璋之的儿子，且满家家境富裕，按常理这桩婚事对王源有百利而无一害，但却遭到中丞沈约的弹劾。沈约上书梁武帝，说此事“士庶莫辨”，“实骇物听”，请求梁武帝“以见事免源所居官，禁锢终身”。可见当时士族和庶族的界限是很严明的。所以一些窘困的士族宁可守贫，也不愿缔结寒门之亲。

当时的婚姻亦十分看重金钱利益，神圣的婚姻被深深地打上了金钱的烙印。在动乱频繁且追求奢华生活的年代，金钱的作用显得越发举足轻重。熟悉南北各地社会情况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较锱铢，责多还少，市井无异。”“为子娶妇，恨其生赀不足。倚作舅姑之尊，毒口加污，不识忌讳”。不仅嫁女儿的想捞笔财礼，娶媳妇的也想从中获取利益，金钱的魅力促使世人将古礼中的君子之义、长者之尊通通抛诸脑后。由于经济等原因，当时赖婚的家庭不在少数，甚至有人为聘礼的事闹到官府。北齐官吏封述即是其中一例。他娶李元士之女为媳，却不肯如数送聘礼；为另一个儿子娶媳时则索性恶人先告状，说女方嫌送去的骡子脚跛，嫌送去的铜器废旧而故意刁难对方，全然不顾形象。由此可见当时婚姻重利之一斑。

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迁，各民族及南北文化交流日益广泛。这一时期的婚俗除传统的纳采到亲迎的“六礼”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习俗。例如新妇乘鞍、谑郎、却扇等等。新妇乘鞍本来是北朝游牧民族的婚俗，即是新娘骑马去夫家，“鞍”与“安”音同，取平安之意。谑郎也是盛行于北方的婚俗，指女家亲宾妇女在新郎亲迎新娘时故意刁难或戏弄他。却扇则流行于南方，新娘出嫁那天，用扇子遮住面庞，只在单独见到新郎时才拿掉。这些新婚俗的出现，使原本就很喜庆的婚姻大事更加热闹非凡，多姿多彩。

五、腐朽奢靡的士族生活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统治阶级的奢侈浮华和残暴凶狠。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作为一国之君的晋武帝和晋惠帝，一个荒淫无道，一个贪图享乐，晋武帝后宫近万人，晋惠帝不知饥荒中的人怎么会饿死，问左右大臣，那些饥民为何不食肉粥。本应日理万机、洞察民情的君主尚且如此，更别提那些自视甚高又富可敌国的士族大姓了。

士族官僚奢靡成风。何曾日食万钱还抱怨无下箸处，其子日食两万钱，暴殄天物，糜烂透顶。更有甚者，竟然以奢靡的程度比财斗富。东晋时以监守自盗起家的江东第一富豪石崇与外戚王恺比富，王恺用麦糖烧锅，石崇则以蜡为柴；王恺作四十里紫丝步障，石崇则以五十里锦布障敌之；王恺拿赤石脂泥墙，石崇则用香椒泥涂壁；王恺炫耀晋武帝赐给他的一棵两尺多高的珊瑚树，石崇则顺手用铁如意将其打碎，并命人拿出六七棵三四尺高的任他选择。据《晋书·石崇传》记载，当时奢侈浪费的钱财比天灾损失的还要多。

更让人悲愤的是，这些士族官僚不仅奢侈成性，而且肆意杀人。王恺请人吃饭，必定要女伎吹笛助酒，女伎稍失韵调就惨遭屠戮。石崇宴客时让美女行酒，客人饮酒不尽立即斩杀为之行酒的女子，行事残忍，毫无人性。

一个国家据统治地位的阶级一味贪图享乐，不思进取，又奢靡残暴，专注饮酒作乐，风度打扮，这样的王朝、这样的阶级（阶层）或集团是没有出路的，其政权的覆灭也是理所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