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史：乱世中的文学、史学及艺术

第三节　乱世中的文学、史学及艺术

一、“自觉时代”文学的洒脱

由于经学危机和儒学衰落，魏晋南北朝文学得以从三纲五常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超越实用与功利，进入所谓“自觉时代”，充分体现了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这一时期的文学和两汉不同，两汉文学比较单调沉闷，有创造性的文学家寥若晨星，除司马迁、司马相如、枚乘等极少数外，很难找到几个有个性的文学家了。而这一时期则文才辈出，以建安文学为代表，从一开始就让人耳目一新。建安（190～220年）是汉献帝刘协的年号，这一阶段的文学以三曹和七子结合切身经历写出的五言诗所体现的时代风貌与苍凉慷慨的风格著称，后世誉之为“建安风骨”。曹操不仅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也是一员引领文坛的主将。《步出夏门行》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苍劲慷慨，抒发了一代伟人雄放豪迈、老当益壮的志士胸怀。《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达了作者求贤若渴的心情和平定天下的壮志。曹丕是曹操次子，其《燕歌行》首开七言诗先河。他的诗多歌咏爱情和乡愁，婉转凄切，语言接近口语，如“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曹植是曹操第三子，才华出众，天资聪颖，是最受后人推崇的建安文学家。但他一直被曹丕政治集团的疑忌迫害，虽贵为王侯，实同囚犯，遭遇凄惨。因此他的作品哀怨有加，情思悲愤。代表作品有《泰山梁甫行》、《美女篇》等。他是五言诗的奠基人，在很多方面影响了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方向。

建安七子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特别标举的7位文人，其中成就最大的是王粲。他的《七哀诗》描写道：“出门无所见，百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把战争制造的人间悲剧刻画得入木三分，令人读之涕零。

女诗人蔡琰才华横溢，曾为匈奴所掳，后被曹操赎回。她所写的五言《悲愤诗》，把个人的遭遇与感伤、人民的苦难、军阀的罪恶，都融入到了诗中。辞赋在建安时期也进入新的阶段，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称赞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徐干的《玄猿》、《团扇》、《橘赋》，“虽张（衡）、蔡（邕）不过也”。

随着文学的发展，文学批评、文学理论著作和文学选集开始出现。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第一篇以多种文体和多个作家为对象的文学批评专论，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与创作都有积极影响，之后文学批评著作不断出现。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共50篇，系统地论述了各种文章的体裁和创作方法，体大思精，是前人文学批评的总结性著作。他反对以形式取胜，要求文章内容充实，文辞华丽而不过分。他认为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心雕龙》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它的出现反映了文学理论水平的提高。齐梁时期钟嵘的《诗品》是继《文心雕龙》之后又一部杰出的文学批评名著，也是一部诗论专著。全书以汉至梁122位诗人的五言诗为评论对象，追溯诗体的源流，分析诗人的风格和成就，分辨诗人的派别，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这一时期著名的文学选集有《文选》和《玉台新咏》。《文选》是梁昭明太子萧统召集文士共同编选的，选录了自先秦到梁的700余篇诗文，为后人研究这一阶段的文学史提供了便利。徐陵的《玉台新咏》是一部诗歌选集，所收录的多是“艳歌”，其中有价值的作品不多。

魏晋南北朝的散文也颇多佳作，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均为千古佳作。《三国志》、《后汉书》、《洛阳伽蓝记》中不乏散文精品。神话志怪小说的开创是魏晋文学的成就之一，《神仙传》、《搜神记》、《冥祥记》是其中的代表。刘义庆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更是难能可贵，为魏晋文史资料的重要补充。

二、倘徉山水，天趣野成：山水诗和田园诗

晋宋之际的陶渊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有成就的诗人。在谈玄说理的玄言诗垄断文坛的情况下，他却以朴素的语言和淡远的笔调描绘着归隐生活和田园风光。他的田园诗，像一股清新的风吹向了当时的文坛，开创了我国诗歌创作上的田园诗派。他的诗朴实亲切，充满生活气息。《归园田居》一：“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将寻常的景物描写得极具自然美，并将隐居的无限情趣蕴蓄在笔端。他的诗中，也有不少反映劳动实践的。《归园田居》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即表现了参加劳动的喜悦，也表现了劳动者的艰辛。陶渊明的散文辞赋亦十分出色，其散文《桃花源记》以浪漫主义的手法虚构出一个理想社会的模型，倾诉了动乱时代的民众对和平的渴望。他被认为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诗品》卷中）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风格，对后代都有深远的影响。

