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汉官吏选拔制度的形成
官吏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商、西周实行的是“世官制”，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实际上没有选拔。春秋战国的世袭制与选贤举能相结合，秦时的军功爵制、客卿制和征士、荐举等等，打破了世官制，选官制开始建立。到汉代，才正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官吏选拔制。汉代选拔官吏的途径很多，如军功、任子、赀选等，但主要是察举和征辟。汉代察举名目繁多，主要有“贤良方正”、“孝廉”、“秀才”、“明经”、“明术”、“童子科”等科，其中以前两科最重要，所得人才也最盛。汉代察举经历了由最初只荐不试、偶尔试之到所荐皆试，由一般性官府的考试到皇帝亲自策问，由一次性考试（公府考试）到端门复试的发展过程，显示了汉代考试制度逐步确立、全面推行的过程。汉代察举考试确实选拔了不少人才，同时也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对巩固汉代的统治，发展封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起了积极作用。（谢青等主编：《中国考试制度史》，第18页，合肥，黄山书社，1995）。
察举制度起始于先秦的选贤举能、乡举里选，又深受战国养士之风的影响，终于在两汉时期建立并逐步完善而成为一种选士任官制度。各种名目的察举已成为汉代最主要、入仕数量最多的一种选任制度，它协调了内部权力的分配，部分地满足了中下层地主分子和平民的参政愿望，对巩固政权有巨大影响，“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汉书·倪宽传》）
二、两汉时期的官学、私学及其考试
秦汉时期是中国教育制度最终确立的时期，教育思想、教育方法、教学内容基本形成。汉武帝时，儒学的独尊地位确定，官学体制建立。汉代的官学有中央所属的太学，有专科性质的鸿都门学，有宫廷学校性质的四姓小侯学。太学的规模由小到大，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置《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丞相公孙弘建议“为五经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当年太学正式开办。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为博士舍三十区”，（《三辅黄图》）学生上万。东汉初扩大太学规模，顺帝时学生增至3万余人，屋宇240幢、1850间，创两汉学生和校舍数的最高记录。
博士是太学的教师，对他们的任用采取多种方式，如征聘、荐举、选试、由其他官职调任等等。在太学设置前，博士以专治一经为终身职责，太学成立后，博士即以所专治的一经教授生徒。西汉文帝始置一经博士。平帝时增为六经，每经置博士五人。以后儒家经典各分数家，置十四家博士。太学生又称“博士弟子”，或“诸生”。西汉太学生入学资格有两种：一是由太常直接挑选年18岁以上的容貌端正者，一是由郡和县长官选送“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相里，出入不悖”，经太常认可者。前者为正式生，后者称“如弟子”。两汉太学也重考试。武帝时，定为“一岁辄课”，即一年举行一次考试；东汉桓帝时定为“二岁一试”，即每两年考试一次。方式有“口试”、“策试”、“射试”，射试是由主考官拟定试题，按其难易分为甲、乙两等，写在缣帛上密封。考试时由应试者任取一类或两类解答，相当于现在的抽签考试。（杨学为主编：《中国考试通史》，第33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鸿都门学，是我国最早的艺术专科学校，鸿都门学开创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因校址在鸿都门而得名。学习的内容为辞赋、小说、尺牍、字画。学生数十人，东汉末因灵帝的提倡，诸生及经州郡推举的艺术专门人才千余人参加课试，学生毕业皆可任用。四姓小侯学是为皇室及贵胄子弟创办的贵族学校，亦称“宫邸学”，创于东汉明帝永平九年（公元66年），“四姓”指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四姓小侯学也学五经，择师而教，能通经得高第者，特优赏进。
汉代的地方官学有郡国学和县以下学校。郡国学由景帝时蜀郡守文翁首创。文翁“仁爱好教化”，选拔郡县小吏中聪明而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十余人亲自教诲，遣送京师，受业博士，后又在成都创设“学宫”，渐成制度，致蜀地因之大治。此举得到汉武帝的嘉许，推广文翁的郡国办学经验，诏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汉书·儒林传序》）从此郡国文化教育得以发展，郡国学官称“文学”，学生称“文学弟子”、“郡学生”。关于县以下学校，至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颁令“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汉书·平帝纪》）各地各级学校得以初建。(www.xing528.com)
