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文化艺术概述

第三节　秦汉的文化艺术

一、凤凰涅槃：文化学术的破坏与整理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在文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焚书坑儒”给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出于巩固统一的需要，采取统一思想的措施本无可厚非，但采用极其愚蠢而残暴的方式，使大量古代文化典籍被焚毁，所造成的损失无可挽回。

到汉代惠帝时解除挟书之令，“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经过不懈的努力，到成帝时，便招集当时的学者对现有的书籍资料加以编校。刘向在校书时，每校一书，即“条其篇目，撮其指意”，撰成《别录》，其子刘歆在此基础上撰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目录学著作《七略》。刘向、刘歆父子等人的古籍整理工作，对总结先秦文化有着重大贡献。

在对汉字的整理和文字书写方式的总结上，许慎所著《说文解字》最为著名，许慎还曾著《五经异义》等书。他博览群书，精研典籍，用了22年时间，主要收集了秦汉文字小篆，兼收古文、籀文（大篆）等文字，共计9353个，编成《说文解字》14篇。此书对每一个文字的形体、声音、字义（即训诂）都作了解释，言简意赅，全部解说达13万多字。这部著作集西周以来文字学之大成，保存了大部分先秦字体和汉以前的文字训诂，总结了战国以来解释文字的“六书”理论，是我国第一部形、音、义三者兼备的字典。直至今天，其仍是我们了解古文字义和古代典章制度的重要工具书。

二、汉赋、乐府民歌、散文

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四百年间，一般文人都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在文学史上有所谓“汉赋”的专称。汉赋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辞赋的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接近于散文。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它吸取了楚辞的某些特点，运用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张扬的文风，显示了汉帝国的强盛。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篇》所谓“然赋者也，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汉赋在汉武帝之前流行骚体赋，其后流行散体赋，前者内容多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对身世的感慨，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枚乘。贾谊的主要作品有《吊屈原赋》等。贾谊遭到周勃等人的谗毁，被谪为长沙王太傅，当其渡湘水时作《吊屈原赋》，借凭吊屈原来抒发自己心中的愤懑。景帝时枚乘所作的《七发》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散体大赋把汉赋推向了全盛，著名赋家有司马相如、扬雄、东方朔等，尤以司马相如最负盛名，其代表作是《子虚赋》、《上林赋》等。《汉书·艺文志》辑录汉赋900余篇，作者60余人，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从流传下来的赋作来看，内容大部分是描写汉帝国威振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华、水陆物产的丰饶、宫室园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们田猎、歌舞时的壮观场面等等。汉赋是一种典型的宫廷文学，主要是为帝王歌功颂德，颂扬帝国的富庶和强大，其中也有讽谕劝戒的，词藻华丽却远离生活，渐趋形式化和空洞化，缺乏生命力，汉以后逐渐衰落。

汉代乐府民歌具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比《诗经》的叙事性更强。例如《病妇行》、《东门行》、《战城南》、《十五从军征》、《山采蘼芜》、《陌上桑》等，都以精练传神的笔墨描写了生活中的一些事件或场面。

汉乐府民歌格调古朴浑厚，多采用杂言体和五言体，善于通过口吻毕肖的对话来刻画人物性格。这些特点对后代文人的诗歌创作有一定的影响。汉乐府诗题材广泛，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弥漫着浓厚的生活气息，跃动着时代的脉搏，表达了人民的爱憎，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珍品。

汉代的散文也很有特色，大多纵论时政，文采飞扬，剖析入理，语言精练。其代表性的作者和名篇有：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陈政事疏》；晁错的《贤良对策》、《言兵事疏》、《论贵粟疏》；刘向的《说苑》等。鲁迅称之为“西汉鸿文”，对后代散文、议论文的影响甚大。

三、史学史上的“双子”星座：《史记》与《汉书》

两汉时期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两部史学巨著开创了中国史学的新纪元，这就是《史记》和《汉书》的诞生。