南朝刘宋元嘉时期，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派。山水诗的出现拓宽了诗歌题材，丰富了诗的表现技巧，使晋代占统治地位的玄言诗趋于败落。谢灵运的山水诗典雅清丽，把美丽的湖光山水刻画的细致逼真，如“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晖”，渗透着自然韵致。谢灵运和南齐的谢眺合称“大小谢”。此外，众多的诗人，尤其是鲍照、庾信、沈约等使五言诗、七言诗趋于成熟，并把声律学说运用于诗歌的创作，为唐诗的兴起作了铺垫。

三、史学文献的蓬勃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衰落，史官“失其常守”，官府控制史学的局面被打破。这就为博达之士编撰史书以及史学的流行提供了便利条件，私家修史开始盛行，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史家和史著，如《后汉书》、《三国志》、《宋书》、《魏书》、《华阳国志》等。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和魏收的《魏书》等五部正史，它们各有特色，体例上有新的突破，如纪传体、编年体的史学正统被突破，出现了一些新体例、新门类。据《隋书·经籍志二》史部载，计有“正史”、“杂史”、“起居注”、“地理之记”、“职官篇”、“谱系篇”等13种，总共874部，16558卷，除少数属于汉代的，绝大部分是这一时代的私家所撰。

当时，史学家比较热衷于纪传体。《后汉书》较《汉书》新增的一些人物类别如宦官、党锢、文苑、独行、逸民、方术、列女七类传，为后世称道。《魏书》新立“官氏志”、“释老志”，表现了作者高明的史学见解。当时，撰史成风，有写前代的，也有写当代的，除上述五部外，还有晋王沉《魏书》、孙盛《晋阳秋》、吴国吴韦昭《吴书》、晋环济《吴纪》、蜀王崇《蜀书》、晋王隐《蜀记》等等，有的尚存辑本，大多已佚。另外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和萧方等的《三十国春秋》则是记载十六国及诸割据政权的史著。

这一时期注史之风也悄然兴起。裴松之《三国志注》，弥补了陈寿原书过简的缺憾，补缺漏，正谬误，使原书更加完整，也为史注开了一个好头。传记史学有的也从正史中分离出来，出现了“良吏传”、“逸民传”、“高隐传”、“名士传”、“美女传”、“童子传”、“尼传”等等。

舆地之学进展很快，《史记》但述河渠，《汉书》有地理志，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大大地扩充了《水经》的范围和内容。杨炫之撰《洛阳伽蓝记》，详记北魏洛阳寺庙建筑，记载佛教兴盛及王公贵族生活情况。西晋裴秀撰《禹贡地域图》，记历代地理沿革，可惜图已佚。谱学著作有王俭的《百家集谱》、王僧孺的《百家谱》和《百家谱集抄》等。起居注主要记事关帝王的国家大事，有刘道会的《晋起居注》和《献帝起居注》，具有编年体史书的性质。

这一时期，反映学术文化成果的目录学也有重大进展。曹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西晋荀勖《中经新簿》，宋齐间王俭《七志》，梁阮孝绪《七录》，反映了图书目录学的进步。以上表明，中国的史学开始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成为传统文化结构中仅次于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大地飞歌：民歌的传唱

民歌在这一时期颇为繁荣，留下了一些脍炙人口的名篇。南方民歌产生于三国时的东吴，在东晋南朝时达到极盛，流传下来的约有500首。它又分吴歌、西曲和神弦歌三类，以前两者为主。吴歌产生于吴地，吴地是以建业（今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这个地区的民间歌曲即是吴歌；西曲产生于南朝西部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在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的一些城市如荆、樊、邓等，此地民歌称西曲。南朝民歌中的90%差不多都是情歌，喜用双关隐语，而且基本上都是以女性口吻来抒发对爱情的渴盼，以《子夜变歌》为例，它写道“人传欢负情，我自未尝见。三更开门去，始知子夜变。”虽然题材比较单一，但这些歌曲的语言非常清丽婉转，柔弱含蓄，描写的感情也比较质朴和健康，所以一直被后世传唱。且形式多五言四句，对以后五言绝句的发展有较大影响。

北方民歌的内容和风格都与南方民歌迥然不同。由于地理、民族及风俗差异，北方民歌比南方民歌的题材更广泛，内容更丰富，更具现实性和战斗性。这一时期的北方民歌即北朝民歌粗犷激昂，豪放雄壮，有情歌、牧歌，也有战歌，以战歌为主，大部分都保存在《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中，约有60首。“横吹曲”本来是北方少数民族在马上演奏的乐曲，因为用的乐器是军鼓和号角，所以称作“鼓角横吹曲”，这里指的是战歌。“梁鼓角横吹曲”并不是梁朝的民歌，而是梁朝乐府机构保存下来的流传到南方的北朝乐府。北朝民歌的名篇有《敕勒歌》、《企喻歌》、《垄上歌》等，还有广为传颂的《木兰诗》。

