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科技：从成长到成熟

第五节　渐趋成熟的传统科技

传统科学技术主要指以农业立国的国家所必需的科技，一般可分为农学、医学、天文（历法）学、数学四大门类。秦汉传统科技趋向成熟，这主要得益于适应国家的统一，生产技艺的提高和生产向深度、广度发展的需要。

一、天文历法的新成就

秦汉天文历法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天体观测的重视、天文学理论的进步和历法的修订等方面。

秦汉时期十分重视对天体星象的观测。汉武帝时，落下闳曾铸造浑天仪，太初三年（公元前93年）立日晷仪下漏刻（水钟），以求二十八宿的位置。宣帝时耿寿昌铸铜为像，以测天象。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记载秦汉之际70年间木、金、水、火、土五大行星运行规律的《五星占》，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天文著作。中国古人对太阳黑子的观测在世界上是最早的，《淮南子》中即有“日中有踆乌”的记载，踆乌就是黑子的形状。《汉书·五行志》载汉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四月，……日黑居仄，大如弹丸”。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则有更精确的记载：“三月乙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此为举世公认的最早的太阳黑子的观测记录，比欧洲早800多年。

秦汉时期对天体结构的探索有了进步，逐步由神话走向科学。当时最主要的有两种学说：“盖天说”认为天像一个大斗笠，盖在一个反扣着的圆盘似的大地上，天、地都是中央高、四周低，日月星辰随天盖而运动，这比原来的“天圆地方说”有所进步，但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天文观测事实所否定。“浑天说”则把整个天比作一个鸡蛋，地犹如蛋壳裹着的蛋黄。这虽是一种以地球为中心的天体理论，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比较准确的说明天体的运行状况。西汉时著名天文家落下闳、鲜于妄人、耿寿昌等都努力发展浑天说，东汉时杰出科学家张衡则是浑天说的集大成者。

张衡（78～139年），字平子，南阳人，他学识渊博，所著《周官训诂》记载了浑天仪的制造原理和使用方法。他还在另一名著《灵宪》中表达了宇宙无限的观念：“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此外，《灵宪》还对日、月食作出了正确的解释。张衡在落下闳、耿寿昌等所造的浑天仪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新的浑天仪。这是以直径为5尺的空心铜球，画上二十八宿和其他一些恒星及黄、赤道等天轴支架在子午圈上，半露于地平圈上，半隐于地平圈下。天球通过齿轮系统靠漏壶滴水均匀转动，每天一周，自动且近似正确地演示天象及其运动，其星辰的出没与观象台所见相同。张衡还制造了候风地动仪，能及时测试当时频繁发生的地震方位。

天文学的发展给历法的进步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汉初沿用秦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1972年，山东临祁银雀山汉墓中发现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的历谱，这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完整历谱。根据它推算，此历谱与秦历法相同，证明武帝太初以前依然采用《颛顼历》。但《颛顼历》并不精确，到汉武帝时已出现了“朔晦月见，弦望满亏”（《汉书·律历志》）的错乱现象。于是汉武帝令司马迁、落下闳、邓平等20多人负责改进历法，他们通过制作仪器进行实测和推考计算，提出了18种改历方案，最后邓平的方案被选中，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颁布，称为《太初历》。《太初历》原著已失传。《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采用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在没有“中气”（即冬至、大寒、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的月份，插入闰月，调整了太阳周天与阴历纪月不相合的矛盾，把季节和月份的关系调整得十分合理，朔望晦弦也较为正确，这是我国历法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这个方法在农历中一直沿用至今。随着天文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历法也日求精密。成帝时，刘歆又根据《太初历》，经过略加调整成《三统历》，被收在《汉书·律历志》中，流传至今，成为我国第一部记载完整的历法。《三统历》规定19年有7个闰月，成为当时最精密的历法。

东汉时的天文学，在继承前代丰硕成果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东汉和帝时改用《四分历》，东汉末年，刘洪造《乾象历》，较前有所改进。其中有关于日、月食的算法，并编制了一张月亮运行速度表，为日后历法的改进和提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中国传统医学体系的建立