两汉私学兴盛，比官学发达。《后汉书·儒林列传论》：“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至有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班固的《东都赋》描述这时“四海之内，学校如林，痒序盈门，献酬交错”，当包括地方私学在内。两汉私学可分为两种，即高等教育性质和普通教育性质的学校。前者的教师多为名师硕儒，学生众多。（高时良：《中国教育史纲》，第15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后者如闾里的“书馆”，由教师教学生识字、写字。还有比书馆高一级的学塾，学一些儒家的经典。这些私学有的只是利用农闲时间开办。
三、察举制度：别具一格的两汉时期人才制度
两汉历时400多年，这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初期，大一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西汉王朝建立后，适应大一统国家需要的人才培养、选拔、任用制度逐渐出现，东汉时察举制度日臻完善，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选拔和考试制度，这些都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政权的稳定，为两汉的经济文化发展和国力的昌盛作出了贡献。
两汉选拔人才，主要是征辟和察举。征辟是由皇帝或官府直接聘请名士任官。这些名士均是所谓的志行高洁、博学多才或某一方面技艺卓绝超群的学者，也有的是前朝学富五车而又隐居民间的名人，他们一经征辟，无须考核即被授予高官。察举制则是通过地方官的考察、推荐，将一些符合朝廷要求的人才推荐出来，供朝廷直接任用或经过一定形式的考核再加以任用。其具体的操作过程大致是：多数先由皇帝下诏，令三公九卿、地方郡守等高级官吏，按照一定的名目（标准），把各地品德高尚、才干出众、学识渊博的平民或下级官吏推荐给朝廷，由朝廷直接任官，或经过某种形式的考核（直至皇帝亲自策问）择优录用。
刘邦晚年所作《大风歌》中“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感叹，表达了他对人才的渴求。汉文帝即位的第二年（公元前178年），下诏举贤良方正及直言极谏之士，并首次对被荐举者采用“策问”的方式进行选拔。“贤良”是指有贤行而良善之士，“方正”指方幅而正直之士。察举制到汉武帝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一是举贤良对策成为定制；其二是扩大了察举的科目，新增设了举孝廉、举秀才、举明经等科目；其三是规定举孝廉成为岁举的常科。在此之后，察举制遂成为汉代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汉代察举有常科和特科两种。常科有举孝廉，每岁皆举。特科是特别诏定的科目，有举贤良、贤良文学、秀材异等、明经、童子郎等科。偶尔还荐举勇武知兵、明法、明术等专门人才。终汉之世，以“贤良方正”、“孝廉”两科最重要，所得人才也最盛，成为汉代人才选拔的主流。
综观汉代察举制由初建到发展的全过程，察举制经历了以下的发展过程：由随意性很强到逐步正规化，最终形成较为完善的制度；对被荐人由最初只荐不试、偶尔试之到所荐皆试；由一般性官府的询问到专门官府的考试，直至皇帝亲自策问；由一次性考试（公府考试）到端门复试；由偶尔下诏察举人才到成为地方官较为经常性的职责之一。总体而言，大抵西汉得人，贤良为盛；东汉得人，以孝廉为多。西汉除贤良需对策外，大都无须考试，察而举之即委以官职；东汉则所举皆试。汉代的察举制度选拔了大批优秀人才充实了官吏的队伍，这对于巩固封建政权、发展封建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都起了积极作用。其主流是进步的，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失误和弊病。（杨学为主编：《中国考试通史》，第68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秦朝实施“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政策，导致了文化发展缓慢、学校教育的倒退。察举制与两汉的教育制度密切结合，相互促进。举贤良需对策，没有文学才识当然不行，举秀才、明经、博士、童子郎均以儒家经典为考试的主要内容，这就使察举与教育的关系日益密切。太学、郡国县学和兴旺的私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官吏的后备人员，朝廷对被荐举人进行严格考试以定优劣的制度又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促进各阶层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奋发读经，以求仕途通达。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两汉的教育政策，都是以察举选士制度为轴心而转动的，朝廷只定选举及考试的政策和标准，教育便会自然而然地趋向这些标准和政策。这在相当程度上又阻碍了教育的普及和致用，学校教育自觉不自觉地降为察举选仕制度的附庸。隋唐以后的科举继承了两汉的传统，使教育的功能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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