在魏晋南北朝的民歌当中有两首著名的长篇叙事诗，一首是建安时期的《孔雀东南飞》（又名《古诗无名氏为焦仲卿妻作》），一首是北朝的《木兰诗》。《孔雀东南飞》是建安文学的奇珍，也是一首乐府民歌，全诗353句，1765字。它通过描述焦、刘两人的爱情悲剧，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歌颂了刘兰芝夫妇为忠于爱情而宁死不屈地反抗封建恶势力的叛逆精神。该诗无论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木兰诗》也称《木兰辞》，全诗共62句，由民间创作而成。它叙述了一位善良勤劳的姑娘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令人喜爱的女英雄形象，表现了广大妇女的智慧和勇敢。此诗语言朴素自然，丰富多变，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歌精品。

五、艺术的长足发挥

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艺术的各个方面都有发展，绘画、雕刻、书法、歌舞、杂技都有新的内容出现，其原因是旧的专政秩序被打乱，人们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去思考和创造，受到的限制较少，同时也是由于异族异域新文化的影响和彼此交融的促进。山水画随着江南的开发而出现，与山水诗相配合，其后，山水画、花鸟画、现实人物画成为绘画的重要内容而为人们所接受所喜欢。由于佛教的兴盛，石窟寺的大量开凿，壁画的大批绘制，南亚、西亚的绘画雕刻技术的传入，为绘画艺术的进步发展注入了活力。(www.xing528.com)

（一）绘画艺术和绘画理论研究

魏晋南北朝继承和发扬了汉代绘画艺术，呈现了丰富多彩的面貌。美术作品作为艺术创造独立出来，专业画家因此而出现，绘画也走出宫廷，走出帝王将相、忠臣列女的圈子，逐渐为平民服务。这时期名画家辈出，对文学理论以及绘画理论的研究促进了绘画理论书的产生和绘画理论家的出现，其中最著名的艺术评论书是谢赫所著的《古画品录》。《古画品录》是我国绘画史上第一部完整的绘画理论著作，作者在书中提出绘画的“六法”是：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气韵生动”是把生动地反映人物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作为艺术表现的最高准则。“骨法用笔”是用来表现事物特征的笔法要求。例如线条的运动感、节奏感和装饰性等。“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是绘画艺术的造型基础，“传移模写”是指学习方法，临摹或复制，“六法”的提出是古代绘画实践经验的总结，在绘画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

在我国古代绘画史上，第一批有确切历史记载的画家，就出现在魏晋之际，他们是曹不兴、张墨和卫协。曹不兴擅长人物画，也是知名最早的佛像画家，谢赫《古画品录》极力赞赏他的风骨，“不兴之迹，殆莫复传，唯秘阁之内，一龙而已”。卫协师承曹不兴，擅长画道释人物故事，白描如蛛网，很有笔力，当时和张墨并称“画圣”。

东晋以后，绘画踏入一个新阶段，人物、山水、花鸟众体皆备，绘画理论、品评次第产生。首先崛起的是戴逵与顾恺之，均擅长山水。戴逵尤为突出，他的人物画《阿谷处女图》、《胡人弄猿图》等都被收入《历代名画记》中，他的山水画也被《历代名画记》的作者张彦远认为“山水极妙”。顾恺之略晚于戴逵，《晋书》中传说：“俗传恺之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每写起人形，妙绝于时。尝图裴楷像，颊上加三毛，观者觉明殊胜”，“每画人成，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蚩，尤无阙少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这些说明“神明殊胜”、“传神写照”，正是顾恺之人物画的特点。他的人物画，最有名的是表现妇女形象的《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顾恺之还精通画论，他提出的“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观点，对我国传统绘画的发展影响巨大。南朝在绘画上最有名的是吴人陆探微，他擅长肖像画，后人评价其作品笔迹周密，劲利如锥刀，人物造型“秀骨清像”，唐人有这样的评语：“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张僧繇，梁朝时最受梁武帝器重的佛画家，其创作风格独特，被称为“张家样”，是古代寺庙中影响最大的样式之一。另外他画龙点睛的传说可与顾恺之媲美，他是善于吸取外国绘画技巧的画家，在山水画和花鸟画上采用了天竺的画法，和顾恺之、陆探微、曹不兴合称“六朝四大家”。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绘画上尚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创造性成就，那就是山水画和花鸟画的兴起。南朝宋画家宗炳不仅是山水画家，而且他所写的《画山水序》从理论上强调了山水画是画家借助大自然的景色，来抒发自身情感的一个过程。