中国传统医学体系，是在秦汉时期建立起来的，流行以阴阳五行来解释人的生理和病理。汉初名医淳于意（太沧公）之师传授给他的《药论》就是其中之一。东汉出现的《神农本草经》，是战国秦汉以来的药物知识的总结。书中共记载了365种药物的性能和用途，按药性分为上、中、下三品，提到的主治疾病名称达170余种，所提药效，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药物学专著，其中也包含着有关植物学、动物学和化学的一些知识。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在成帝时，侍医李柱国校订的政府所藏医书就有医经7家，216卷；经方10家，274卷。《隋书·经籍志三》记载汉末有蔡邕《本草》7卷，华佗弟子吴普《本草》6卷。

东汉末年南阳人张仲景（150～219年），名机，从小精心研究医学，曾学医于张伯祖。他广泛征集方剂，总结前代的医学经验，所著《伤寒杂病论》16卷，是集战国、秦汉以来医书的大成。此书后来散失，东晋的王叔和收集整理其著作，分为《伤寒论》（10卷，附方10卷）及《金匮要略》（3卷）二书。分别论述了伤寒等急性传染病和包括外科、妇科在内的内科杂病。还记录了三、四百个药方。书中对病理诊断、治疗和用药等都有详细的论述。特别是在诊断方面，已具备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八纲”辨证的雏形；在治疗方面已总结出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这些都成为中医学的医疗原则，为历代中医所遵循。张仲景也被人们奉为“医圣”。华佗见过此书，曾评价道“此真活人书也”。

东汉时期医学上最重要的成就是外科学的诞生、内科向脉理学发展，针灸学、药物学知识的丰富和医疗保健受到重视。

汉末名医华佗（约141～203年），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在徐州、扬州一带行医。华佗精于方药、针灸，特别精于外科手术，能够“刳破腹背”、剪截冲洗肠胃，“病若在肠内，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三国志·方技传》）甚至还能从事难度很高、需要高度精确和复杂技巧的脑外科手术。（参见《后汉书·方术列传》）手术前饮用他发明的麻沸散，病人“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三国志·华佗传》）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全身麻醉法。华佗认为适当的运动可以促进血液流通、帮助消化饮食，从而预防疾病。为此，他创作了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活动姿态的“五禽戏”，既可除疾、利足，又可当作导引，是一种动静相结合的保健体操，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健身操。他的徒弟吴普坚持练五禽戏，活到90多岁，仍“耳目聪明，齿牙完坚”。针灸是一门古老的医术。华佗有《华佗观形察色并三部脉经》1卷，（《隋书·经籍志三》）说明华佗已在研究脉理。华佗的学生樊阿从华佗学医，在针灸技术上，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在背及胸部，前人不敢妄针，针之不过四分，却下针一二寸或五六寸，针到病除。关于他的精湛医术，民间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传说，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高超的医学水平。

秦汉时期的医学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成就，在河北满城汉墓（墓主为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发现针灸等医疗器械。新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由太医将犯人开膛破肚，测量五脏，用竹丝探测血脉的终始，以助于治病。这是我国有关人体解剖的最早记录。

马王堆3号墓发现一幅彩绘各种运动姿态的帛画，上绘44人，运动姿态各异，应该是古代的《导引图》，它是迄今我国考古发现中时代最早的一件健身图谱，为研究我国独特的“导引”疗法的源流和发展提供了实物资料。同墓中还出土了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和《五十二病方》，填补了我国早期医学史的空白。

三、数学和地图地理科学的进步

秦汉时期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一部数学著作《周髀算经》。该书成于公元前1世纪，书中有周公问算的内容，已使用复杂的分数算法和开平方法，特别是记述了商高所讲“勾三股四弦五”，这是有关勾股定理的最早记载。

秦汉时期有许多著名的数学家，如张苍、耿寿昌、张衡等。张苍在秦代“为柱下史”，汉初任计相；耿寿昌在宣帝时任大司农中丞，“皆以善算命世”，（刘徽《九章算术注·序》）都曾对《九章算术》的成书作过贡献。刘歆认为传统的“圆周率三，圆径率一，其术疏舛”，开始推求新的圆周率为3.1547。

《九章算术》则是举世公认的古典数学名著，该书是经过长期修改、补充逐渐完备起来的，正式成书约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全书分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等九章，包括246个应用题及其解法。其中关于分数概念及其运算、比例问题的计算、负数概念的引入和正负数的加减运算法则等等，都比印度早800年左右，比欧洲国家则早千余年；关于联立一次方程组的解法，印度最早的记载见于12世纪，而欧洲则至16世纪才有记载。后世许多著名数学家都对《九章算术》进行诠释工作，并在注释中不断引入新的科学概念和方法，从而推动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该书在世界数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隋唐时就流传到日本，被定为教科书，今有多种文字译本在世界各地流传。