（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它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大约3000年的历史，是一部有52万多字的巨著。全书共130篇，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等五部分组成。“本纪”记载历代最高统治者的政绩以及以帝王为中心的历代重大事件；“表”是各个历史时期帝王将相的年表大事记；“书”是关于政治、经济、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地理等方面的制度和时代专史；“世家”是先秦各诸侯王的事迹和汉代有功之臣的传记；“列传”是历代有影响的人物（官僚、士大夫、名人等）的传记（少数列传记少数民族史和外国史）。这五种体例，互相补充配合，构成了《史记》全书的整体。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都是以写人物为主的，这三部分不仅是全书的中心，也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最强的部分。

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为己任，穷毕生之精力“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终其综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同上），继承已往历史著作的传统，将几千年间零碎散乱的历史资料，加以整理、审核、排比，分别归类于100多个历史人物的传记之中，在八书中综述历史背景，最后在年表中排比年代。这样全书的体例完整，疏而不漏。用纪传体来写历史是司马迁的首创，《史记》也因而成为一部不朽的史学名著，后代历史家撰写史书，大都沿袭了《史记》的体例。

《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史记》的人物传记，包括了各个阶级、阶层以及各种职业的各式各样人物，既有帝王将相也有平民，既写了伟大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学者，也写了昏暴之君、刺客、游侠、倡优；几乎每一个人物身上都体现了作者的褒贬、爱憎。《史记》在人物、场景、叙事方面都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10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二）纪传体断代史著作——《汉书》

东汉时期的史学著作，最重要的是班固所著的《汉书》。班固的父亲班彪，继司马迁《史记》之后，作《后传》65篇。在此基础上，班固修成《汉书》100卷。他死的时候，该书并没有全部完成。后来马续补写了《天文志》，班固的妹妹班昭完成了八表。《汉书》起自汉高祖刘邦，止于平帝、王莽，记录了西汉王朝2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史通·六家》）《汉书》在体例上基本沿袭《史记》而又有所发展，如把《史记》中的世家并入列传；将《史记》的“八书”扩充为“十志”，新增了《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从而保存了更多的社会、文化史资料，其中《艺文志》是在刘向《七略》基础上写成的，著录了当时流传可见的图书，论述了古代学术思想的源流、派别，并作了评论，是中国第一部初具规模的文化史。其他如《刑法志》、《地理志》等门类的创立也是一种创造，这些都为后代史书所沿袭。班固崇奉儒家正统思想并以此作为评判人物的标准，全面叙述了西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突出描绘了统一的西汉王朝强盛富庶的景象。

《汉书》的文学价值也很高，它在一些人物传记中喜欢全文收录历史人物的奏章、辞赋等作品，几乎成了西汉文章的总汇，保存了可观的文史资料。同时，《汉书》汲取了过去许多历史著作的长处，记事“文瞻而事详”，周密而有条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是我国正史中的名著。

西汉史学上的成就除了《史记》外，还有《七略》。这是刘歆继承其父刘向的业绩，在刘向《别录》的基层上写成的。它综合了西周以来，特别是战国时期的文化遗产，经过选择、校勘、分类，编成目录。《七略》包括《辑略》（总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七略》不仅是中国目录学的开端，而且也是一部很重要的古代学术专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就是以此书为蓝本创作而成的。

东汉末年，荀悦还依照《春秋》和《左传》的体例，依据《汉书》的内容，编写了编年体裁的《汉纪》30篇。会稽人赵晔编的《吴越春秋》、袁康撰的《越绝书》，则开创了编写地方志的先例。东汉政府陆续编修的《东观汉纪》，为后来学者研究东汉历史提供了翔实的材料，这本书同时也是我国第一部官修史书，表明史官职务的专门化。

四、秦汉造型艺术——雄放豪迈的秦汉雄风(www.xing528.com)

