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儒学即经学被定为“国宪”，一度是学子们追求利禄的敲门砖，因而获得空前发展。但由于儒学章句繁琐，且核心是唯心主义的“天人感应”，最终与五行说、阴阳学说相结合，形成谶纬神学，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又从两个不同的侧面把经学推向危机的边缘，人们对它“不周世用”（《魏书·杜恕志》）甚感困惑。东汉末年，当社会的动乱代替了社会的稳定时，生于安定的经学就开始遭到冷落，至魏晋时期已十分突出。表现在许多累世经学的世家大族，以读经书为耻，罕通经业。官学时兴时废，诸博士才疏学浅，无以教弟子，以至于朝堂公卿能操笔者寥寥无几。
以“三纲五常”为标志的儒学体系的精髓——名教（礼教），此时也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汉末仲长统在《昌言》中，对“父为子纲”进行了抨击；曹操坚持“唯才是用”的用人方针，甚至重用一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三国志·武帝纪》）阮籍倡言“非君”，认为无君无臣则天下太平，设置君臣则万端丛生。更为惊世骇俗的是鲍敬言，他猛烈抨击封建君主制度，提出“无君论”，主张消灭国君，建立无君无臣的社会，他的言论发人深省。有的人公开攻击名教中的“父为子纲”，对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予以否定。
还有一些士人在经学衰微，名教危机的时候，放任言行，沉湎酒乡，甚至散发裸体，刘伶就曾“脱衣裸行在屋中”，以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妇女反礼教束缚的言行也颇为突出，屡屡出现她们追求个性自由，抛头露面，游山玩水，饮酒作乐的记载。南朝虞通之《妒妇记》生动地说明当时南方妒风大盛，而妒忌是儒家名教中的“恶德”，为“七出”之一。刘宋的山阴公主竟公然振振有辞地提出要面首，宋废帝居然为她立三十个面首。这种事情在两汉是不可能出现的。经学和名教的衰落是上述现象屡见的重要原因，北方少数民族遗风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二、率性飞扬，俊逸清谈：玄学兴盛
所谓玄学就是糅合儒、道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玄学正式形成于魏正始年间，主要讨论本与末、有与无、名教与自然等哲理问题。“玄”有深奥、玄妙之义，《老子》、《庄子》、《周易》总称三元，是魏晋玄学的主要依据。魏晋玄学始于何晏、王弼，何晏、王弼分著《道德论》、《老子注》、《易注》，用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倡言“贵无”，认为儒道同、名教与自然同，其主旨把儒家名教说成道或自然（宇宙精神）的产物。
西晋嵇康、阮籍、阮咸、刘伶、王戎、山涛、向秀等所谓的“竹林七贤”是魏晋玄学的代表。“竹林七贤”情况各不相同，有学者将其分为三派，其政治态度、思想和命运都不相同。嵇康对儒学进行了直接的、猛烈的攻击，认为统治者制定名分、宣扬仁义是禁锢人们的思想。他反对君君、臣臣，对儒家的“君为臣纲”思想进行了攻击，难能可贵的是他提出了带有民主性的政治思想——“以天下为公”。（《答向子期难养生论》）他对司马氏政权采取坚决不合作的态度，结果被杀。二阮和刘伶是偏向世族的中间派，他们不拘礼节，思想苦闷，嗜酒放纵。刘伶作《酒德颂》，为纵酒任情找借口。阮籍常纵酒昏酣，口不论人过，实际上偏向司马氏政权，“公卿将劝进，使籍为辞……辞甚清壮，为世所重”。（《晋书·阮籍传》）王戎的主张可谓玄学的代表，以为名教起于自然，孝慈忠义起于天成，被认为是世家大族的代言人。（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第78页，合肥，黄山书社，1989）
东晋南朝时期，在佛教盛行的背景下，玄学转而研究佛理，这是因为老庄的“无”和佛教的“空”在学理上有相通之处。一些学者名流谈玄与崇佛并行，出现玄佛合流的趋势，佛教各宗也在玄学中吸取营养。
魏晋玄学是一种主体面貌与两汉儒学不相同的学术思潮，它以探求理想人格的本体为中心课题，是在儒家失落中生长出来的新的哲学思潮。玄学家们专注于辨析名理，以清新思辨的论证来反对汉代繁琐的注释，以抽象的思辨抛弃支离破碎的章句之学。理性的思辨之风对魏晋学风，对中国哲学都产生了较大影响。被认为是“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其思辨的成果在时人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中有充分的体现。
三、佛光流照：佛教的广泛传播(www.xing528.com)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开始只在统治阶级中流传，并不广泛，直到魏晋时才得以迅速和广泛的传播。儒学的衰微和玄学的兴起，有利于倡言“空无”的佛教的发展。社会的急剧动荡、南北分裂、民众生死难料、富贵无常的现实，对佛教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一些少数民族的统治者，鼓吹佛是“胡神”、“戎神”，竭力加以提倡，民众在追求精神解脱和经济实利的驱使下，佛教由北而南快速传播，寺庙林立，信徒剧增，香火缭绕。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已成为胡汉统治者的精神食粮，佞佛、媚佛的浪潮席卷南北各地。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外来的宗教，佛教在加速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巨大影响。