秦汉时期在地理学方面也有很多成就，对中国乃至以后世界文化的发展有很大贡献。《史记》、《汉书》等史书中就记载了大量的山川地理、都市等方面的知识。从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三幅地图可以看出，当时地图的测绘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三幅帛上分别绘有地形图、驻军图和城邑图，其中地形图上绘有山脉、河流、居民点和道路等。所有的地图都有统一的图例，山体除用较粗的闭合曲线来表示外，还用细线绘成鱼鳞状层叠，以此显示出山体峰峦起伏的特征。这种手法与今天的等高线很相似，方寸之间，显示出西汉地图科学、地理学和测绘技术的水平。

四、造纸术的改进

秦汉时书写的主要工具还是竹简和丝帛，但竹木简牍十分笨重，不便携带；帛书虽轻薄易于携带，但织造艰难、价格昂贵，两者都适应不了社会经济文化的需要。西汉时期发明的造纸术在科技史上是一大贡献。西汉时期出现关于纸的记载是《汉书·孝成赵皇后传》上的一句话：“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蹄书。”应劭注曰：“赫蹄，薄小纸也。”考古工作者在西北多处西汉墓葬或遗址中发现了一些早期的纸品样本：最早为黄文弼先生《罗布淖尔考古记》载，1933年新疆罗布泊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一片麻纸残片，后来1957年陕西出土了“霸桥纸”、1973年甘肃出土了“金关纸”、1978年陕西出土了“中颜纸”，其中“霸桥纸”年代最早。它们经过检测被证实都是植物纤维纸。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一座西汉墓中发现一张纸地图。这些可以证明，西汉时期的纸，已能用于书写。但估计在当时纸的使用还不是很普遍，还处在造纸工艺的探索时期，专门的造纸手工业还没形成，主要用于书写的工具还是沿用已久的绢帛和竹木简牍。

到了东汉时期，造纸术出现了重大技术革新，这就是蔡伦对造纸工艺的改进。蔡伦是东汉和帝时的尚方令，他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做原料来造纸，在纸浆的化学处理和漂白等关键工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当时的造纸工序大致为：切沤（将树皮、渔网、麻布等原料放在塘内浸沤百余日）、舂捣（把沤过的原料去掉粗皮，舂捣为糊状）、煮浆（在大锅内加热烧煮纸浆）、抄纸（将煮过的浆冷却，捞出纸浆，摊于竹帘上）、焙干（将帘上的湿纸敷在平滑的火墙上烤干）。这种造纸方法一直沿用到明清。蔡伦的发明使造纸的原料多样化，不仅化废为宝，而且取材方便、造价低廉，特别有利于纸的普及推广，以至于当时“天下咸称‘蔡侯纸’”。（《后汉书·蔡伦传》）从此，纸张开始彻底代替了绢帛和竹木简牍，成为书写最主要的和首选的材料，有利于科学文化的传播和推广。更为重要的是，这项古老的发明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8世纪造纸术传入西亚、12世纪传入欧洲，最终遍及全球。造纸术的发明与改进，成为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重要事件。

中国古代的“文房四宝”中除了纸以外，笔、墨、砚的制作在汉代也已经大致定型，至东汉时期已经初具规模。

五、冶铁业的进步和农耕技术的提高

（一）冶铁业的进步和铁制农具的推广

西汉的冶铁作坊多、规模大。从考古发现的很多材料来看，这些西汉冶铁遗址工序集中，设备齐全。根据金相学的分析，在汉代的铁器中，出现了彻底柔化处理的铁素体基体的黑心可锻铸铁，而这项技术在欧洲从18世纪才开始使用。同时，还出现了金属组织相当好的高碳钢、中碳钢和锻铁制作的兵器。特别是河南巩县铁生沟村出土的一件铁镬，有十分良好的球状石墨及明显的石墨核心和放射性结构，与现行的球墨铸铁国家标准一类A级石墨相当。此外，炒钢炉，这一崭新的高效率先进技术的出现，说明西汉冶铁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改变了整个冶铁生产的面貌，在钢铁冶炼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虽然由于封建生产关系和自然经济的限制，炒钢未能像18世纪的欧洲那样发展成大规模的钢铁生产，但它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农业、手工业、水利、交通以及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仍有重要影响。(www.xing528.com)