北朝绘画较多地保持了传统的技术，山水花鸟画尚未兴起，但保存至今的石窟壁画，如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壁画、敦煌莫高窟壁画、天水麦积山石窟壁画，在绘画技巧和表现手法上，有外来影响，也有民族传统的影响。地理位置越是偏西，其外来的因素就越多。壁画本身所表现的故事，一般比较简单，不是在内容上曲折地反映了深受痛苦折磨的人民生活，便是一些传统动物和人的形象，在构图上充分展开情节的能力也不强，但形象之间已经具有一定内容上的联系，而不是单纯的排列。

（二）书法艺术

书法是中国艺术中的一种独特形式。在中国古代，书法具有极高的地位。书法的历史可以说从汉字产生之日起就应运而生了。书法这种形式吸引历史上无数文人雅士倾心于此，上至帝王将相，下到普通百姓，都在书法中找到了自己的兴趣，那些失意之人、隐逸之士，也往往在书法中寻求到一种心灵慰藉。书法和中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书法不仅是从书法符号上升为书写艺术的，同时，它又是从实用的东西上升为美的艺术。这种兼实用和审美为一体的艺术形式，对书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书体上看，中国最早的书体是甲骨文，它是一种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一种占卜记录，由于是刀刻的，从而形成了古朴方正的特点（有的先描后刻）；金文（铭文）是商周时期出现的另外一种书体形式，又称为大篆，端庄凝重、圆润酣畅是这种书体的总体风格；秦代统一之后出现的小篆，以清润酣丽、秀雅遒劲为特点，在结构上比以前的文字更加规整，也更加简洁。秦代时出现的鸟虫书、蝌蚪文、玉箸篆等则是小篆的一种变体。由篆书演化为隶书，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大变革。楷书又称为“真书”、“正书”，是汉字的典范形式。楷就含有楷范、法式、样板的意思，王羲之的《黄庭经》、《乐毅论》是我们所见到的较早的楷书碑帖，楷书发展到唐代已经臻于成熟，出现了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等一大批楷书大家。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书体，因为它既不像楷书那样书写缓慢，又不像草书那样难以辩识，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流传下来的王羲之父子的行书创作的最高成就《兰亭序》、《快雪时晴》可谓是千古珍品，王氏父子被誉为“书圣”。梁朝庾肩吾著《书品》，是我国最早的一篇评论各家书法的文章，将书者列为上中下三大等，九小等。张芝、钟繇、王羲之三人为上之上。张芝为“草圣”、钟繇为楷隶之宗、王羲之为真草的创始人。

北朝的书法与南朝有所不同，北朝流行的仍然是草、隶二书，而更注重隶书。草书以清河崔氏为代表，隶书以范阳卢氏为代表。北朝书法最重要的是北碑，北碑中最多的是魏碑，其书体别具一格。

魏晋时期是中国书法发展的一大高峰，以两王为代表的潇洒飘逸的行书是当时士林挣脱世俗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表象，书法上从容洒脱，无拘无束。钟繇、陆机、卫夫人等都各有上乘佳作。书法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它与中国画是姐妹艺术，书法是线的艺术，绘画也酌取了书法线的创作艺术。两者有机结合，是给人以艺术享受的很好形式。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雕塑艺术

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雕塑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尤其是佛教雕塑在这一时期，处于主体地位，成就最为突出。

我国佛教雕塑艺术始于东晋戴逵、戴顺父子，他们曾铸“丈六铜象”。石窟雕塑可早到东汉末年，在新疆天山以南就出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最著名的是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和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莫高窟始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因敦煌正处于佛教由西向东传的接合点上，因而留下大批的石窟雕塑品。大同云岗石窟始凿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460年）。洛阳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迁都之后。这些造像为我们保留了许多艺术珍品，在人物造像上，由早期犍陀罗人（鼻直而高，唇薄肩阔的特征）形象逐渐转变为中国汉人的形象，这从另一方面折射出佛教逐渐汉化的历程。

北魏的石窟雕塑艺术精品最集中的地方是龙门石窟，其中宾阳洞和古阳洞是北朝后期的代表作，其艺术特点是秀骨清像，面部秀润，表情温和，唇厚肩窄，衣服宽松，衣纹飘动而流畅，使雕像更贴近生活，而且这些雕塑因为雕刻时间的不同，都具有本时期艺术的特征，反映了时代风格和艺术水平，例如宾阳洞的佛像较为厚重，古阳洞的菩萨立像则形态更为优美。此外北魏甘肃炳灵山石窟雕塑也很有特点，雕塑面型较宽，眼、腮、口在同一个平面上，正面看较平，有的雕像低垂而紧闭的双目上眼睑，特别有真实感。

