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与碰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第七节　文化交流与碰撞

人类文化的发展是有序的，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世界各地的文化，都是在互相传播与吸收中发展起来的。在历史上同一时期，各地文化发展的水平总是不平衡的，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或较大的差异。文化交流、传播、彼此碰撞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文化传播的一条基本规律就是其传播的途径和方式不受人的意愿左右，文化的传播、吸收和扩散，从不受重洋和高山的阻隔，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或国家不从这种文化传播过程中受其泽惠。文化传播的途径很多，不外乎通婚、交易、宗教、战争等，有自然发生的，也有人为的传播（更多的是后者），彼此的传播方式犹如辐射，也像辐辏，或两者兼而有之。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交流，既有国内各民族间的交流，又有秦汉王朝与周边地区或国家的交流。秦汉王朝与北方匈奴和西域各族，以及通过西域与中亚、西亚的文化交流，使丝绸之路充满了传奇色彩。

一、西域烽火与文化交流

匈奴是我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以游牧为生，善骑射，勇猛剽悍，逐水草而居。战国时匈奴统领北方各部，常南下掳掠，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造成破坏，是战国至秦汉数百年间的“边患”。战国时期，赵、秦等国都曾与匈奴对垒并发生激烈的对抗。秦统一后，大将蒙恬率30万军队北击匈奴，收复河套地区。

秦汉之际，匈奴族已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军事政权，冒顿单于乘中原战乱兼并北方各部，先后东灭东胡，西击月氏，南并楼烦、白羊各部，又北服浑庾、屈射、丁零、新犁。后又消灭其中的一些民族，控制了北方的大片土地，“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史记·匈奴传》）西汉建立之初，他们不断南下侵扰，迫使国力凋敝的西汉采取和亲政策，这一政策持续了数十年之久。直到武帝时期，西汉国力昌盛，才转而进入武装反击阶段。经过数次大规模的战争，加之匈奴统治者内讧、分裂，实力大减。两汉之际至东汉前期，汉匈战事连绵，直至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汉车骑将军窦宪等大破北单于于稽落山（今杭爱山南脉），匈奴余部西迁，长达3个世纪的汉匈之战才得以告终。战争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灾祸，但它却也是一种交流。更重要的是在汉匈之战的过程中，汉朝的使者多次出使西域，著名的使者张骞、班超、甘英等为打通西域之路，历尽千辛万苦，足迹遍及西亚、中亚的广袤地区，传播了友谊，了解了情况，更重要的是打通了丝绸之路。从此，汉朝与西域各国使者来往不绝于道，有商人、学者、工匠，也有僧人。宣帝时，在乌垒（今新疆轮台东北）设西域都护府，统领西域诸国。

汉代以前，通过西域联系中西的道路已经出现。汉朝中叶以后，与西域各族的贸易日渐发展，经济文化的联系日益密切。汉朝修筑令居（今兰州西北）以西道路，形成通往中亚、西亚的两条商路，一为天山北路，一为天山南路。这就为彼此的沟通和较为长久的联系创造了条件。西域商人把中亚、西亚产品，如蚕豆、黄瓜、大蒜、胡萝卜、胡桃、葡萄、西瓜、石榴以及汗血马、骆驼、驴运到中原，同时，西域歌曲、舞蹈、乐器、魔术、雕刻、绘画也随之传入中原；汉朝把以丝绸为主的各种商品运往西域，又由中亚商人转运欧洲的大秦（罗马帝国）。中国丝绸被罗马贵族视为珍品，称中国为“丝国”。这条东西贯穿的商路，便被称为“丝绸之路”。近几十年来，在新疆发现了许多汉代精美的丝织品、铜镜和钱币。此外，中国的炼钢技术、掘井法也由丝路传入欧洲。丝路成为洲际海运开通以前，沟通亚欧大陆东西两端文明的主要通道。

南亚印度的佛教首先通过丝路传入西域，并在那里得到传播，然后才传到中原。这表明伴随着物质文化的交流，精神文化的交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后汉书·五行志》载：“（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这说明西域及西域以远传入的生活器具、乐器在帝王及高级贵族中很受欢迎。文化交流的结果，丰富了各国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促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

在物质文化交流的同时，秦汉的最高统治者从未对“边患”掉以轻心，秦始皇遣30万大军御边。汉代也是如此，迁豪实边、颁“养马令”、输粟拜爵等措施的推行，有利于应付边患。此外，战国时期各国竟相修建的长城在秦汉时期有了新的发展。秦始皇为防匈奴南袭，命蒙恬沿黄河、阴山设立亭障要塞，北面和东面利用赵、燕御胡长城，并修补间缺，使之连接成西起临洮（今甘肃泯县），东到辽东，绵延近万里的长城。这条秦长城，在今见砖石垒砌的明长城以北很远的地方，说明农耕游牧的边界线在秦时较宋时以后靠北几百里。汉武帝时，又建起2000里长的河西长城，与秦长城相加，从敦煌到辽东，共长11500多里。昭帝、宣帝又续修长城，最后筑起了一条西起今新疆、东到黑龙江北岸，全长近20000里的长城。沿途城堡相连，烽火相望，蔚为壮观。长城既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交界线，又起到保护丝绸之路这条对外交通线的作用。诚如中山先生所言：“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实与大禹治水等。”（孙中山：《孙文学说》第四章《以七事为证》，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1919）

