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教育及九品中正制在中国传统文化史概论中的作用

第四节　学校教育及九品中正制

一、乱世教育的无奈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南北长期对峙，社会矛盾尖锐，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均受到严重影响。同时由于玄学风行，佛道大兴，儒学的独尊地位受到挑战，玄、道、佛、儒在争鸣中相互吸收和改造，这些都对教育思想、教育方式产生影响，但根深蒂固的儒家教育理论、方式方法仍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个动乱的时代，不论是学校教育的规模水平还是作用影响都不能与汉代相比。官学时兴时废，即使是在官学设立时期，学校的教育质量也很低。学生们无心学习，老师们没有真才实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梳，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学习，冬去春来，岁岁如是”，（《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注引《魏略》）这就是当时学校情况很真实的反映。因此，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有作为的君主纷纷兴学办教，广揽人才。

曹操比较重视人才的培养，甚至“唯才是举”，战火未熄，即兴教办学。于建安二十年（217年），在邺城南（今河南临漳县）作泮宫，恢复官学。曹丕称帝后，于黄初元年（220年）补旧石碑的缺坏，设置五经博士，依汉代分甲、乙科取士，五年（224年），在洛阳正式创立太学，置《春秋》、《谷梁》博士，制五经课试之法。但由于官学废置日久，且分裂局面依然存在，战争不断，博士滥竽充数，缺乏安心学习的内外环境，所以太学教学质量不高。相比于魏国，蜀汉、孙吴的官学显得更加衰败。三国时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衰兴无时，呈萎缩状，考课也基本荒废。西晋初，随着政治经济一度的安定恢复，官学得到重视。272年，晋武帝首先整顿太学，淘汰劣生，凡已试经并及格者留下继续学习，其余遣还郡国。278年，他始设“国子学”，这是我国古代在太学之外为贵族子弟另设大学的开始。东晋王朝也曾在建康设太学和国子学，只是规模较小，学生仅一百多人，且由于士族子弟享有做官的特权，九品中正只重门第，对学识才能并无特殊要求，所以官学松弛，时废时兴。学子普遍对读经不感兴趣，即使孝廉试经、秀才试策也大多水平较差。十六国大多国运短暂，只有少数几国重视教育，运用考试在太学生中选拔人才是常用的方式。如前秦符坚很重视兴教办学，他广修学宫，并亲临太学，考试学生经义。地方官学发展很不平衡，只有极少数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办过，且兴废无时，很不正规。

南北朝时期，情况有些变化。南朝宋文帝时在建康开设单科性的研究机构——四馆，即玄学馆、史学馆、文学馆、儒学馆，各延名师主持。宋明帝时立总明规，征学士分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分，进行教学与研究。梁武帝兴学有方，颇多建树。所立五馆皆引寒门俊才，不限贵贱门第，不限人数。北朝总的情况不如南朝。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诏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一度“斯文郁然，比隆周、汉”。（《北史》卷一五《儒林传》）

与官学相比，魏晋南北朝的私学还比较发达。表现在：有的私学受地方长官的资助；学校类别方面既有带高等教育性质和研究性质的私学，也有为童蒙而设的学塾；私学教师多为有学术造诣的学者，而且私学大师的涌现络绎不绝；私学内容更加广泛。当时著名的私学大师有曹魏的国渊、隗禧、邴原；吴国的虞翻；晋朝的范平、杜夷、霍原、刘兆等；南朝的雷次宗、何胤、贺琛；北朝的刘献之、张吾贵、刘兰等。他们都为当时私学的兴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魏晋时期，私学仍以儒学为主流，但由于玄学及佛学的兴起，已经出现了玄学和道学的传播。张忠“不修经典，劝教但以至道虚无为宗”即是显例。南北朝时期，“南人约简，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南北学风不同，但儒学还是私学传授的主要内容。同时玄学、老庄之学、史学等也纷纷兴起，从而大大丰富了私学的内容。总的说来，魏晋南北朝的私学远比官学繁荣，起到了继汉开唐的作用。

二、九品中正制的流变

魏文帝曹丕时，为大量选用人才而设立了九品中正制，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中正，选拔并品评人物。州设大中正，郡设小中正，这些中正的职责是根据家世、才学和德行，将本州郡的士人评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按其品级高下，推荐到各地任官。此法推行之初，不拘出身地位，注意人才的优劣和舆论的褒贬，对改革汉代察举、征辟制的弊端起到了较大作用，也选拔了一些优秀的人才，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曹操任人唯贤的传统。(www.xing528.com)