秦汉时期的造型艺术表现了广阔无垠的宇宙意识，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完美结合。这一时期的绘画成就，主要体现在宫廷壁画、墓室壁画和帛画上。两汉时期宫殿壁画较为盛行，主要以绘制历史故事、绘制本朝功臣肖像为内容。汉明帝时派人赴西域寻求佛法，归来后建立白马寺，寺壁曾画有千骑群象绕塔图，此乃中国佛教寺院壁画的开始。咸阳秦宫殿遗址壁画、洛阳西汉卜千秋墓壁画等，把现实和神话传说的内容、天上人间的万物形态都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当时宫廷、官邸、神庙、陵墓都有壁画。西汉的墓室壁画赋色典雅，格调庄重豪放，例如洛阳出土的烧沟61号西汉壁画墓，就发现了描绘“二桃杀三士”的壁画，画面上把齐景公神情威严、侍卫表情谦卑、晏婴机智过人、三壮士持勇寡谋与舍生取义的悲壮情景，描绘得淋漓尽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汉绘画艺术的成就。东汉后期的墓室常见壁画，多为描绘贵族奢华生活、农牧生产、战争以及鼓吹封建道德的圣贤、孝道、烈女、义士等历史故事画。在河北望都1号汉墓前室左右两壁画有侍卫二十几人，布局严谨，形象高大，人物性格鲜明，比例准确，堪称是东汉壁画最优秀的代表作。

汉代绘画中的另一类珍品是帛画，因其难于保存而尤为罕见。代表作是在1972年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那幅T型帛画（“遣策”称之为“非衣”），长205厘米，上宽92厘米，下宽48厘米。画面基本分为三部分：天上、人间、地下，其主题思想是引魂升天。上部描绘天界，以人首蛇身的女娲为中心，左日右月，日中有金乌，月中有蟾蜍、兔。女娲足下，双龙竞舞，扶桑树上，八日争辉，仙鹤仰首，鸿雁展翅。中部描绘人间，雍容华贵的老妇，拄杖款款而行，前有两小吏跪迎，后有三侍女相随，还有蛟龙神兽环绕在她周围，技法极为流畅，形神兼备。下部绘出两条交尾的大鱼（蛟龙），其上屹立的巨人双手托着列置鼎壶的白色扁平物，可能象征着大地。整幅画面，从上到下表现了天上、人间、地下的景色，有现实生活，有神话传说，有的写实，有的想像，堪称是中国古代帛画中之极品。此外人物造型带有风俗画性质，采用写实与装饰相结合的手法，线条流畅挺拔，色彩绚丽。马王堆3号墓出土4幅帛画，其中一幅与1号墓所出帛画内容构图和形制极为相似。汉朝的帛画是我国绘画现实主义传统的发轫，有着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展示了西汉绘画艺术的成就。

秦汉的大一统，使国家的财力和人力高度集中，迎来了中国雕塑史上的第一个高峰。被称之为“世界第八奇迹”的秦兵马俑，是这一成就的最好体现。兵马俑共有武士俑七千多件、战车百余辆、战马百余匹，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罕见的规模庞大的雕塑杰作。这些真人般大小的铠甲武士俑个个昂首挺胸，神态勇猛，并和鞍马、兵车按作战阵形排列，威武雄壮，气势磅礴，令每一个有幸参观的人都为之震撼。用写实主义手法塑造的那一个个形象各异、造型比例匀称、神态生动的兵马俑不仅展示了秦军阵容的威严肃穆，也显示了秦代无名工匠的卓越艺术才华。在西汉帝陵和王公大臣的墓葬中也曾先后发现了大批兵马俑。秦汉兵马俑的出土，不仅改写了中国的美术史，而且改写了中国的军事史、服饰史……不仅向世人展示了2000多年前的秦汉高超的雕塑艺术，也展示了其他多方面的内容。