战国时期冶铁业一般只能冶铸农具和少数手工工具，锻制兵器尚属罕见，大多数只限于楚地。到了西汉中期，铁制工具已经推广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不仅有铁制的长剑、长矛、环首大刀，而且还有铁制的生活器皿和一般工具，如灯、釜、炉、剪等，由此可知在当时铁器的使用已经相当广泛。其中，铁制农具的推广格外引人注目。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铁制农具的种类也增加了很多。仅铁犁，就有铁口犁铧、尖锋双翼犁铧、舌状梯形犁铧等。特别是犁壁的发明，使得翻土、碎土、松土、起垅作亩都更加简便。同样的犁壁在欧洲直到11世纪才出现，比中国晚了1000多年。

东汉时期，随着铁制工具的普及，钢铁的需要量大量增加，从而推动了冶铁技术的改进，如利用水力的鼓风炉（即水排）开始使用，用河水冲力转动机械，使鼓风皮囊张缩，不断为高炉供给氧气，“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后汉书·杜诗传》）层叠铸造技术已被熟练掌握，并且较战国时期有重大改进，由原来的双孔浇铸，改为单孔一次浇铸。在燃料的选择上，已经使用了煤（石炭），河南巩县的冶铁遗址中就曾发现羼杂了泥土、草茎的煤饼。

（二）水利工程

铁农具的广泛使用，为兴建水利提供了有利条件。西汉的水利事业比战国时期有了新的发展。突出的成就是黄河的治理和关中地区一些较大水利工程的兴修。

治理黄河是西汉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汉初，黄河屡次决堤，造成了严重的水灾。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黄河在瓠子决口，泛滥成灾，遍及十六郡。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征调几万民工前去修治，还巡视工地检查工程。经过此次治理，黄河在80年内没有发生大的水灾。

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了几条较大的灌溉渠。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为了转运由关东西运的漕粮，由著名水工徐伯领导，开凿了与渭河平行、全长100多公里的“漕渠”。它的建成，不仅使临潼到潼关这一段的漕运时间缩短一半，而且使沿岸2万多顷土地收益。同时，又修建了“龙首渠”，从今陕西澄城县引洛水灌溉蒲城、大荔一带地区。渠道必经的商颜山（铁镰山）土质疏松，渠岸容易崩毁，无法采用一般的施工方法。人们便发明了“井下相通行水”的“井渠法”，（《汉书·沟渠志》）使“龙首渠”从地下穿过七里宽的商颜山，这便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条地下水渠。这种建造沟渠的办法就是“坎儿井”，后来传到了西北和西南的川、黔、云、贵等地区。此后又相继在郑国渠上游修建了“六附渠”，从泾阳引泾水至临潼的“白渠”，较为有名的水渠还有很多，它们的修建为当时的农业起到了重要作用。

东汉灵帝时宦官毕岚，发明了利用水力在河边汲水的“翻车”和给道路洒水的“渴乌”。此时还出现了以水力带动木轮，使之带动石碓的舂米工具“水碓”，比以前用杵臼或脚踏石碓舂米，不但省力，而且效率也提高很多。东汉时期恢复和扩建了许多已经荒废的陂塘，修建了一批水利灌溉设施，如汝南太守邓晨等修复了“鸿隙陂”，安徽的芍陂、会稽的镜湖等也在这时得到修复。此时还对黄河作了较好地治理。公元1世纪初，黄河在魏郡（晋豫交界地区）决堤，河道南移，改道入海，泛滥成灾。汉明帝时水利专家王景、王吴主持修“浚仪渠”，筑堤分流，成功的战胜了黄河水患，使得800年间，黄河无改道，水灾大大减少。