但到曹魏后期，这一制度就弊端丛生，一方面中正官把持选举大权，朝廷几乎没有用人之权；另一方面中正官都是门阀士族，品评人物时“唯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这一制度很快就成为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工具，家世出身被作为品评人物的惟一标准。士族子弟以其显贵的门第可以坐至公卿，使整个世族阶层变得毫无进取精神，而渐趋衰败。九品中正制从制度上保证了世族子弟攫取政治特权的绝对优势，维持了经济上的巨大利益。但物极必反，东晋末年以后，世族对中正的品评逐渐失去兴趣，把“高贵”的血统看得高于一切，把辨别姓氏、修缮家谱当作首要任务。他们虽权重俸厚，身居朝廷要职，却无力胜任，醉心清谈玄虚，不做实事，几乎放弃了对军队的领导与控制，以至于大权旁落。

南朝时期，等级门第界限森严，世族在政治经济上仍具有优势，但庶族地主越来越多地加入到政权中，并渐渐掌握机要。而世族由于其腐朽性日增，在多次尖锐的社会冲突中，屡遭劫难，在孙恩、卢循起义和梁末侯景之乱中多次受到致命打击，更加衰微不堪。北朝在选官上基本上保留了九品中正制，也重视门第，但前期对中正官的选择比较慎重，而且规定秀才必须经过考试才能录用。至孝文帝时，文帝尊贤任能，不再重视门第，九品中正制其实已经流于形式。宣武帝时曾一度复置中正，但很快在正始元年（504年）就取消了各郡中正官，这反映九品中正制已经穷途末路了。西魏、北周时，宇文氏“惩魏晋之失，罢门资之制”，实行一系列的改革。他反对“州郡大吏，但取门资”的做法，主张采用苏绰的建议“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周书·苏绰传》）更加重视选举。九品中正制的兴衰充分说明，南北朝的选官制度已经开始打破士庶界限，表现出门阀制度由盛而衰的历史趋势，从而为隋唐科举制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三、察举制的余绪

魏晋南北朝时期，用人制度主要实行九品中正制，但察举仍是举官的重要途径。只是后来受门第影响日益深重，也为世家大族所把持，沦为九品中正制的附庸。这一时期的察举有孝廉、秀才、贤良、明经等科目，不像汉代那么正规。各个王朝察举的情况也有所不同。

三国时期为适应政治军事斗争，及稳住自己的江山的需要，各个政权都不拘一格征用人才。曹操三下求贤令，思贤若渴，“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孙权“招延俊秀，聘求名士”，亲自选拔文臣诸葛瑾和武将陆逊。刘备则三顾茅庐，苦请诸葛亮出山。在魏文帝曹丕称帝并推行九品中正制的次年（221年），下诏“令郡国口满十万者，岁察孝廉一人，其有秀异，无拘户口”。（《文献通考·选举考七》）再下一年又诏令郡国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者，到皆试用。当时，孝廉、秀才常并举，前者需试经，内容限于六经；后者需策问。两晋时期常见皇帝亲策的记载，也有因战乱只举不考的情况。东晋元帝时，规定举荐的孝廉、秀才必须考经学，成绩低劣者所在地的刺史太守要被免官。宋、齐、梁时，所举孝廉、秀才也大多要经过考试选拔，或皇帝亲策。北朝选士亦有孝廉、秀才科，但不如南朝经常。

这时期举贤良方正也同于汉代，举贤良需对策，方能擢用，后赵石勒仿汉制曾下令公卿岁荐贤良、方正、直言、孝、廉、秀异各一人，经策试后，上策者拜议郎、中策中郎、下策郎中，并允许被举人递相荐引，以广开招贤之路。石勒巡行冀州诸郡广罗人才，赐予谷帛。前秦苻坚亦曾举过贤良。北齐北周时察举考试有所加强。此外，选试博士，策试明经等都体现了察举制先察后试的特点，到北周时一度取消了门资制度。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的结合，最终朝着重才学重考试的方向发展，门资反而显得不重要了，这就为隋唐科举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