秦汉时代的青铜雕像也有辉煌的成就，最负盛名的是东汉的“马踏飞燕”，它似一匹正在奔驰的骏马，三足腾空，右后腿集全身之力，踏在一只展翅疾飞的燕背上，构图呈倒三角形，动感很强，富有浪漫主义意味，现已成为现代中国旅游的标志。

画像石和画像砖作品是具有秦汉特色的艺术门类，艺术家以刀代笔，集绘画、雕刻于一体。画像石最早出现于西汉昭、宣时期，主要是用于墓室、石棺的建筑材料。其题材广泛，既有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楼阁建筑、人物、动物、天文星象，又有墓主车马出行、乐舞百戏、农耕纺织及各种图案花纹。雕刻技法有阴线刻、凹面刻、减地平面阴刻、浅浮雕、高浮雕和透雕。布局简洁疏朗，具有古朴豪放的风格特征。画像砖是秦汉时代的一种建筑装饰构件，多用于装饰墓室壁面，东汉是画像石艺术的鼎盛时期，其中以四川、山东等地出土的画像砖艺术造诣为高。

霍去病墓石刻是西汉最著名的大型石刻，艺术家运用循石造型的艺术手法，巧妙地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汇在一起，加强了作品的整体感和力度感，堪称传世之作，尤其是“马踏匈奴”石刻更是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典范。

五、气势恢弘的秦汉建筑：严整的都市规划和长城

秦汉时期的建筑气势恢弘、雄伟壮观，城市规划上各部分功能分明，布局严整合理，显示出娴熟的建筑思想与高超的建筑技巧。其中的宫殿建筑代表了当时建筑的最高水平。

（一）两汉都城：长安城、洛阳城

汉高祖刘邦时，改秦离宫、兴乐宫为长乐宫，作朝会施政之所；于长乐宫西南面修建了未央宫，两宫之间修有武库；汉惠帝时在这些宫殿周围修筑了城墙以及用于商品交易的东、西市；到汉武帝时，于长乐宫北建明光宫，于未央宫北建桂宫、修北宫，作为后宫等人的住所，并在西面城外修建了建章宫，同时扩建了上林苑，开凿了昆明池。至此，长安城初具规模。汉都长安，内外宫室145所，如未央宫，用名叫木兰的香木作栋，用有花纹的杏木作梁，柱基用玉石为之，金饰窗，玉饰门。2000余年后，在汉宫遗址上发现的铜器，涂金镂银，工巧绝伦；出土的砖瓦，古朴厚重，坚实耐用。

长安城的平面形状大致呈方形，外围轮廓却不甚规整。城周建有围墙，黄土夯筑，全长25.7公里，城内面积约为36平方公里。长安城四周均有城门，共12座，每座城门都有3个门道，8条大道相互交错，形成许多“丁字路口”或“十字路口”。这些大道的宽度为45米，被2条排水沟分成3条并行的道路，中间一条宽约20米，为皇帝专用，称为“驰道”。宫殿是长安城的主要建筑，城内的商业活动则聚集在城西北角的东、西九市进行。长安城南部建有上林苑，方圆200余里，为皇家苑囿。汉武帝时为解决城中用水不足的问题，在上林苑内开凿了昆明池，面积约10平方公里。王莽执政时，于长安城南郊修建了明堂、辟雍等礼制建筑，后又修建了宗庙。这些建筑都是按照儒家的传统礼制和阴阳五行学说设计建造的，规模宏大，结构复杂。

宫殿瓦当多为圆形或半圆形，当面上刻画有各种纹饰。两汉时的瓦当中，多动物纹、植物纹和云纹，最具代表性的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瓦当，此外还有凤、麒麟、兔、飞鸿、双鱼、星、月等图样。文字类瓦当也很常见，如“上林”、“汉并天下”、“千秋万岁”、“富贵延年”、“长乐未央延年益寿”等，较秦瓦当纹饰更为丰富。