（三）农耕技术的提高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耕技术有了很大提高。汉武帝末，搜粟都尉赵过总结了西北地区抗旱斗争的经验，推广了“代田法”，就是把一亩地分成三畛和三垄，年年轮流耕种，以休养地力。下种时把谷物种在畛里，幼苗长出后，再将垄上的土推到畛里，作物入土较深，抗风耐旱。“代田法”的实施，使得粮食每亩产量可以实现增产60～180公斤。赵过还发明了播种机——“耧车”。这是一种可将犁地、开沟、下种、覆土等工序一次性完成的农具。它可同时播种三行，所以又称“三脚耧”。一人一牛，一天可耕一顷，大大提高了播种效率。这是我国古代在农业机械方面的重大发明。铁犁铧已由战国时期的铁口铧发展成为全部用铁制作，不仅更为坚固耐用，还可以提高生产效率。汉武帝曾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各类新式农具、先进高效的耕作技术，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到成帝时，汜胜之又总结了一种新的耕种技术——“区种法”。这是一种园艺式的耕种技术，将土地划分成许多小块，集中使用水肥，精耕细作，提高了单位面积的产量，显示出较高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此外，还加强了对耕牛的保护，禁止宰杀耕牛，重罚盗牛、杀牛者，大力推广牲畜耕地。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耕地面积也在不断扩大，到西汉末年垦田面积已达827万顷，全国人口超过5900万，均大大超过战国时期的水平，这说明西汉经济的迅速发展。

东汉时期在耕作劳动中出现了短辕一牛挽犁，较西汉的长辕二牛挽犁有很大进步。还出现了深耕省力的犁铧，以及曲柄锄、铁制钩镰等新型全铁制工具。牛耕技术、区种法已从中原向北方高原和江南一带迅速推广。东汉豪强地主的田庄是农业生产中很特别的生产单位，崔寔的《四民月令》中便记载了有关情况。这种田庄在生产上十分注意时令节气，重视杀草施肥，善于根据不同的土壤性质，种植不同的作物，采用不同的种植密度，并能及时翻土晒田，精耕细作，双季轮作，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

六、传统制陶业的发展与瓷器的生产

与先秦时期那种日常生活用具多为陶器的状况不同，更多地体现在建筑用陶的广泛应用及南方瓷器的生产上。

（一）传统制陶业的新发展

秦汉时期建筑用陶的生产规模扩大，质量明显提高，品种增多。在咸阳宫等秦宫殿遗址中，发现大量砖瓦建筑构件。此时砖的类型主要有铺地砖和空心砖两种，铺地砖不仅有素面的，更多的还刻有太阳纹、米格纹、小方格纹、平行线纹等纹饰；空心砖的砖体上也多印有几何形纹及龙、凤纹等。此外，还出现了子母砖、五棱砖、曲尺形砖、楔形砖等，画像砖也开始出现。西汉时期，用于墓室建筑的空心砖大量增加，砖面多刻有花纹图像。东汉时，四川等地生产专为墓室所用的画像砖，内容极其丰富，如各类人物、乐舞、车马、狩猎、亭阙等等，全景式展现了地主阶级的日常生活状况。一般来说，秦汉时期建筑用陶，砖、瓦的质量相当好：烧制火候高、质地坚硬、色泽青灰、表里如一；且制作工艺规整，从外观上看上去浑厚朴实，形式多样。故被誉为“敲之有声，断之无孔”，又被称作“铅砖”，或统称为“秦砖汉瓦”。

秦汉时期盛行以陶制日用器皿的模型和大量陶俑随葬，称之为“明器”。这些明器类别很多，制作一般都较粗糙。东汉时反映当时庄园经济发展的模型器相当发达。

（二）瓷器的问世

我国是瓷器的发源地，作为我国古代的一项重要发明，瓷器制造业在古代各种手工业品中占有重要地位。瓷器以瓷石或高岭土作坯，在1200℃左右的高温中烧成，坯体烧结坚硬，坚固耐用；瓷胎表面上一层釉，胎釉紧密结合，不会脱落，釉层表面光滑，不吸水，接触污物后易清洗；坯土有可塑性，器物形状可以根据需要而随意创造。制瓷的原料储备充足、开采容易，且成本低，故可大批量生产。因此，瓷器一经问世，便迅速的传播开来。东汉以后窑址遍布全国各地，且各具特色，制瓷技术越来越精，新工艺不断涌现，并源源不断向国外传播，极大的丰富了人类生活，为人类文明作出了贡献。直到今日，“瓷器”和“中国”这两个词，在英语中是同以“China”来表示的。可见，在世人眼里，瓷器俨然已成为中华文明的代名词了。