（四）铜雀三调和音乐、舞蹈和其他民间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与舞蹈的发展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俗乐”清商曲得到了发展；二是歌与舞更紧密地结合；三是少数民族和西域以远音乐养分的吸收；四是音乐和舞蹈名家辈出。

曹魏在音乐上的贡献是在“清商乐”的形成和发展时起了促进作用。到南朝时清商曲与辞盛极一时。清商乐（又称清乐）从魏时铜雀台的艺伎开始，最初有三调（平、清、瑟），从曹操开始，大量创作供铜雀艺人歌舞的相和三调曲辞，《乐府诗集》记载曹操所写的相和“平”调曲有《短歌行》三首；相和“清”调曲有《苦寒行》二首，《塘上行》一首，《秋胡行》二首；相和“瑟”调曲有《善哉行》二首等。曹丕、魏明帝曹睿、曹植等都有作品，以供歌舞伎表演。

东晋与南北朝时期，是清商乐的发展阶段。《乐府诗集》所载清商曲辞，大都是自制新声，产生于江左。梁朝时代是清商乐的黄金时代。不仅音乐，连文学也受到了影响。陈时创新风未已，《隋书·音乐至上》说到陈后主“于清乐中造《黄郦留》及《玉树后庭花》、《金钗两臂垂》等曲，与幸臣等制其歌词，绮艳相高，极于轻薄。男女唱和，其音甚哀。”《南史·后妃传下·张贵妃传》也说：陈后主“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调，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清商新声不仅流行于民间，而且侵染于宫廷。到南朝梁陈之时，除了清商乐，再无别的曲调可以代表音乐。

舞曲自汉以后，有雅舞曲、杂舞曲两种。雅舞曲用之于郊庙、朝飨，杂舞曲用于宴会。杂舞曲如《公莫》、《巴渝》、《拂舞》等均出自方俗，后来才为殿廷所采用。汉、魏以后，用于郊庙、朝飨、宴会的雅、杂二舞曲，带有贵族色彩。最能代表此一时代舞曲发展的是包含在清商乐中的许多舞曲。那些民间的舞曲，情调远非神圣的雅舞曲与宴会杂舞曲所能比。除此以外，此时尚有胡戎舞伎传入。到南北朝时，出现了一个舞蹈的繁盛时期。北朝的舞曲，在《乐府诗集·舞曲歌辞》中，只载有北齐的文、武二舞，这是雅舞。北朝较有价值的舞曲，是外来的舞曲。《隋书》卷一五《音乐志下》所记载隋朝的九部乐，列出了这些舞曲的名称。在舞蹈上，北朝也是戎华兼采，而主要的是戎不是华。总起来看，北朝的音乐舞蹈处在一种吸收、消化外来歌舞的过程中。换言之，即处在各族乃至印度、朝鲜音乐舞蹈的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过程中。

杂技，隋朝以前谓之“百戏”，隋时称为“散乐”。《通典》说：“散乐非部伍之声，俳优歌无杂奏”。（卷一四六《乐六》）在古代，杂技被认为是“礼外之观”，有时贵戚，乃至帝王都观看取乐，民间则更喜欢这一艺术形式。中国民间的杂技多为技巧性的技艺，幻术杂戏传自西域或天竺。中国传统的杂技项目汉代就有一些，至魏晋南北朝，又有新的创造，据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所叙，近代知名的杂技古已有之者如摔跤，拳击，赛剑（汉角抵之戏），耍坛子（汉扛鼎舞轮之戏），顶竿，高竿上展翅飞翔（汉扛鼎、缘竿后赵凤皇之戏），绳上对舞（汉高之戏），空中飞人（梁透飞梯之戏），舞杯、盘、碗、碟（汉盘舞、晋杯盘舞，梁弄碗珠伎），车轮戏（梁车轮伎），马上技术（晋卧骑、倒颠骑，后赵猿骑），化装面具舞（汉山车象仙倡豹罴虎龙，杯齐代面象人），醉污痕（北周苏葩戏），傀儡木偶戏（汉、北齐窟垒子）。空中飞人、车轮技术、柔术、马上技术，则为晋南北朝的特产。其他亦经魏晋南北朝的改造。斗奇争艳，是这个时代杂技的显著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