总的看来，西汉长安城的规划改变了以前那种大小两城相套或分治的旧制，将宫城连同工商业区以及居民区同置于一城之内，且“面朝后市”。（《考工记》）宫殿面积占大多数，体现了当时城市浓郁的政治氛围。东汉洛阳新城建于光武帝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前后，其建制与长安城很相近，不同之处有，洛阳城外形略呈长方形，南北约9000米，东西宽约6000米，又称“九六城”；宫室建筑大量采用斗拱抬梁式木结构，文字瓦当的比重增加。东汉刘秀称帝后，都洛阳，修建了南宫和北宫等宫殿。北宫中的德阳殿是最重要的殿，周旋容万余人，璧高二丈，殿前的朱雀阙高耸入云，据说从40多里以外即可望见。

（二）秦代的宫殿建筑

秦代建筑的宫殿主要有咸阳宫、阿房宫、“六国宫殿”、行宫等。咸阳宫遗址位于咸阳城址北部的阶梯上，处在咸阳城的中轴线附近。三座现存遗址中的两座形成东西对称的高台宫观，两者之间由一条跨越上原谷道的飞阁连接而成。其中，位于谷道西测的1号遗址东西60米，南北45米，坐落在一座平面略呈L型的多层夯土高台上。台顶中部有两层楼堂构成的主体宫室，四周分布有上下不同层次的较小宫室。底层建筑的周围环绕有回廊。整个建筑结构十分紧凑，布局上高低错落，层次分明。一些房屋内还发现有壁画残迹，十分罕见。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令人把六国宫殿的图样摹绘下来，在咸阳照样兴建，他又在上林苑着手兴建了规模宏大的朝宫，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阿房宫。阿房宫位于渭南上林苑，史载阿房宫如果建成，“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为阙”，规模甚巨。（《史记·秦始皇本纪》）由于秦二世而亡阿房宫主体建筑尚未来得及兴建。至今，阿房宫前殿还残留有高大的夯土台遗存，东西1200米，南北450米。宫殿区附近发现有铸铜、冶铁、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应该是专为宫殿建筑提供服务的。

“六国宫殿”是秦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陆续修建的，史书记载“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史记·秦始皇本纪》）象征着秦对全国疆域的控制。秦行宫遍及全国各地，如辽宁姜女石地区、山海关等地就分布有多处秦建筑遗址，规模都比较大。其中的山海关金山嘴内的横山宫遗址，面积2400平方米，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正房7间，夯土台基，有门厅、础石等建筑构件。西部又分东西两组建筑，每组进深4间，面阔5间，形成一个拥有40间大小相等房间的宫殿建筑群，为“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称“四百余”的一部分，是秦始皇东巡时的离宫。

（三）秦汉长城

秦汉时期，为了防御以匈奴为主的北方少数游牧民族的入侵，在北方边境地带修筑了长城，并在长城沿线建立了边城、障塞，设置了烽燧。

秦代的长城主要是将战国时期燕、赵、秦三国所修建的长城连接起来，再加以增补修建而成的。它西起甘肃岷县，东至辽宁阜新，中间经过宁夏、内蒙古、河北等地。西汉时对这条长城加以修缮，汉武帝时还将长城向西北延伸，从内蒙古居延海附近一直延伸到甘肃、新疆的交界处。在修建方式上，采取了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做法。平地多以土夯筑，山间则用石块垒砌，还有的地段以土石混筑，甘肃西部地区的长城则采取于夯土中夹筑芦苇的方式。

汉代在长城沿线的内侧大量设置以屯戍为主要目的边城。这些边城均建有城郭，还有的分为内城和外城两个部分，具备一定的规模。城中除有官署建筑以外，还有民居店铺和手工业作坊等。长城上的障塞则为驻兵之所，平面呈方形，周围建造有围墙。障塞外筑的土台，便是用来通报战况、屯兵戍守的烽燧。