在南方出土的西汉后期青瓷更加普遍。釉色比以前明显增多，除青绿色外，还可见到黄绿、淡灰、青褐等釉色。不过此时的瓷器还只能说是从原始瓷器发展到真正意义上的瓷器的一个过渡阶段，这一过程直到东汉中晚期才最终完成。

考古工作者已在上虞、宁波、余姚、永嘉等地发现了东汉的“龙窑”遗址，其中仅上虞一县就有7座。这种龙窑一次可以烧上百件器物，器物种类有壶、钟、罐、碗、盘、洗、叠、五连罐、耳杯、唾盂等，远比西汉多，且胎体呈灰白色，透光度较好，釉色莹亮。有关学者曾对上虞小仙坛东汉窑址中的一件斜方格纹青瓷器进行了测试，证明其瓷胎已烧结，吸水率为0.28%，烧成温度已达1310±20℃，胎体致密坚硬，胎釉结合紧密，无剥釉现象，青釉色泽纯正，透明而有光泽，为名副其实的瓷器。早期瓷器主要出现在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等地，它们的年代绝大部分都在东汉晚期。

七、丝华锦丽，步履生辉

西汉时期的丝织业比较发达，纺织技术有很大提高，全国丝织业中心在长安城和齐郡临淄。长安设有东西织室，临淄和陈留襄邑等地设立了大规模的官营手工业作坊，作坊的织工多达数千人，并设工官专门管理。在一些大城市，也有富商大贾经营的手工业作坊。当时，丝织品的种类很多，官营作坊以生产比较贵重的锦、绣、纱为主。

1972年马王堆出土了保存完好的绢、纱、锦、刺绣、麻布等丝麻织品，这些高级丝织品，通过织、绣、绘、印等技术制出各种动物纹、云纹、卷草纹、菱形花纹。尤其是那件素纱禅衣，就像今天的尼龙纱，薄如蝉翼、轻若烟雾，重仅49克，显示了人们的高超智慧和技术创造才能。

生产精美的丝织品，除了要有高明的技术外，纺织机械的不断革新进步也是必备的。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西汉帛画和汉画像石上已有单锭纺车的图像，由此可知，纺车在汉代已成为普遍的纺织工具，且已经出现了织布机。斜织机和脚踏提综的织机已比较普遍。同时还有织造提花织物的机械——“提花机”，而且在工艺上使用了分组的提花束综装置，已经用地经和绞经分开提沉的双经轴机构，显示了很高的提花水平。

汉代的代表织物是五彩缤纷的多彩织物——汉锦，它以茜草素和蓝靛为染料，可染成绿、褐、红等色。这比战国时期用温水湔帛的染色工艺提高了一大步。

八、精美绝伦的漆器

西汉时期的漆器业十分发达，在蜀郡（成都）和广汉等地设置工官监造漆器。漆器成为全社会争相使用的器皿，且形成一种风尚。贵族官僚、富豪大贾之家更是把漆器当成一种奢侈品，“夫一文（纹）杯得铜杯十”，（《盐铁论·散不足》）即1件纹饰漆杯的价格相当于10件铜杯。从出土的汉代漆器上，反映出官营漆工作坊里的劳动分工十分繁细，有素工（作内胎）、髹工、上工（漆工）、黄涂工（在铜制附饰品上鎏金）、画工（描绘油彩花纹）、清工（最后修正）、造工（全面负责的工师）等工种，管理漆工的官员也有卒史、丞、掾、令史等。

漆器的种类很多，有耳杯、盘、壶、盒、盆、勺、枕、奁、屏风、几案等。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500多件漆器和2具精美的彩绘大漆棺，造型精致美观、优美华贵；色彩鲜艳、光彩照人；纹饰画工潇洒生动、奔放有力，线条干净流利。特别是其中的耳杯盒最为精致：椭圆型，两侧有半圆形把手，盒内放有小耳杯6件，重沿耳杯1件，内漆朱地，外漆黑地，表面绘红彩或作金银色泽的花纹。出土时均用绣花包袱包裹。其中的“双层九子奁”在竹简上称为“九子曾检”，它黑褐色的表面上刷上一层极薄的金粉，里面加上少量银粉，称为“清金漆”，再用油彩绘上黄、白、红三色云气纹，璀璨耀眼，华丽无比。体现在这些漆器上的高超工艺，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聪明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