魏晋时期，佛教经典被大量翻译成汉文。西晋时竺法护获诸经梵本165部，大多数被译成汉文。后秦法显西行取经，历时13年遍游南亚，取回佛经，翻译出《大般泥洹经》等5种，又著《佛国记》（又称《高僧法显传》）记载旅行经历。一些西方高僧也翻译了一些佛经，其中鸠摩罗什译佛经98部，注释佛经的著作及著录佛经的目录也已出现。慧远在庐山结成白莲社，首创了东土净土法门。白莲社之立不仅是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开始，也是中国第一个不出家的佛教信仰者即“居士”的集团，将佛教的思想深深渗入士大夫阶层的思想领域。在这过程中，佛教逐渐中国化。佛图澄的弟子释道安兼通内（佛）外（儒玄）之学，他的弟子在各地布教，不仅宣讲佛经也阐发儒学经典。伴随佛教的流传，南亚、中亚等地的思想、文化、艺术、科学成果纷纷传入中国，推动哲学、逻辑学、音韵学以及音乐、绘画、雕塑等艺术的发展，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容。佛教在魏晋南北朝间的广泛流传，重要物化成果有，其一是寺院的广为兴建，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唐人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便是极言南朝佛寺之多。其实，南朝佛寺何止480寺，仅据《南史·郭祖深传》载，梁朝“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其二是大批巨型石窟造象的兴建，最著名的有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还有甘肃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以及大大小小的石窟和数以万计的佛像，其时间从魏晋可延续至宋元。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佛教的广泛传播并不能真正地解决社会的矛盾，在媚佛、佞佛的声浪中，有的帝王毅然下令毁佛，魏晋至唐五代大规模的灭佛就发生了四次，这就是“三武一宗灭佛”。三武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朝武宗，一宗即五代时的后周世宗。其中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毁佛发生在南北朝时期。他们毁佛的主要目的在于“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广弘明集》卷二○七）由于佛教大兴，僧尼日众，寺院经济膨胀，直接影响了国家的兵源、役源和财源，这就必然与封建皇权相矛盾，有作为的君主往往采取限佛的措施，甚至毁佛来维护神圣的皇权。其次，毁佛与佛道斗争有很大关系。太武帝以嵩山道士寇谦之为国师，斥佛为胡神；周武帝崇儒尊道，最后虽然不得已毁两教，但仍为道教保留了一席之地，所以毁两教实为毁一教。第三，毁佛与儒家学说的抵触有关。佛教的教义与传统的儒学是尖锐对立的。儒学始终不曾宗教化。儒家倡导的忠孝仁义，礼义纲常是历朝统治者都不可缺少的，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激烈的反佛，大都站在传统儒学的立场上，维护封建正统的思想。
四、道教的包容和渐趋成熟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经历了一个从改革到发展成熟的过程，由原始道教转化为官方道教。原始道教的教义理论比较杂乱，远不如佛教系统、完善，其影响和势力也不如佛教大。道教的思想渊源“杂而多端”，在形成过程中以道家思想为主，吸取了儒家、墨家、杂家等思想，上古至秦汉鬼神观念、巫史之说、神仙飞升和长生不死之术、求仙炼丹之技等都为道教所博采。道教的主旨是成仙，以长生不老为追求的目标。
魏晋之际，以五斗米道为代表的道教各派主要活动在民间，以下层群众为对象，通过符水治病、驱妖捉鬼、祈福禳祸等迷信来吸引群众，带有浓厚的原始道教色彩，因而遭到封建统治者的猜疑和限制。一些道教信徒也意识到要发展就必须改革，不仅要获得下层人民的信仰，还要得到统治阶级的认可和支持，于是他们从两晋之际就开始改革，直到南北朝前期才得以完成。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有两晋之际的葛洪、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寇谦之、南方的陆修静和陶弘景。特别是陆修静和陶弘景对道教所做的改革，他们改革后的道教亦称南天师道，标志着道教的成熟和官方化。
道教在魏晋时期一方面吸收佛学，衍出生死轮回、得道成仙、善恶报应、天堂地狱等说，道教的神仙多达四百余人，从太上老君、玉皇大帝到来自古代神话传说、古代贤哲、历代英雄人物等，等级森严，秩序井然，是现实社会组织结构的缩影。另一方面道教又与儒学糅合，逐渐完善自己的体系，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倡言以神仙方药养生延年，以儒术应世，并不排除儒家纲常名教，而是将伦理道德与长生成仙术结合起来。这样，道教作为本土宗教就显得更加完善和具有生命力了。
魏晋时期佛教的广泛传播给当时社会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寺塔林立，耗费大量钱财，寺院经济侵害国家利益，兵源、财源都受到影响。地主阶级中的开明人士对佛教所宣扬的因果、轮回等思想也展开了批判，但真正击中要害，从理论上给佛学以批驳的是范缜。
范缜（约450～515年），今河南人。他“性质直，好危言高论”。在南齐竟陵王萧子良门下时，笃信佛教的萧子良问他：“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贱贫？”范缜答道：“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溷粪之侧”。（《梁书范缜传》）他说那偶然落在茵席上的花瓣是子良殿下，而落在溷厕里的则是他自己，贵贱虽有不同，但与因果无关。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向佛教宣战，面对威胁利诱，他坚持不“卖论取官”，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著名的《神灭论》，提出“形神相即”的论点，比较全面地解释了形神之间依存和区别的对立统一关系。他把形体和精神相分离，认为不存在离开肉体的精神活动。他的唯物主义思想超越了前人的所有成就，达到了当时所能及的高度，不愧为中国古代无神论者的一面鲜明旗帜。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