二、中原与其他各族的文化交流

这里主要指中原文化与中国国内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文化交流。中国地域辽阔，长期存在着许多不同地区和民族文化上的差异，往往一山一水之隔，就有不同的风俗习惯、不同的方言、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原地区是夏、商、周三代和秦汉的统治中心，文明发达，历史悠久，制度健全，理所当然的是文化最昌盛的地区。秦汉大一统，政令号一，制度划一，为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和各地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www.xing528.com)

中国自古就有华夏与夷、蛮、戎、狄（又称“四夷”）之分，在中国文化史上确实存在着南北的差异。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表现、特征，前人多有研究，其中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地理大势论》等论文中的论述尤为精要，他指出：“自周以前，以黄河流域为全国之代表。自汉以后，以黄河、扬子江两流域为全国之代表。近百年来，以黄河、扬子江、西江三流域为全国之代表。穹古之事不可纪，今后之局犹未来，然则过去历史之大部分，实不外黄河、扬子江两民族竞争之大舞台也。前者西江未发达，故称中部为南部。数千年南北相竟之大势，即中国历史之荣光，亦中国地理之骨相也。”（《饮冰室文集》之十《中国地理大势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是南北文化的交融，造就了秦汉文化的庞大气势，确立了它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

秦汉时期，南蛮的百越和西南各族加强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南越的犀牛角、象牙、珍珠、银、铜、布被用来与北方交换。1983年在广州市发现第二代南越王墓，其墓制基本同于西汉诸侯王，墓中出土了玉衣、金印、铜铁器、漆木器等，反映了当时南越的文明水平以及与中原的密切关系。西南少数民族古称西南夷。秦建有“五尺道”，汉设有武都郡、益州郡（治滇池，今云南晋宁东）等六郡，并封滇王，赐滇王金印。西南夷与巴蜀、南越都有商业往来，还与印度、大夏有贸易往来。

秦汉与东北各族的经济文化联系明显加强。如乌桓在武帝时受汉统治，为汉守边保塞，后结怨于王莽，与匈奴为友。东汉时又率众归化，光武帝时封乌桓渠帅81人为侯王君长，后又设护乌桓校尉加强控制，使其加快了封建化的步伐。

三、中国与周边邻国的文化交流

中国与朝鲜的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两国向来是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北方燕齐等诸侯国都与朝鲜半岛上的居民有了频繁的贸易往来，在朝鲜境内，曾出土燕国的明刀和铁器等。西汉初年，燕齐居民有逃至朝鲜避难者，如燕人卫满率领千人到朝鲜，后来做了朝鲜国王，都险城（平壤）。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并与西汉保持着友好往来。汉武帝时，朝鲜内部发生变乱，属臣杀死国王，归降汉朝。西汉在朝鲜半岛设四郡：乐浪、临屯、真番、玄菟，更加密切了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平壤曾出土过精美的汉代漆器，如漆耳杯、漆盘以及铜钟等，皆为汉官营手工业产品。在朝鲜乐浪郡发掘出土的许多漆器，具有楚国漆器的遗风。同时，朝鲜古墓葬、遗址中还常常发现有中国风格的丝织物和铁器等。到了东汉末年，朝鲜半岛的北部，先后兴起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半岛南部有三韩，即西边的马韩、东边的辰韩、南边的弁韩。其中的马韩人已知种田养蚕织布，住的是草屋土室，与汉人接触较多，受汉文化影响较大。辰韩又称秦韩，即所传秦朝人逃亡至此者，经济文化水平最高，人民能种五谷、养蚕织布，铸造铁器。弁韩最小，经济文化比较落后。都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三韩在东汉王朝的强烈影响下，没有向奴隶社会发展，而是模仿汉朝的政治制度，直接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

中国与日本的交往也是很早就开始了。据1960年版的《日本纺织技术的历史》一书记载，秦始皇时吴地有兄弟二人东渡到日本，传授养蚕、丝织和缝制吴服技术。1958年，在日本九州岛东南的种子岛，发现墓葬中有贝札（贝制片状物）和腕轮（手镯状）数件。贝札上书有汉隶。大约在战国至秦汉间有不少人东渡日本，但文献中记载不多。

汉武帝时，日本有30余国派遣使者来到汉朝。这是中日两国使节往来的最早记录。汉武帝以后，中日经济文化交流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日本的博多罗湾沿岸曾发现过许多汉代的铜镜、铜剑。东汉时，中日关系更加密切，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派使臣与汉通好，刘秀便赐以“汉委（倭）奴国王”金印。此印已在日本九洲志贺岛崎村出土，成为了中日友好的历史见证。《后汉书·东夷传》载，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此后，倭国多次派人来汉，东汉王朝赏赐以大量的丝绸、漆器、铜铁器等。中国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养蚕等技术也传到倭国。

自古以来，中国与越南在经济文化上就有着密切的联系。秦统一全国，进军南越时，曾侵犯过其北部的瓯骆国。秦汉之际，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赵佗占据南海、桂林等郡称王，灭瓯骆国，割据一方。汉武帝灭赵氏政权后，在越南北部设交趾、九真、日南三郡，继续对其进行统治。在此期间，中越两国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很频繁，中国的铁质农具和越南的土特产相互交换，丰富了彼此间的文化生活。

印度在中国古书上称为“身毒”或“天竺”。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和印度就有了经济往来。张骞首次出使西域，就发现中国蜀地的特产是通过身毒贩运到大夏（今阿富汗）的；后来，张骞的副使还曾到过印度。西汉晚期，印度的佛教通过西域传入中国内地，这更是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